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耀武被俘進入功德林后，逢人就問：你們看見我的參謀長了嗎

一九五六年盛夏的清晨，京西石景山腳下的功德林戰犯管理所迎來了一批新學員。送押車門一開，王耀武緩緩走下臺階，神態平靜，可一雙眼睛卻不住在周圍搜尋。還未等警衛開口，他便低聲嘟噥：“有沒有見到我那位參謀長？”值勤戰士面面相覷，這句話此后數日從王耀武嘴里反復冒出，成了他入所改造最鮮明的“口頭禪”。

熟悉他的人都知道，王耀武的這位“參謀長”并非泛泛之輩，而是黃埔四期高材生邱維達。問題是，功德林里關押的一百多名甲級、乙級戰犯名單里，并沒有邱維達。王耀武一連數天沒尋得人影，心里納悶不已。要弄清這樁懸念，還要把日歷往回翻到一九四八年的濟南。

那年九月初，國共和談早已名存實亡，蔣介石調動百萬大軍妄圖困死華東野戰軍，結果卻被粟裕搶先發難。濟南戰役打響前夜，時任第二綏靖區司令官的王耀武飛回老巢，試圖親自坐鎮突圍。濟南的南部丘陵地帶是他認為的最后屏障，茂陵山、硯池山一字橫陳，他把坦克和重炮重疊配置，暗自算計：“縱有十倍來敵，也要讓他們吃苦頭。”

結果呢？重炮前奏甫一落幕，解放軍的突擊營已貼到山腳。硝煙里，膠濟鐵路被切斷，空運跑道被火力封死，東南防線崩潰。王耀武驚愕之余，連夜調七十四師回援。可惜事與愿違，三輪沖鋒未能撼動解放軍分毫，反倒讓自己的精銳折損殆盡。十七日夜，濟南外城被撕開缺口，他只好帶著少數衛士西南突圍。

從將軍變游俠只在轉瞬之間。王耀武換上布衣，藏身村舍，靠老鄉施舍的玉米餅充饑。最要命的破綻，是他隨身帶的那包雪白棉紙。解放區農家里哪見過如此講究的紙張？“這怕不是大官兒吧？”巡邏民兵一句耳語，把他推向了命運的新岔路。十月二十日，王耀武在禹城落網。押往華東野戰軍司令部途中，他對身邊哨兵苦笑：“失算了，一手好牌打到這份上。”

王耀武很快表現出配合姿態，接連寫勸降信，還到電臺現身說法。但在心底，他放不下跟隨自己近二十年的那個人——參謀長邱維達。二人相識要追溯到一九二八年春，彼時王耀武任國民革命軍二十五師七十三團營長，正擴軍整編，需要熟手做參謀。有人推薦了才從黃埔四期畢業、在校任區隊長的湖南人邱維達。一個精明干練、思維快捷，一個擅長用兵、喜歡冒險，兩人一拍即合。此后北伐、剿共、抗戰，走南闖北，幾乎形影不離。

抗戰爆發后，他們在南京保衛戰中經歷血火。秦淮河畔搶占制高點、雨花臺下暗夜突圍，邱維達給王耀武出了不少妙計；長沙會戰、常德保衛戰，他們又并肩死守孤城。王耀武真正的“用兵如神”，其實離不開邱維達在背后反復推演的沙盤和作戰處方。到了一九四六年，七十四師擴編為軍，邱維達順勢升為軍長。論資格，他比王耀武低一輩；論情義，卻是王耀武最倚重的謀士。

可等到內戰進入尾聲，形勢已不能以意志力逆轉。一九四九年一月，盧龍集決戰前夜，邱維達面對粟裕大迂回的態勢，夜里兩點獨自走進指揮部敲響王耀武的電話。“老長官，我看守不住了，兄弟我先走一步。”電話那頭沉默良久，只留“保重”二字。邱維達率部在蕭縣向華東野戰軍主動放下武器，被按“起義”而非“被俘”處理，隨后編入華東軍區教導團學習。正是這段“先行投誠”，讓他避開了功德林那長長的戰犯名單。

一九五零年冬，東南戰事緊張，國防部急需熟悉國民黨兵法體系的人才做智庫。劉伯承元帥親點，將邱維達調至剛成立半年的南京軍事學院。那時的南京古城墻上還能看到戰爭留下的彈痕，校園里卻已搭起簡易教室，黑板是臨時從廢棄兵營抬來刷漆。邱維達進校后寫下第一份報告，建議在野戰兵團作戰學課程中增加美式步坦協同部分，理由很實在：“對手曾用過的東西，咱們更得吃透。”劉帥批示：可行，速辦。

教學忙，改造也沒拉下。課余時間，邱維達同其他起義將領一道，學習新憲法、土地改革法。他常跟老伙計盧勝說：“當年學《戰術學》背得滾瓜爛熟，到頭來還是要先把人民裝進心里，這課更難，也更重要。”漸漸地，他從“旁聽生”變成正式教師，主講合同戰術和要塞攻防。年輕學員喜歡找他聊天，因為這位頭發花白的少將軍長能把最枯燥的教范拆成一個個戰例，時不時拋出一句湖南俚語，教室里常響起笑聲。

就這樣，邱維達的日子一晃過了六年。與此同時，功德林里的王耀武始終不解，為什么昔日左右手不見蹤影。直到一九五六年秋，管理所組織舊部互訪，南京軍事學院寄來一封信：“王將軍臺鑒，維達在寧，執教鯤鵬。愿君好學自新，日后相見，還談兵論劍。”王耀武反復摩挲那幾行鋼筆字，良久無語。有人聽見他輕輕說了句：“老邱原來真活得有聲有色。”

這封信像一把鑰匙，悄悄撬開了王耀武心里的閂。他開始在學習室前排就坐，認真做筆記，遇到不了解的政治術語，便向輔導員請教，還主動為年齡大的戰犯朗讀文件，贏得不少好評。一九五八年，他被推選為學習小組長。有人打趣：“王司令還是會帶兵。”他聳聳肩：“這回帶自己，難度更大。”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下旬，中央簽發第一批特赦令，王耀武名列其中。走出功德林大門時，風有些冷，他下意識摸了摸兜里，那里裝著邱維達的來信。他被安排到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任專員，常年的輿圖、檔案，又激起他掩藏多年的軍事興趣。整理抗戰史料時，他寫下這樣一句：“昔日錯認敵友，今日方知天下大道，晚矣，然亦幸矣。”字跡遒勁，像極了當年炮火中的手令。

而千里之外的南京，邱維達依舊在黑板前揮粉筆。學員們背后議論，這位“邱老”講課一口氣能站三小時，卻從不高談闊論政治，只一句：“軍人若不懂人民之義，戰場上永遠懂不了勝負。”一九六二年，軍事學院擴充陸航、兩棲作戰科目，他又被推上新課程負責人。那年，他已五十六歲，仍堅持手繪戰術圖，累了就喝口濃茶繼續畫，有時通宵到天亮。

六十年代末，邱維達回湖南老家小住，白天陪母親種菜，夜里提燈整理自己保留下來的抗戰筆記。他想做一件事：把二十多年戎馬生涯寫下來，留給后輩做反面鏡鑒。一九七〇年初稿完成，他自嘲：“此乃敗軍將領備忘，或有可取。”十六萬字的手稿被朋友帶到南京，后來不少章節被引用進學院內部教材。

至此，那段“參謀長去哪了”的插曲才算圓滿。王耀武與邱維達，活成了兩條相交又分岔的軌跡：一人在功德林里讀書思過，一人在講臺上傳授兵學；一個等來特赦重回社會，一個早已用新身份證明價值。歲月推移，二人終究未能再把盞長談，但他們的命運兜兜轉轉，折射出同一條歷史主線——在風雨激蕩的近現代中國，個人際遇常與時代洪流緊緊相纏，一念之差，結局天壤。

這就是王耀武在功德林“逢人便問”的答案：參謀長不在戰犯席位，而在新共和國的課堂上，講述如何打贏下一場保家衛國的戰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