四川
1902年，紫禁城收到了一張折子，上頭赫然寫著四個大字：“大好開端”。
遞本子的那位清朝大員，這會兒正做著美夢呢。
為啥這么高興？
因為剛簽完那個《中英續議商通商行船條約》，英國那邊總算是有個好臉了，說是將來可以“琢磨琢磨”把治外法權給撤了。
其實這就是個徹頭徹尾的騙局。
英國佬在合同里挖了個大坑：想讓我廢除特權可以，前提是你們中國的法律和審判那一套，得改得讓我滿意才行。
這標準怎么定，全憑人家一張嘴。
可大清朝廷那幫人，簡直像輸光了底褲的賭鬼，人家莊家隨便說句漂亮話，他們就以為自己要回本了。
這場面，看著真讓人哭笑不得。
咱們把日歷往前翻，從鴉片戰爭到新中國成立，你會發現咱們對付那些“霸王條款”的思路，變了三回。
每一回，都是在算那個關于活命和臉面的大賬。
頭一筆賬，就是晚清那種“要飯思維”。
1901年簽的《辛丑條約》，那是真要把人逼死。
不光是賠那四億五千萬兩銀子，最要命的是，這等于給了列強一張隨便刷的卡。
那時候的中國，身上背了足足四百五十五個不平等條約，被捆得跟個木乃伊似的。
有人說是進了盤絲洞，其實我看更像是一本閻王爺的“爛賬本”。
洋人搶走的哪止香港、臺灣這幾塊地，連海關誰說了算、關稅收多少、犯了法誰來審，這些命根子全讓人拿捏了。
在朝廷看來，這債是躲不掉的。
打仗是送死，跑路沒地兒去，也就剩下一招：跪著求。
晚清搞的那幾次“修約”，就是這么個背景。
像張蔭棠、伍廷芳這些外交官，確實是一心想救國，滿世界跑。
人是有骨氣的，可朝廷的膝蓋是軟的。
只要咱們這邊敢提改條約的事，洋人的回復就倆字：不服？
打！
在那個桌子上，壓根就沒有你說理的份兒，只有聽令的份兒。
就拿1902年那次所謂的“大捷”來說吧。
英國佬說“等你們把法律整明白了再說”，這擺明了就是耍賴拖時間。
這就好比債主跟楊白勞說：“等你哪天成首富了，我就不要你的錢了。”
這話聽著好聽，其實就是根攪屎棍。
那幫當官的咋就信了這鬼話？
因為沒招啊。
在他們的小算盤里，只要洋槍洋炮不往宮里打，只要皇位還能坐得穩，哪怕是人家施舍的一點面子，也值得放鞭炮慶祝。
這種“跪求施舍”的日子過了幾年，老百姓不干了，自己算了第二筆賬。
1905年，美國人搞了個欺負華人的《排華法案》，國內一下子炸鍋了，大伙兒開始抵制美國貨。
這回是民間自己拿的主意。
那時候洋貨確實物美價廉，按理說大家該搶著買。
可偏偏在廣州、上海這些大城市，到處都貼著“不買美國貨”。
鋪子里主動把貨撤了，學生工人誰也不碰。
這事兒要在生意場上講不通。
有個做買賣的撂下一句狠話：“東西再便宜，咱們中國人也不能被人當猴耍！”
這話聽著粗，理不粗。
說明咱們老百姓醒過味兒來了：世上有些東西，多少錢都不賣。
最讓人心酸的是海外那些同胞。
舊金山有個華商說得好：“不能光看著國內受罪，咱們在外頭也得硬氣點！”
他們不光不買東西，還湊錢往家里寄。
這就是一種“及時止損”的聰明勁兒。
雖說那時候老百姓力氣小，掀不翻談判桌，但至少證明了一點：大伙兒都知道，靠朝廷那種磕頭求饒的法子，這賣身契是一輩子也撕不完的。
真正翻天覆地的變化，是在1949年。
新中國剛成立，對著那一堆舊賬本，毛主席和周恩來總理重新算了一筆賬：徹底清算。
那會兒，英國佬還做白日夢呢。
他們尋思著，無非就是換個管事兒的，以前簽的條約里關于香港那些特權，估計還能接著用，頂多再討價還價一番。
英國那幫代表鼻孔朝天，準備把以前那套老把戲再演一遍——拖字訣、打馬虎眼、亂提條件。
換你是當家人，你怎么選？
擺在眼前的就兩條道：
一條是學大清，認了以前的舊賬，然后慢慢磨嘴皮子，求人家改改。
這路子穩，不惹事。
另一條，直接把桌子掀了，以前簽的一概不認。
走第二條路那是提著腦袋干。
新國家剛建起來，窮得叮當響，外頭還封鎖著，經濟制裁的大棒懸在頭頂。
這時候再跟英國徹底翻臉，日子肯定更難過。
可周總理的態度硬得像塊鐵：“另起爐灶。”
這可不是耍脾氣，這是大智慧。
周總理直接跟英國人攤牌：別拿以前的破條約壓人，香港的事兒得重新談，必須平起平坐。
想干涉中國內政？
門兒都沒有。
這賬算得太精了：你要是認了頭一張賣身契，后面幾百張你都得認。
只要開了這個口子，中國就永遠是個“補鍋匠”。
只有把舊社會的根兒刨了，新中國的腰桿子才能挺直。
這么硬氣，當然得付出代價。
西方國家搞經濟封鎖想把咱們困死。
可結果呢？
中國不光沒趴下，還進了聯合國，逼著全世界按新規矩辦事。
等到1972年中美把手一握，最后那點不平等條約的鏈子，早就銹爛了，沒用了。
從鴉片戰爭到七十年代，這一百多年，咱們其實就忙活了一件事：把洋人硬塞給咱們的“奴才證”，換成了自己手里的“房產證”。
再回頭瞅瞅1902年那份“大好開端”的折子，真是一個天大的笑話。
他們以為跪下就能要到飯，結果被人耍得團團轉。
當年丘逢甲把臺灣割出去的時候，寫的那句“四百萬人同一哭”，那是絕望到了極點，也是醒悟的開始。
真正的本事，從來不是靠在桌上磕頭磕出來的，那是靠拳頭和骨頭把桌子拍碎了掙回來的。
1949年天安門上的那個聲音，不光是建立了一個新政權，更是把以前那種窩囊活法徹底給翻過來了。
打那以后，中國再也不是那個在條約夾縫里求生存的倒霉蛋，而是成了定規矩的人。
這筆歷史的爛賬，總算是結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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