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兩會快評｜人才評價引入“學術年齡”，緩解年齡焦慮

2026上海兩會期間，上海市政協委員、民進上海市委青工委主任、同濟大學國豪書院副院長任捷教授帶來了一個建議：在評價體系中引入“學術年齡”。

任捷委員認為，目前，上海構建了多層次的人才計劃與項目體系，其中不少有剛性的年齡限制，例如35歲、40歲等是被廣泛設置的門檻。這些限制某種意義上是對青年人才的保護，但在另一方面可能也會破壞青年人的成長規律，造成年齡焦慮，已經過了年齡限制的人則可能會陷入職業倦怠。

由此他建議，試點推行“學術年齡”與“生理年齡”并行的雙通道資格條件。在項目申報指南中，將原有的單一條件“申請者年齡不超過X周歲”，優化調整為“申請者年齡不超過X周歲，或獲博士學位不超過Y年（以首次獲得全日制博士學位日期起算）”。

這一建議一經公布，引發了不小的關注。事實上，在學術評價時，以生理年齡為基點，更容易鼓勵一種線性的“緊湊型”學術路徑——本科畢業讀碩士，碩士畢業讀博士，盡可能壓縮中間的停頓，才有可能在“青年人才”的競爭中占據年齡優勢。

但在今天的學術生態里，路徑其實也更為多元了。它可以是企業和高校之間人才的流動，也可以是在工作積累之后再次學術轉向，甚至也可以是出于家庭等個人原因的暫時休整，等等。

這時，“學術年齡”的合理性就體現出來了，它把評價的起點從出生年份，轉向獲得學位、正式進入科研體系的時間，本身就是對學術規律的尊重。它承認科研并非越早越好，也不必都沿著同一節奏前進，而更看重對在學術領域深耕的意愿和能力，無論從何時起步。

值得注意的是，2024年工業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門下發《關于推動未來產業創新發展的實施意見》，其中提到，“探索復合型創新人才的培養模式”“強化校企聯合培養”，本身就意味著對單一、線性學術路徑的突破。

“學術年齡”的引入，正好也為這種復合型成長路徑提供了制度接口，讓真正有意轉向學術的人才少一些顧慮、多一些可能，比如一些企業員工，哪怕進入學術圈晚一點，但也不意味著就毫無優勢。同時，這也能拓展科研隊伍的來源結構，讓科研生態在更開放、更耐心的節奏中，形成良性生長的空間。

而放在更大的語境看，這也屬于今天整體“年齡松綁”的一部分。不只是科研，像是備受關注的公務員考試，也開始在年齡要求中適度保持彈性。比如2026年國考，年齡就放寬到了38歲以下，應屆碩士、博士研究生年齡上限更是提高至43周歲。

可見，這已經成了社會共識：讓人們的成長節奏更松弛一些，不再被單一的年齡刻度反復催促。其實這也更符合現實——生活水準提高、健康狀況改善，人的職業生命周期被顯著拉長，學習、轉型與再出發正在成為常態。在這樣的背景下，評價體系也沒必要停留在“早到早得”的邏輯中，“大器晚成”“瓜熟蒂落”也應當被允許。

當然，“學術年齡”能否實現，具體如何設計，劃線到什么標準比較合適，這可能還需要更多的探索。但這無疑是個對思路的提示：應當讓青年人才更從容地規劃人生，在更符合自身節奏的軌道上積累與成長。

澎湃特約評論員 江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