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屆李成東2026“專業主義”電商年度演講未刪減全文

感謝各位海豚社的企業家、投資人，以及媒體朋友，再次來到現場，參加2026年“專業主義”年度演講。

也希望在接下來將近3個小時、200頁PPT的分享中，我能夠把過去一年里，在地緣政治劇烈震蕩、全球秩序深度重構的大背景下，對全球化新階段與結構性機會的一些系統性思考，完整地呈現給大家，給各位帶來真正有價值的啟發。

今年是第五屆東哥年度演講，主題是——「全球性視野 · 亂世出英雄」。

所以今年的視角，會比以往更加宏大一些。內容分為上下兩大部分：

上半場，我們用縱向視角，回看過去600年商業與全球秩序的演化，從大航海時代，一直到今天的科技全球化與地緣重構，去理解：商業、資本與國家力量，是如何在歷史長周期中相互塑造的。

下半場，我們用橫向視角，系統梳理過去二三十年，中國企業全球化的真實路徑，從制造出海、資源出海，到品牌出海、資本出海與技術出海。通過上百個真實案例，試圖抽象出一套跨越周期、可以長期復用的全球化底層規律。

今天，我們不是簡單復盤歷史，而是希望在歷史與現實的交叉點上，回答一個更現實的問題：在一個更加分裂、更加動蕩、更加不確定的世界里，中國企業、中國資本，如何真正建立屬于自己的全球性視野與長期優勢。

接下來，我先用大約20分鐘時間，來回答一個核心問題：為什么在2026年，我們必須提到「全球性視野」，也正是從這個問題開始，進入今天演講的主題。

引言：

過去一年，中國有許多“高光時刻”。

從年初的DeepSeek時刻、泡泡瑪特爆火、新能源汽車暢銷全球，到半導體、生物醫藥和具身智能崛起、殲10擊落陣風，再到貿易順差過萬億美元，又憑“稀土”這張牌迫使美國在貿易戰中妥協讓步，確認了G2格局。

國家越來越強大，但是為何國內的消費和投資信心依舊非常低迷？

回顧歷史，西班牙也曾有一段相似的時期。16世紀，西班牙的海外殖民擴張達到頂峰，在中南美洲占領墨西哥和秘魯；在亞洲以菲律賓為據點，開展馬尼拉大帆船貿易；在歐洲本土更是擁有尼德蘭、意大利等富庶的領土，是世界上首個“日不落帝國”。

但殖民擴張帶來的財富并未惠及平民，反而加劇了西班牙的社會矛盾。而當下，中國社會正在經歷著相似的困境——

一方面，2022-2025年，全國房價跌幅45%，財富蒸發200萬億，1億中產家庭受到沖擊。其中，一線城市平均跌幅高達35%，二線平均46.7%（武漢跌了56%），幾乎與當年日本的跌幅持平（日本平均跌幅50%）；

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信用的修復任重道遠。截至2025年10月，中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應收賬款的規模達27.7萬億元，其占GDP的比重由2020年的15.86%上升至2024年的19.31%，地方政府部門拖欠企業部門賬款的問題較為突出。政府欠款規模或超11萬億，拖欠主體以區縣中小城投平臺為主。

這主要是由土地財政引發的后遺癥。2021年賣地峰值收入8.7萬億，2025年賣地收入4.15萬億，相當于2013年。過去四年賣地總收入21.5萬億，比峰值時期少賣13.3萬億元。

過去的四年，政府、企業和消費者都在為曾經的激進政策和行為買單，持續去杠桿。何時去杠桿完成了、何時穩定住房地產，何時內循環開始真正啟動。

總的來說，2025年外循環火熱，內循環死氣沉沉；新經濟蓬勃生機，舊經濟內卷通縮。2026年外循環加速，內循環依然艱難，不過能見曙光。

那么，2025年國內消費有哪些新變化？2026年又存在哪些新機會？

其實我們可以換個角度思考，把時間往前推到十年、二十年前，甚至兩百年、六百年前，全球商業史到底給了我們哪些啟示？又有哪些規律？以史為鑒。

接下來，正式進入我們的主題：

全球化時代，全球性視野

一直以來，史學界都有個觀點：中國在近兩百年間才落后，在此前長達兩千多年的歷史中，長期處于全球領先地位。

過去2000年，中國經濟曾領先全球1800年

數據來源：橋水基金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麥迪遜的統計數據

根據圖表，在1841年第一次鴉片戰爭之前，中國一直是全球經濟的引領者；然而，事實上自1433年鄭和最后一次下西洋之后，后續的明清兩朝就一直實行“海禁政策”，與大航海時代幾乎完全錯過。

這顯然是相悖的。在1433年至1841年的四百年間，中國真的完全沒有任何參與大航海時代嗎？

其實中國一直都是大航海時代的參與者。1620年，歐洲人因為宗教改革被迫移民北美；在比這更早的兩百年前，中國人因國內戰爭而轉向東南亞。從零星的華人社區到獨立王國，后又參與到西方殖民者的統治生態當中，建立自己的武裝商貿集團，壟斷東南亞貿易。

“1620年，一群以英國清教徒為核心的移民，為逃離宗教壓迫，經荷蘭轉赴北美，在普利茅斯定居，開啟了英美歷史上以“逃離壓迫”為動因的移民模式。
他們乘坐的船只名為“五月花號”，并在法律真空狀態下自愿簽訂《五月花號公約》，宣告“我們自愿組成一個公民政治體，為共同利益制定法律并服從”，為北美自治與契約政治奠定了早期范式。”

1405-1433年鄭和七下西洋期間，爪哇島的舊港已有數千人聚居的華人社區。十九世紀鴉片戰爭后，中國人開始大規模下南洋，經過數百年的繁衍生息，才有了現在東南亞3500萬華人。

從零星的華人社區到獨立王國，后又參與到西方殖民者的統治生態當中，建立自己的武裝商貿集團，壟斷東南亞貿易，幾百年來，華人一直活躍在東南亞各個角落。

在十七世紀的荷蘭東印度公司報告中，華人掌控印尼雅加達的蔗糖、胡椒批發，占當時城際貿易額的70%，迫使荷方依賴華人中介。

實際上當時的華人在東南亞不只是掌控貿易，還掌控了東南亞的種植園。正因如此，西班牙/荷蘭殖民者視華商為最大威脅，有過十余次針對華人社區的大屠殺。

“包稅制：是指政府通過招標或協議，將一定時期內的稅收征收權轉讓給私人（包稅人）的制度。17—19世紀的東南亞在歐洲殖民統治下，由于殖民者對當地社會結構不熟、行政能力有限，普遍采用包稅制以降低治理成本、最大化財政收益，同時依賴熟悉當地社會與商業網絡的華商擔任包稅人。利潤豐厚的稅項如鴉片、酒類、賭博專營權，以及市場稅、通行稅等，常被分包出去。

例如18世紀中葉，印尼巴達維亞（今雅加達）的鴉片包稅權，每年為荷蘭東印度公司帶來超過3.5萬兩白銀的固定收入。

在這一安排下，華商實際上成為歐洲殖民政權在東南亞的財政與經濟代理人，包稅權又常與放貸、種植園、采礦等商業活動結合，形成垂直壟斷，推動華人商業帝國擴張，并深度嵌入殖民經濟體系。”

教科書和西方研究經常將明清時期描述為“自我封閉、文化保守、技術落后、不團結，不好戰、拒絕與世界接軌。”事實上，1433-1840年，中國并非當時全球化殖民貿易浪潮的旁觀者，而是深度參與者，在特定時期的東南亞地區甚至還是主導者。

正所謂“富貴險中求”，官方的閉關鎖國，并沒有阻擋中國民間的出海熱情。當下，我們正在經歷著史無前例的、屬于中國人的全球化浪潮。哪里有發財的機會，哪里就有中國人。

六百年全球商業進化史

回顧五次創新技術革命，每一次都給全球商業歷程帶來了巨大的變革，一些國家、公司脫穎而出，成為時代的弄潮兒。

• 航海技術革命

在航海技術革命中，卡拉維爾帆船的發明是最重要的創新之一。它使歐洲船隊得以從依賴海岸線的摸索，轉向主動規劃并穿越未知大洋，最終將偶然的探險變為必然的全球聯系，徹底改寫了世界地圖。同時也開啟了三百年大航海時代的香料、絲綢、瓷器等貿易機會。

“卡拉維爾帆船的混合帆裝實現了逆風航行，星盤與象限儀的運用使船只得以在遠海通過測定緯度來保持航向。這套“船-導航-火力”的組合，共同解決了跨洋航行的三大難題：動力與耐波性、定位與導航、自持力與安全。”

1415-1699年的大航海時代，可以分為探索與航線發現、海外貿易與殖民擴張、殖民與全球化貿易這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由葡萄牙人主導，主要財富來源，一是掠奪西非黃金、開采巴西金礦；二是壟斷新航路的香料貿易，年入百萬金幣；三是首創三角貿易，發展甘蔗種植園經濟，貢獻40%的王室收入，

第二階段由西班牙主導，主要財富來源，一是征服中南美洲兩大帝國以后，掠奪大量黃金；二是開采美洲銀礦，貢獻70%以上的財政收入；三是開辟向西航行到亞洲的新航線，發展馬尼拉大帆船貿易，獲利超6倍。

“馬尼拉帆船貿易：在1571年至1821年間，從西屬美洲運抵菲律賓馬尼拉并流入中國的白銀總量可能高達4億比索（約3億兩白銀）。大帆船裝載的貨物中，90%以上是中國產品，尤其以生絲、絲綢和瓷器為主。巨額白銀的流入極大刺激了中國東南沿海地區（如福建月港）的商品經濟發展與早期工業化進程，同時對明清時期的經濟貨幣化、稅收改革（如一條鞭法、攤丁入畝）以及物價體系產生了深遠影響。通過馬尼拉貿易，中國不僅成為當時全球最大的制造品出口國，也穩居奢侈品出口的中心地位。長期來看，全球白銀產量的30%至50%最終流入中國。

大量美洲金銀涌入導致貨幣貶值、物價飛漲，16世紀西班牙物價平均上漲了4倍，本土工商業凋敝。由于能輕松地用黃金購買國外質優價廉的商品（如英國的呢絨、荷蘭的船只），本國脆弱的工農業在競爭中迅速凋敝。據統計，在1492年至1595年間，從美洲運回的金銀僅有約5%留在了西班牙國內，絕大部分都流向了英法等國的生產者和債權人手中。這使得西班牙的繁榮建立在對外的依賴上，經濟基礎極其脆弱，最終在大國的角逐中衰落。”

第三階段由“海上馬車夫”荷蘭主導，主要財富來源，一是荷蘭東印度公司壟斷香料貿易，二是劫掠西班牙商船，開啟“海盜致富”的篇章，而這也成為后來英、法積累原始資本的重要手段，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一世甚至頒發“私掠許可證”，授權海盜劫掠西班牙商船，并共享戰利品。

整體來說，航海技術創新帶來的地理大發現，加強了東西方連接，推動了第一波全球化，主要以東方奢侈品貿易（香料、絲綢瓷器）、拉美和非洲的殖民掠奪、種植園經濟為主。

• 蒸汽機革命

1760年，英國爆發了蒸汽機革命，全球化開始進入到工業化時代。蒸汽機帶來的第一次工業革命，令全球貿易從“奢侈品貿易”轉向“大宗商品貿易”；從初級產品貿易，轉向制造業深加工商品貿易；同時，全球性金融服務業開始崛起。

第一次工業革命大大加強了世界各地之間的聯系，最終確立了歐洲列強對世界的統治地位，率先完成工業革命的英國，很快就成為了世界霸主。1820年，英國工業產值占全球50%，長期占據全球貿易額的20%-30%，通過“工業品出口+全球貿易服務+金融結算”，成為世界最大賺錢機器。

在英國崛起的過程中，三角貿易和東印度公司貿易，為它積累了原始資本；隨著對印度殖民的深入，土地稅和商品稅取代了貿易利潤，成為東印度公司的核心收入；工業革命開始后，印度則變成英國的原料產地和商品傾銷市場，為英國貢獻了巨大財富。到19世紀中后期，英國戰艦數量和商用船只噸位均位列全球第一，P&O船運公司也成為當時世界上最大的航運公司。

從殖民地獲取的財富，被資本家投入到國內各地的銀行、工廠、運河和鐵路建設中，為工業革命持續輸血，令英國完成了從“商業帝國”到“工業帝國”的角色轉換，工業產出也成為了主要收入來源。其中，南威爾士“鐵業集群”中的幾大鐵廠成為全球最大的鋼鐵生產工廠，普拉特兄弟有限公司成為全球最大紡織機械制造商，穆雷紗廠發展成世界最大規模的棉紡綜合體。

此外，發達的金融體系，滿足了工業化過程中巨量的、長期的資金需求，在英國收割全球財富的過程中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一來，航海風險催生了英國保險帝國勞合社，是18世紀末全球最大的海上保險公司，為當時的世界貿易體系提供了關鍵的金融基礎設施；二來，匯豐銀行在19世紀末支撐著三分之一的中英貿易，奠定了香港的亞洲金融中心地位；三來，20世紀初，倫敦證券交易所上市并交易的證券占“全球可供投資的公共資本”的約1/3，是當時世界上規模最大、最國際化的證券市場。

• 電力與內燃機革命

19世紀60年代開始，第二次工業革命爆發，以電力和內燃機的廣泛應用為標志：西門子制成實用發電機、愛迪生發明白熾燈泡、卡爾·本茨制造出第一輛實用內燃機汽車、萊特兄弟成功試飛第一架飛機、貝爾發明電話，這些發明從根本上改變了人類的生產與生活。

電氣化、石油工業、造船和汽車制造業的迅猛發展，使美國生產力空前提升。1880年，標準石油公司已控制全球原油貿易約2/3的市場份額；福特汽車公司在1913年率先采用流水線裝配工藝，一度占據全球汽車總產量的半壁江山；通用電氣公司掌握電力時代的工業霸權；杜邦公司的材料革命支撐起現代的化工行業文明。

憑借強大的工業實力和科技創新，美國在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逐步超越歐洲傳統強國，工業總產值躍居世界首位；當然，在電力和內燃機的技術革命中，完成躍遷的不只有美國，同一輪底層技術重構下，德國和日本也各自跑出了世界級公司。

德國西門子公司是歐洲最早從事電氣工程的公司之一，長期居于工業自動化和數字化第一梯隊；巴斯夫以合成染料和基礎化學品生產起家，至今仍是全球最大的化工企業；豐田在汽車技術領域全面布局，從內燃機到混合動力發動機、再到電動和氫燃料電池車型，推動全球汽車工業技術升級。

• 計算機革命

二戰以后，世界迎來計算機技術革命。冷戰期間，對軍事計算、密碼破譯、彈道軌跡和國防工業的計算需求極大推動了計算機研發。計算速度從人工操作的天量級提升到秒級、毫秒級，極大改變了科研、軍事和商業運作模式，誕生了軟件產業、半導體產業，以及隨之而來的互聯網和信息服務產業。

在這期間，涌現出一批統治全球信息科技的企業：IBM目前服務175+國家，年營收620億美元；成立于1968年的英特爾成為當下主導PC與AI的半導體巨頭；蘋果公司以硬件為入口，靠生態和服務賺取超額利潤；微軟從PC軟件起家，主導全球辦公和云計算業務；Meta AI智能體引領元宇宙時代；Google以搜索與廣告起家，是當下控制算法范式與數據入口的AI源頭玩家。在這些玩家背后，貝萊德與先鋒領航充分發揮了身為資本企業的強大推力，與上市企業如影隨形。

• 人工智能革命

從2010年開始，世界迎來人工智能革命。如今，先進的AI智能體已能理解復雜指令，并自主規劃任務步驟，如在法律、編程等垂直領域進行精準分析。在生產中，逐漸形成“人類負責創新決策，AI負責執行優化”的新型分工模式，“一個人+AI”就能組成一個高效團隊。

AI推動產業結構向高端化、智能化發展，不僅改造傳統產業，也催生新產業。在制造業中，AI應用正從研發設計、營銷服務等“微笑曲線”兩端，向核心的生產制造環節深度延伸，如英偉達從顯卡公司進化到AI時代的“算力石油公司”；臺積電是全球先進制程與晶圓代工的第一選擇；荷蘭ASML在全球光刻機市場份額的占比超80%，是最重要的芯片制造設備供應商；埃隆·馬斯克通過無人駕駛和具身智能，讓AI接管現實世界。

復盤過去600年，21條跨時代通用底層邏輯

1、渠道壟斷

大航海時代“開辟新航線”的本質，是為歐洲創了造一個更大的全球市場體系——打通資源、貿易、財富通道，從而掌握定價權與世界分配權。

二十一世紀的新交通&基礎設施就是新的財富引擎，誰修路誰收費，誰掌控通路誰收租，只不過路徑從航海、鐵路、公路、航空，轉移到了互聯網和太空。

Shein和TEMU本質上是通過互聯網直接打通了中國制造業與歐美中產消費群體，當然，Amazon是更成功的代表，FBA全球物流服務、云計算當下已成為互聯網消費的新基礎設施。

2、供應鏈自主

大航海時代先解決“通不通”的問題，再解決“控制關鍵供應鏈”的問題。種植園經濟與英國竊取中國茶葉技術、擺脫對中國茶葉供應鏈的依賴，本質都是對上游與價值源頭的爭奪。

中國出海亦遵循這一規律：先打通渠道，再控制供應鏈，進而掌控更多產業價值鏈。

“西芒杜位于西非幾內亞東南部，儲量估計約44億噸高品位鐵礦石。項目一共投入230億美元，包括礦山建設、600公里重載道路以及深水港和物流設施，預估年產1.2億噸。整個項目的股權分配中，中國體系占65%，幾內亞政府占15%，非中資（力拓為主）占比20%。”

3、技術創新

技術創新的本質，是“專利化+標準化+規模化”。過去600年，真正改變世界的不是單點技術突破，而是被專利保護、被標準固化、被大規模復制的技術。從英國紡織機、電氣專利，到美國芯片架構，贏家永遠是能把技術變成“產業規則”的一方。

“2024年，中國提交180萬件專利申請，占全球近49.1%；2025中國已達成總額高達1357億美元的對外授權協議，在研新藥管線約占全球30%，位列全球第二。

艾昆緯調查的所有新藥臨床試驗數的數據顯示，2024年全球5318項臨床試驗中，中國企業的試驗數為1669項，約占30%，正在接近居首位的美國（1920項、約35%）。英國Global Data的數據顯示，中國在2024年申請了超過18.8萬項藥品專利，遠遠超過美國的約5.3萬項專利。”

4、技術進化加速

技術迭代周期越來越短，從兩三百年一個新技術浪潮，到現在三五年一個技術創新風口。過去，從科學理論突破到技術應用，再到形成產業化規模，是一個漫長的線性過程。而現在，基礎研究、應用研究和產業化之間的邊界日益模糊，形成了相互促進的快速循環。

從少數特定單一行業，到各行各業的技術變革創新，技術創新越來越多。當下制造業、人工智能、大數據、物聯網、生物技術等多領域技術的交叉融合，產生了“群體躍進”的效應。這種融合催生了無數新應用場景和創新空間，使得變革不再是單點突破，而是廣泛的，跨行業的，系統性的重構。

5、新技術新風口

每一次技術革命，都會催生一批新的巨頭，而且巨頭的數量和行業廣度都在不斷增加：

十七世紀，荷蘭東印度公司開創了全球貿易霸權；

十八世紀，英國東印度公司和英格蘭銀行奠定了資本主義基礎設施；

十九世紀，標準石油和通用電氣掌控能源與工業體系；

二十世紀，貝爾電信、可口可樂、微軟和IBM引領信息、電氣與消費革命；

二十一世紀，蘋果、谷歌、亞馬遜、英偉達、臺積電、ASML成為科技與算力革命的核心力量。

從航海到金融，從工業到信息，再到人工智能，每一波巨頭都緊緊抓住了技術與制度創新的風口。不要怕錯過風口，因為會一直有新的風口。重要的是要持續學習新知識，掌握“風”的規律，該出手時就出手！

6、技術擴散

從長遠來看，任何國家都很難壟斷關鍵技術。古巴比倫在農業上做不到這一點，中國人在火藥上做不到這一點，英國也未能保持對紡織技術的控制。

18世紀英國對紡織工業實施出口管制之后，美國公司只是雇用了一些記住其設計的人，就能恢復生產。其中，塞繆爾·斯萊特只憑記憶，就在美國復制出了紡織機。他在英國被稱為“叛徒斯萊特”，在美國被譽為“美國工業革命之父”。

當下，美國想封鎖中國半導體技術不可能，中國長期壟斷稀土提純技術也不可能。

7、財富的摩爾定律

一浪高過一浪，每一輪技術革命不僅刷新了生產力的天花板，也把全球貿易規模推高到一個新的高度。1500-1913年，全球貿易額只增長了23倍，但是在1914年以后的一百年里增長了1522倍！

大航海開辟了全球貿易新天地，工業革命催生大規模制造和金融巨頭，信息與算力革命又塑造了全球科技寡頭和數字經濟帝國。歷史的每一次浪潮，也讓全球財富和機會的尺度不斷放大。

8、金融創新

從葡萄牙、西班牙王室主導的少數出海，到荷蘭通過金融創新讓更多城市中產群體參與其中，后者很快就超越了前時代的歐洲帝國，成為十七世紀的“海上馬車夫”。

當下中美之間半導體、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的科技戰爭，需要數萬億美元的持續投資，是高密度人才的競爭，也將是兩國金融資本實力的競爭，其它國家已無力參與。

“1598年鹿特丹交易所的創建，以及1602年荷蘭東印度公司公開市場的募資和交易，融資規模是1600年英國東印度公司的10倍，讓冒險家拿到了更多的錢，也讓更多普通人參與并享受了出海的利益。最終形成了股份公司——中央銀行——證券市場——風險投資的金融體系”

9、國家勢能

公司的成功就是國家的成功；國家失敗，公司也必定走不長遠。

中國曾經是大航海時代的主要參與者之一，一度壟斷東南亞的香料、絲綢茶葉貿易；鄭氏集團迫使荷蘭東印度公司交保護費；華人在印尼甚至建立了“蘭芳共和國”，但是清朝官方拒絕承認，拒絕提供保護，最終導致早期民間出海功虧一簣，為人魚肉。

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強大，短期來看，與美國之間的沖突加劇，會帶來公司出海的地緣政策風險，但長遠來看，將利好中國企業出海。

“1652-1784年間，荷蘭遭遇英國和法國的聯合圍堵和絞殺，期間四次英荷戰爭，一次法荷戰爭，令荷蘭共和國于1795年被法國滅亡。缺乏母國保護下，荷蘭東印度公司于1799年正式解散。”

10、對外開放

國家的財富來源于“外部市場”而不是“內部循環”，正因如此，2001年加入世貿組織，成為中國經濟起飛的關鍵轉折點！

一個國家處于世界產業競爭的最低端，并非最差的境地；真正最艱難的處境是壓根就沒有參與到世界產業當中，還需要從外界進口基本必需品。

所以，能出口原材料的國家不是最窮的，中東/俄羅斯/澳大利亞恰恰是通過大規模出口原材料而變得十分富有！

“閉關鎖國才會窮”，不管是被動的，還是主動的！

“資源型國家人均GDP（美元）：

卡塔爾64000，澳大利亞65000，加拿大45000，阿聯酋43000，沙特24000，委內瑞拉4500，索馬里770，剛果（金）1100，津巴布韋1700”

11、效率競爭

效率革命是財富革命的本質，也是國與國產業競爭的本質。

中國之所以大規模投資公路、鐵路、機場、港口、電力、通信等基礎設施，包括接下來的AI行業，都是為了在效率競爭中搶占先機。中國能成為全球制造業中心，除了中國人民吃苦耐勞以外，本質上是中國在效率上遙遙領先于其它國家。

“特斯拉中國工廠人力成本1.4萬美金/年，每位工人年產47輛車，美國工廠人力成本10萬美元/年，每位工人年產20輛。中國工廠每輛車的制造的人工成本為297美元，遠低于美國的5000美元/輛。

上海工廠擁有超過400家一級本地供應商，95%以上零件可以本地采購，減少庫存、關稅、物流成本；

中國工廠生產一輛Model Y成本約15萬人民幣，美國工廠生產一輛Model Y成本約20-22萬人民幣。”

12、基礎設施

港口、鐵路、電網、通信、算力網絡，本質都是降低交易/生產成本，擴大市場半徑。如果沒有強大的基礎設施，礦產能源無法變成財富，人口不能變成人力資源，產品無法進入世界市場。

而在AI科技時代，電力基礎設施正在成為新的“戰略底座”。沒有穩定、低成本、可規模化的電力供應，算法無法訓練，模型無法部署，智能無法落地。AI的競爭，不僅是芯片與算法的競爭，更是電網、能源與算力體系的綜合競爭。

“2025年，中國發電量預計突破10200TWh，美國預計約4205TWh，中國發電量約為美國的2.43倍。如果美國無法快速建設新增發電容量，到2028年可能出現約13-44GW的電力缺口，主要缺口集中在AI和數據中心增長領域。”

13、海權國家

貿易強國，都必須同時成為軍事與金融強國，純貿易國家很難依賴其它霸權國家為自己提供安全保障。控制海外貿易風險需要海軍和海外軍事基地，結算也需要金融貨幣體系。

“2026年1月3日，美國軍隊在委內瑞拉發動軍事行動逮捕了總統尼古拉斯·馬杜羅并將其押送美國受審，并表示接管委內瑞拉事務，并無限期接管委內瑞拉石油。

中國海軍艦艇數量392艘全球第一；總噸位300萬噸，排名第二；2025年下水噸位35萬噸，接近英國現役40萬噸；2025年H1，人民幣在中國貨物貿易跨境結算中占比約28%；人民幣跨境支付份額約2.93%，是全球第六大支付貨幣。”

14、控制稀缺

稀缺資源會變化，但“控制稀缺”永遠是王道。過去600年里，隨著產業變化，稀缺資源也在不斷變化：香料→白銀→石油→芯片→算力→稀土，但贏家始終是能控制關鍵節點的國家。

“2025年1月7日，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出于對美國“經濟安全需要”考慮，他不會排除通過“軍事或經濟脅迫”手段奪取格陵蘭島控制權。2026年，特朗普再次宣稱無論如何要得到格陵蘭島。

格陵蘭島擁有約150萬噸稀土儲量和包括石墨在內的多種關鍵礦產，是全球前列資源庫。其北極位置連接美歐俄航線，是未來北極運輸與軍事投送的重要樞紐。美國爭奪格陵蘭，既為掌握戰略礦產供應鏈、減少對中國依賴，也為占據北極關鍵地緣節點，對抗中俄影響力。”

15、人口

人口數量，不僅決定了本土市場規模，還決定了產業密度和競爭強度。因為產業在不斷的細分化、專業化，只有在高強度競爭中，才能產生最具競爭力的企業。

真正能跑出世界級企業的國家，往往具備統一大市場、人口規模、廣闊的內部試錯空間。

美國、中國，都是“先在國內跑通，再走向全球”。大國機會，本質來自“超大規模統一市場”孕育出大量的冠軍企業。

“截止到2025年6月，中國已建設33家國家級制造業創新中心，80家國家級先進制造業集群，300家國家級中小企業特色產業集群，超過1000家的各省省級特色產業集群。中國是世界唯一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中全部41個工業大類、207個中類和666個小類的國家，制造業總體規模占全球比重超過30%。”

16、吃螃蟹精神

商業史是一部不斷外擴邊界的冒險史：不冒險只能守存量，敢冒險才能吃增量。

冒險精神推著動技術、市場和商業模式的創新，從哥倫布發現新大陸開辟市場，到瓦特蒸汽機、愛迪生白熾燈催生新產業，再到馬斯克探索人工智能、航天和腦機接口開辟未來賽道，冒險總能發現新的機會和價值。

敢于第一個冒險“吃螃蟹”的國家，往往在這種新冒險中會吃到最大的產業紅利。中國已經過了“敢為天下后”、“摸著石頭過河”發展階段了。

17、企業家精神

企業家精神不是冒進，而是系統性承擔風險的能力。

從航海時代的探險家、海盜、商船船主，到工業時代的企業家，核心能力始終是：在高風險、不確定環境中，敢下注、會組織、能持續迭代。

哪個國家能源源不斷的涌現新的創業者和企業家，哪個國家的經濟就擁有新興產業活力和全球競爭力。

我們說歐洲和日韓“老化”，不是單純的人口老齡化，而是沒有新興的企業家涌現出來了。

18、工程師紅利

葡萄牙、英國、德國、美國和日本的成功，并不建立在人口數量之上，而是源于對教育體系和科研投入的長期重視。通過持續的制度設計和產業牽引，這些國家系統性地培養了大量工匠、工程師和科學家，為工業化和技術突破提供了穩定的人才供給。

人才并非自然生成，而是由教育投入、激勵機制與產業需求共同塑造的結果。相較于人口規模，人才結構的質量與密度，才是國家長期競爭力的核心變量。

中國有2000萬工程師，占全球的三分之一，是G7的總和，美國的10倍。“工程師紅利”決定了中國將引領下一波的全球科技浪潮。

“2025萊頓排名出爐：全球Top25高校中，浙大第一，中國占19席，與“QS世界大學排名”、“泰晤士高等教育（THE）世界大學排名”、“U.S. News 全球大學排名”這類側重高校綜合實力評估的權威榜單不同，萊頓大學排名是全球極具公信力的科研計量評價工具。”

19、產業集群

真正強大的產業，從來不是“單一巨頭”，而是上下游高度協同的產業集群。

英國紡織、德國機械、日本汽車、美國硅谷、中國制造業，皆是如此。沒有配套供應鏈，就沒有速度，沒有速度就沒有產品競爭力。

中國新能源汽車之所以領先全球，依靠的是完整且高效的產業集群：上游動力電池、芯片與中游電機、電控緊密配合，下游整車制造和充電設施協同發展。高效供應鏈加速技術迭代、降低成本，同時政策支持與龐大市場推動產業快速成熟，顯著提升了中國新能源汽車產業的整體競爭力。

“瑞典電池廠North volt（北伏）于2015年創立，用10年時間建設工廠。公司曾獲得數十億美元融資，并拿下百億美元訂單，計劃建設多座電池廠，目標成為歐洲電動車電池供應鏈核心。但最終因資金耗盡、供應鏈問題及市場變化，于2025年3月正式申請破產。”

20、合規底線

全球商業正從野蠻競爭走向規范競爭，競爭的底線越來越高。早期的東印度公司和鄭氏集團都是武裝+貿易壟斷的時代怪胎；21世紀，跨國企業經營需要依靠規則、法律、標準和制度。當下出海，合規是首要條件，只有合規才能走的更遠。

21、行行出狀元

雖然新風口、新產業、新巨頭不斷產生，但是old money的巨頭依然影響著我們的生活，不要鄙視“老登行業”的賺錢能力。全球化最重要的不是抓風口，而是把握住屬于自己的機會。

最傳統的種植園經濟并沒有消失，農業領域的孟山都、嘉吉、ADM、中糧都是年收入數百億美元、控制著全球農產品價格的跨國企業巨頭。

“2022年‘倫敦鎳逼空事件’的青山對手盤為嘉能可，2025年H1營收達1173.96億美元，調整后的EBITDA利潤54.3億美元。嘉能可是全球最大的鋅生產商、第三大鎳礦開采商、全球第五大銅礦開采商和最大的動力煤炭貿易商。”

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當下，美國正在“重構游戲規則”。這是一次基于實力相對變化、從理念到路徑的全局性戰略重構，其核心是從冷戰后主導國際秩序的“全球主義”，轉向以國內優先、友岸外包、選擇性介入為特征的“收縮型競爭”。

中國是這場游戲規則調整的被動參與者，除了主動擴大開放、維護多邊主義，還有企業積極布局全球供應鏈，也進行“友岸生產”分散地緣政治風險。全球制造業和貿易版圖，正在發生改變。

那么2025年4月特朗普政府發動的貿易戰，對全球制造業會有什么影響？答案是：會造成全球制造業集中后的再擴散。

這次貿易戰并非一次政策波動，而是一場類似1860年美國南北戰爭“棉花斷供”的結構性沖擊，正在迫使全球產業鏈重新選邊與遷移。

1860年以前，美國供應全球78%的棉花；南北戰爭爆發后，美國聯邦政府（北方）對棉花出口實行封鎖，目的是切斷南方經濟來源，贏得內戰勝利。供應鏈危機導致的原料和生產中心大轉移，對全球紡織行業造成巨大沖擊，美國對歐洲棉花的出口從380萬包減少到幾乎沒有。

棉花供應減少導致歐洲工廠生產癱瘓，大量工廠倒閉、工人失業。零售業和酒吧等服務業也紛紛關閉。以史為鑒，依賴單一供應鏈中心，既不安全也不可持續，難以應對復雜的地緣政治環境。只有提前布局全球供應鏈的企業，才有能力在這一輪貿易保護主義動蕩中應對最大的不確定性。

“南北戰爭爆發后，歐洲紡織大國尋找替代解決方案：

實際上，每一次世界危機，都會讓中國出口上一個新的臺階。以義烏為例，2025年1-11月義烏市出口額同比增長24.9%，進口額同比增長30.1%。預計2025年貿易順差規模約900億美元，位列全球第六位，僅次于愛爾蘭。

2008年至2025年，義烏作為“世界超市”，出口額年復合增長率高達26.7%——無論是2008年的次貸危機、2010年前后的歐債危機，還是2020年的新冠疫情，都未能阻擋義烏市出口的上升曲線。這一持續增長的背后，反映出義烏產業鏈的強大韌性、不斷提升的“生產效率”，以及敏捷的“產品創新”與“市場適應能力”。

中國企業全球化的七大機會

機會一：能源+礦產資源全球化配置

礦產能源項目本質上是“長期、重資產、強基礎設施”的國家級投資，一旦啟動，往往直接改變當地財政結構，同時擴大就業和出口，也必然與本地政府及權力核心形成深度綁定。
在當前全球格局下，從地緣政治與發展訴求的疊加角度看，中國與亞非拉國家的地緣政治關系只會加強，而不會減弱，更不可能被孤立。

典型的企能源礦產業，如紫金礦業在海外17個國家擁有重要礦業投資項目，在全球運營30多座礦山，海外銅、金資源儲量分別占公司總資源量的75%和67%，是資源的絕對主體；中海油海外資產占比41.2%，25年前三季度海外利潤占比24.4%。

機會二：基礎設施與城市化建設

三十年內，中國建成了全球最大的高鐵、地鐵、機場、港口、電網基礎設施，而中國是唯一在速度、成本與交付穩定性三方面同時具備優勢的國家。

人人都向往中國的基礎設施，中國公司正成為世界級的基礎設施承包商。基建出海的驅動下，2025年1-11月中國對外承包工程完成營業額10959.1億，新簽合同16502.3億，例如華新建材等企業更是在非洲找到了第二增長曲線。

另外，全球快速城市化推動了基礎設施與城市化建設，印度尼西亞的雅加達以4190萬人口成為全球人口最多的城市，孟加拉達卡第二（3660萬），日本東京第三（3340萬），之后是新德里、上海、廣州等，排名前二十的城市中，亞洲城市占據了85%。

到2050年，達卡人口將超過5000萬，超越雅加達成為全球人口第一大城市，而更多非洲和亞洲的中型城市將躋身特大城市行列，快速城市化將帶來龐大的基礎設施投資需求。

機會三：全球工業化和再工業化機會

中國不可能、也沒有必要包攬全球全部制造業。部分制造環節向東南亞、非洲等地區轉移，并非產業空心化，而是全球分工深化的必然結果。亞非拉國家工業化、收入提升，意味著中產階層的不斷擴充和更廣闊的消費市場——這反而為中國品牌的全球擴張創造了需求基礎。

從長期看，無論是否存在中美貿易摩擦，制造業的階段性外溢都是客觀趨勢；真正的競爭焦點，正在從“誰來生產”轉向“誰能定義品牌、掌握渠道和心智”。

目前制造業出海的典型代表企業，如華堅集團，初期制鞋廠、后續輕工業園以及在吉馬工業園已經投資超1億美元，峰值時超過8000個就業崗位，制鞋工廠平均利潤率10%，高于國內的3%；福耀集團于2013年在美國建廠，累計投資17.5億美元，美國員工約3000人，2025年H1營收約5.3億美元，凈利潤約6000萬美元，是北美最大的汽車玻璃供應商。

機會四：新能源汽車及產業鏈出海

中國牢牢把控了新能源汽車的關鍵產業鏈，隨著全球新能源汽車市場滲透率提升，未來十年，中國汽車品牌必將占據全球汽車半壁江山，不僅改變商業版圖，也將改寫全球汽車歷史。

2025年，比亞迪海外銷量105萬輛，同比增長145%；寧德時代海外業務收入占比從2019年的4.37%提升至2025年的34.22%；憑借自主+收購，吉利成為全球第七大汽車集團，目前進入30多個國家和地區。

“2025年中國汽車全球銷量達到約2700萬輛，同比增長17%，而日本車企銷量約為2500萬輛，基本持平。中國汽車品牌銷量已經躍居世界第一！

在傳統日系車占優勢的東盟市場，中國車企品牌通過成本控制能力和快速產品迭代周期（如12-18個月推出新車型）等競爭優勢，銷量激增49%，日系品牌在泰國的市場份額五年內從約90%降至69%。比亞迪2025年全球純電銷量達到226萬輛，（特斯拉為163萬輛），成為全球純電動汽車銷量第一。”

機會五：海外消費互聯網

中國本土市場已接近飽和，互聯網平臺正加速走向全球化。過去中國企業更多扮演“賣流量、接外包”的角色，而現在正在升級為“輸出平臺、算法與規則”的力量。

從Shein、TikTok、TEMU到游戲出海，再到2025年的“DeepSeek 時刻”，中國開源算法已經占據了全球市場的半壁江山。中國互聯網企業不再只是全球產業鏈的執行端，而是在內容分發、商業轉化與技術效率上參與規則制定，正在塑造新的全球互聯網秩序。

中國互聯網從美國的跟隨者，升級為全球市場與美國同臺競技的唯一玩家。

字節旗下Tiktok2025年預計全球收入331億美元，電商GMV突破300億美元；TEMU打造了中國制造鏈接全球消費者的通道；Shein現已成為靠供應鏈和數字化驅動的全球快時尚巨頭；現象級游戲《黑神話：悟空》出海，則讓世界讀懂中國神話，總收入約11億美元海外營收占比達23%。

另外，“算力+模型+應用”的模式，正在推動中國AI從追趕到并行，截至2025年9月底，中國已建成14個超級算力中心，總算力達到1053EFLOPS，位居全球第二，在制造、金融、物流、政務等領域，AI企業（如曠視、商湯、阿里云、百度、騰訊、字節等）已實現超過300個行業項目落地，覆蓋5億+用戶，形成“芯—卡—機—網—電—冷”的完整產業鏈。

機會六：海外消費品

中國消費品牌在全球主流商圈的滲透率正在快速提升。過去世界認識的是“中國制造”，但對“中國品牌”的認知仍然較弱。當下，中國品牌正在完成從“低價廉貨”到“設計美學、服務保障、品質感、品牌故事”的升級，不過這條路還很長，關注重點要從生產制造轉移到渠道和品牌營銷環節，講好中國故事！

目前已經取得一定進展的海外消費品企業，如非洲之王傳音手機，目前業務早已超越非洲，產品遍布全球70多個國家和地區，包括東南亞、南亞、中東和拉美等新興市場，2025年前三季度營收495.43億元，毛利率19.47%；業務涵蓋科技、物流、電商、母嬰、美妝等多個領域的綜合性商貿集團——沙灘集團，覆蓋全球15個國家區域，有60多萬員工，集團成員公司包括OPPO、極兔等等；安踏通過主品牌+收購海外品牌的戰略，已成為全球第三體育用品集團

中國版的全球樂高“泡泡瑪特”，截至2025年6月底，在全球擁有超過550家直營門店、2500臺機器人商店，電商網絡覆蓋30多個國家和地區，2025年H1營收138.8億元，凈利潤47.1億元，在美洲、亞太、歐洲及大中華區均實現超過100%的增長；唯一打入歐美主流高端市場的中國奶茶品牌“茉莉奶白”，截至2025年上半年，已覆蓋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英國、泰國和印度尼西亞6個國家，海外門店總數40家。門店月均GMV達50萬美元，日均銷量超2000杯。

機會七：服務業出海

中國服務業正在迎來新一輪出海浪潮。隨著中國企業大量走向海外，跨境投資、海外建廠、海外創業與并購持續增長，對金融保險、法律財務合規、物流供應鏈、人力資源等專業基礎服務的需求快速上升；同時，這些海外企業和創業者也在把中國的合作伙伴、供應鏈與服務能力帶出國門，形成“人+產業+服務”的全球生態閉環。

目前，極兔快遞服務在東南亞和中國領先，成功進入拉美及中東，在全球13個國家實現網絡全覆蓋，全球擁有超過13300輛干線運輸車、8500余輛自由干線運輸車、246個轉運中心及413套自動化分揀線；

全球招聘平臺“靈鹿聘”目前覆蓋150+國家地區，支持本地化人才尋訪，且為企業提供海外用工合規簽約、薪酬管理和HR系統支持（合同、考勤、薪酬、法律合規），為企業系統化解決海外用工難題；

另外，為企業出海提供專業法律服務的“盈科全球法律服務”網絡已覆蓋海外102個國家的192個國際城市，在包括尼日利亞在內的10個非洲國家設立了海外直營機構，協助保護中國企業的海外利益，幫助企業做好在當地的合規工作。

中國企業全球化機會九個總結

1、時間

歐美企業用六百年時間，在五次技術革命下完成全球化；而中國企業在過去的三十年內快速完成。時間的極致壓縮，除了企業必會踩坑之外，也給世界帶來了極大的沖擊。

中國人來了！是更友好型的形象，還是狼來了的破壞者形象？

2、行業

大到華為、比亞迪，小到義烏、華強北小商販都以全球市場作為生存空間，從制造、能源礦業、基建，到互聯網、消費、服務業，幾乎所有的行業，中國企業都已進入全球市場。

無論是什么行業，全球化不是要不要的問題，而是已經成為如何行動的問題！

3、區域

不同的市場有不同的機會，不同的區域又有側重的國家。

中東關注超級工程與技術溢價，以及超高凈值消費市場(汽車、手機與美妝)；南亞和非洲聚焦礦產能源，基建(電力、交通)、中低端消費品(手機、家電)；東南亞側重數字生態(電商、支付)和綠色產業(光伏、儲能)；拉美則深耕汽車制造、生物醫藥等中高端領域。

南亞最重要的國家是印度，非洲最重要的國家是南非/尼日利亞，東南亞最重要的是印度尼西亞，拉美最重要的是巴西，中東最重要的是沙特!

4、微笑曲線

中國的企業從過去的OEM、ODM為主的制造外包模式，已升級為控制上游原料/材料，建立全球渠道、研發、品牌、資本輸出收購，控制全價值鏈的模式。

中國已經不只是制造業大國，中國企業已經是全球各行業最主要的玩家。

5、利潤

在中國之外，全球還有70億人口，還有更多的低成本資源。競爭是利潤的敵人，同樣是消費上市公司，主攻海外市場的利潤表現更好，市場多元化才能夠分散經營風險。

6、競爭

中國企業出海后，發現自己主要對手仍是來自中國的同行們。企業出海需要管理競爭，做好行業協調和溝通，杜絕惡意競爭，避免最終引發當地“民憤”，導致“全軍覆沒”！

7、角色

十幾年前，我們大學生畢業最向往的是去跨國企業；而今天，加速全球化的中國企業將成為最大的跨國企業雇主，學好中文是贏得中國雇主青睞的敲門磚。

目前，像傳音、Shein和極兔這種從出生開始就是跨國企業的公司越來越多，我們要更快適應“高高在上”的跨國公司管理者角色。

8、沖突

隨著中國企業出海加速，跨國合作越來越多，和本地利益集團的沖突也將變得更加尖銳。企業需要從長期主義角度出發思考全球化，不能一味低調，更要注重本地化合規，而如何通過利益分配機制和當地共享利益則更為重要。

9.韌性

從馬里的淘金者、中東的零售與批發商，到委內瑞拉街角的小超市——在大型產業與跨國企業之外，仍有數以百萬計的中國個體經營者，借助同鄉、親友與信息網絡，在特定行業與特定地域迅速聚集，形成高度現實主義的“民間全球化”。

他們不依賴宏大敘事，而是依靠快速學習、吃苦耐勞與高度靈活的生存策略，在制度不完善、風險高企甚至戰亂頻發的環境中，依然完成落地、周轉與擴張。這種韌性是其他民族無法匹敵的。

中國企業全球化的十六個誤區

誤區一：優先布局東南亞，然后進軍中東和拉美市場

誤區二：高維打低維，國內這么卷我們都活下來了，國外肯定更容易

誤區三：前期沒問題，發展階段也很順利，賺錢以后會越來越好

誤區四：擺脫當地合作伙伴，沒有中間商賺差價，可以成本更低

誤區五：每個國家的機會都一樣

誤區六：品質不重要，落后地區只要便宜就能賣

誤區七：全球化就是“把中國的東西搬出去”

誤區八：國家市場小機會小很難賺錢

“肯尼亞電視機每年銷售100萬臺，50萬臺是VITRON，收入5億人民幣，20%+凈利潤率，凈利潤過億；

2024年A股凈利潤過1億元的公司2423家，占比44.86%。”

誤區九：國內供應鏈強，可以包打天下

誤區十：找個老鄉合作先落地，熟人好辦事

誤區十一：歐美比非洲更安全

誤區十二：合同沒必要寫那么細，差不多就行。

誤區十三：系統、律師、咨詢太貴了，等賺錢再搞合規

誤區十四：小步快跑，測試新產品新模式

誤區十五：本地企業也這么干的，肯定沒問題

誤區十六：國內太卷了，海外市場更容易賺錢，抓緊時間出海。

回顧這600年的全球商業歷史，我們看到了無數國家和企業的興衰。今天，站在新的十字路口，中國企業家應該更積極地看待全球地緣政治亂世中的機遇。

全球化過程中，只要堅持好“冒險家精神”“長期主義”“專業主義”“回歸常識”“全球化視野”五大原則，必然會取得勝利！

媒體傳播的世界不是真實的世界，是一個充滿認知偏見，追求流量的“驚悚世界”！
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

期待2026年，我們能與海豚社會員一起，走向更廣闊的國際舞臺，感受真實的市場與真實的合作。在探索中，不斷校正認知、拓展邊界，在全球版圖中穩步推進、共同進化。

我們希望，海豚社能成為把認知變成行動、把圈子變成全球化戰友的共同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