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隔近百年，國內蒙古族如何看待蒙古國？是遠方親戚還是外國人？

1949年10月1日，紅旗在北京城頭第一次升起。彼時，距外蒙古宣告獨立已二十八年，而內蒙古自治政府才剛剛走過短短兩歲。幾千里草原被政治邊界割開，從此兩側的蒙古包聽著不同的廣播、使用不同的貨幣，也在各自的時代洪流里漸行漸遠。

說到情感紐帶，先得回到清末。清政府滅亡的同時，沙俄軍隊已經壓到庫倫城外。哲布尊丹巴被推上“可汗”寶座，這一舉動在當時的內地報紙上被稱作“沙俄的新棋子”。對漠南草原的王公來說，那是親族的突然出走，滿營疑惑，卻無計可施。隨后，北洋政府的忙亂與南北分裂，把這條裂縫徹底撕開。自此，“漠北蒙古”成為“外蒙”，漠南蒙古則在中華版圖內保留下來。

三十年代初，察哈爾騎兵師的老兵們常到張北的茶館里高談時局。有一次，老騎兵博彥對同伴說：“他們再也回不來了。”這一句無奈的坦言，記錄在當時的口述里，也照見了草原腹地漸生的兩種心態——懷念與隔閡并存。

1945年8月，蘇聯紅軍南下，外蒙古問題再次被擺上桌面。外蒙的“獨立公投”在蘇聯軍車的轟鳴聲中進行，投票率百分之百，贊成率幾乎一邊倒。南京政府最終在1946年被迫承認其獨立，150多萬平方公里自此化作異邦。對今天的中國蒙古族來說，這是家譜上一道痛苦難解的折痕。

從法律概念上講，內蒙古自治區的蒙古族公民屬于中華人民共和國，蒙古國公民則是外國人。這條分界線清清楚楚地寫在護照與簽證上。可倘若追溯血緣與文化，同一祖先、共同的史詩、相似的口音，又讓不少人難以把對岸草原當成純粹的“他者”。于是，在心理認同這件事上，分寸就變得微妙。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內蒙古自治區進入大規模牧區合作化，土默特草原出現第一批“五畜合作社”。游牧轉定居，草場被科學劃區，孩子們進了新學校，學蒙語，也學漢語。那時候的蘇蒙友好條約曾被新聞簡短報道，然而內蒙古的老人們發現，外蒙的路牌寫的是斯拉夫式字母，讀音也開始有俄式味道。語言差距，被現代教育無限放大。

文化層面，同宗不同調的故事更明顯。內蒙古的那達慕，近幾十年里添加了籃球賽、文藝匯演甚至攝影展；蒙古國的草原大會依舊高唱喇嘛教贊詞，摔跤手出場前要先走三圈迎風禮。雙方都保留傳統，表現卻已截然不同。烏蘭牧騎的隊員去烏蘭巴托巡演時常感慨：觀眾熱情不減，可后臺用電設備還停留在八十年代。

經濟距離也在拉大。改革開放后，呼和浩特乳業基地迅速成長，鄂爾多斯羊絨走向全球；而蒙古國的工業體系屢遭蘇聯解體影響，只能依賴礦產與畜牧出口。若把人均GDP相減，會看見一個不小的數字鴻溝。收入差異讓“遠房親戚”這一說法愈發抽象——畢竟，邊貿市場上討價還價時，對面可用的是美元或圖格里克，跟鄉情無關。

有意思的是，盡管社會面交流有限，學術界一直沒停下追源溯祖的腳步。北京民族大學在1990年代組織過幾次聯合考古，邀來蒙古國學者共同發掘匈奴墓葬。考古隊里，來自錫林浩特的青年研究員額爾敦提到家族遷徙史時，說了一句玩笑：“祖宗留給我們的不僅是馬背，還有分不完的邊界。”同行的蒙古國老教授聽了，沉默良久，只回了一聲“嗯”。

宗教信仰變化同樣影響認同。內蒙古的部分廟宇在文革后重修，法會里加入了現代音樂與漢語解說；蒙古國在九十年代擺脫社會主義陣痛，藏傳佛教借機復興，年輕喇嘛多在印度學習，理念更趨傳統。表面看是一脈相承，細究卻是兩條岔路。

再來看家庭層面的互動。沿邊旗縣的老人過去常靠驛馬走親，如今得先辦護照、申辦口岸簽注。手續不算難，但那層玻璃似的“國境”足以讓許多親友往來漸稀。臨近錫貝爾特口岸的小村莊，逢集時偶見蒙古國商販賣馴鹿茸，內地買家只當普通外貿。血緣與買賣，被時代塞進各自格子。

年輕一代的觀點更干脆。內蒙古高校的學生提起蒙古國，首先想到的是街頭的“成吉思汗”紀念品與里程碑式搖滾樂隊，而非族譜。網絡時代的符號替代了家族故事，“遠房親戚”轉眼變成旅行目的地，或者游戲里的異國場景。

當然，也有人堅持情感。通遼的一位老蘇木長逢年過節仍會誦唱《江格爾》，并把錄音寄往烏蘭巴托的舊識手中。他說：“咱們的歌在那邊，他們的山在這邊，總要有人記住。”這份執念像荒草根，頑強卻低調。

歷史教科書在內外蒙古講述的章節并不完全相同。內蒙古學生熟悉“多民族國家共同體”的提法，蒙古國學生則背誦“曾經的大蒙古帝國”。話語體系的不對稱，加深了彼此認知溝壑。誤讀并非來自血緣，而是政治與教育的長期分岔。

再談到婚姻現狀。中國法律承認涉外婚姻，但家庭與鄉里觀念往往更加保守。近年統計顯示，在中蒙邊境旗縣登記的跨國婚姻比例低于1‰。原因并非敵意，更多是生活方式與收入期待的落差——一個希望定居城鎮，另一個依戀牧場，日常就難以協調。

“他們過節放羊，我們過節逛商場。”這是呼倫貝爾某牧場經理對媒體的原話。雖顯直白，卻一語中的。互視的差異感與日俱增，血緣在經濟與文化重塑前逐漸變得模糊。

然而，某些共同記憶依舊牢固。馬頭琴的長調響起，兩旁草浪翻滾，無論國界在何處，那段旋律中的曠遠與孤寂，都能讓聽者瞬間聯想到遼闊天穹下的銀色氈房。這種情感，不因護照顏色而消失，只是被層層現代敘事包裹。

總體來看，國內蒙古族談到蒙古國時，最常出現的評價并非“仇怨”或“親昵”，而是介于兩者之間的平靜。歷史沉淀下的現實經驗告訴他們：民族相近不等于道路相同，傳統一致也未必價值同構。于是，“外國人”一詞成為交往場合最便捷的標簽，而“遠房親戚”則留給茶余飯后的嘆息。

如果要為這段百年分離找一句注腳，也許是草原上那句常被掛在嘴邊的古老格言：“風可越山，馬可越河，心若不并肩，天涯也是兩地。”當它在夜色中被輕輕吟出，人們大多只是望向星空，沒有人再去追問疆界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