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與3位副職一起調總后，要求做調查研究再分工，張宗遜：不行！

1950年10月，鴨綠江岸邊氣溫驟降，一箱箱彈藥、棉衣在泥濘中被十幾條騾馬拉著艱難前行。后勤保障拉掉一環(huán)，前線就可能斷炊，這一幕深深刻進了幾位指揮員的腦子，其中就有當時在野戰(zhàn)軍負責后勤的張宗遜。

戰(zhàn)火停歇后，張宗遜回國主持后勤整編，他常掛嘴邊的一句是“兵馬未動，糧草先行”，可誰也沒想到，二十多年后他會在另一場調整中迎來更棘手的考驗。

1975年春，中央著手大區(qū)級機關換防，三總部動得最厲害。總后勤部兩位政委郭林祥、張池明調出，副部長和副政委也跨區(qū)交流。名單上還寫著一行字：張震，任第一副部長，協助全面工作。那一年他六十歲，帶著多次參與大兵團作戰(zhàn)的履歷，從軍委作戰(zhàn)部踏進了復興路甲一號。

總后大院里，張震先見到的不是熟面孔，而是一摞摞急需處理的公文。老同事悄聲向他介紹：機關里部長張宗遜一人挑大梁，身體剛做完手術，政委空缺，八個副部長、四個副政委外加四名顧問，全在等他統(tǒng)籌。

張震辦事一向穩(wěn)，他拉上另外三位新到任的副職商量：“別急著分工，咱們先下去摸個底。情況摸清了，再按專長排兵布陣。”幾人點頭稱是，提著方案敲開部長辦公室。

“先調查，后分工？不行！”張宗遜的回答干脆，連思考間隔都沒有。“現在就像在渡河，誰也不能先去岸邊打聽水深。”短短一句，把氣氛敲得鏗鏗作響。

表面看是語氣生硬，背后卻是總后當時的困局。自1966年起，機關多次被沖擊，專業(yè)干部打成“保守勢力”，檔案散佚，物資計劃被打亂。野戰(zhàn)軍、軍區(qū)頻繁來電催要糧秣、被裝，哪有時間讓新班子花幾個月“做功課”？

更麻煩的是“老干部問題”。數百名資深軍需、軍醫(yī)、軍械專家被停職、靠邊，許多遺留案卷需要復查。政委位置空著，這攤子只能落在業(yè)務口頭上最忙的副部長們。既要管倉儲補給，又要查人事舊案，張宗遜哪敢讓新同事“先看再干”。

于是，一種邊干邊學的節(jié)奏被硬生生推開。張震領著三位副職，上午審圖紙批計劃，下午跑庫房、到軍區(qū)，晚上挑燈把積壓的文件挨個過目。他私下感慨：“總后像一臺半停工的機器，油得馬上加，螺絲也得立刻擰。”

這種超負荷運轉，堅持了整整兩年。其間，“四人幫”多次插手，總后又牽涉到幾起所謂“要害部門問題”。有人談話諱莫如深，也有人動輒上綱上線，工作常被拖成拉鋸戰(zhàn)。張震有火發(fā)不出來，只在筆記本寫下一行小字：路線不明，后勤無從談起。

1977年仲夏，王平奉命擔任總后政委。第一天見面，他劈頭一句話：“顧不了舊賬，先讓老同志回來。”這讓人一下子看到突破口。大院里那些多年閑置的老軍需行家陸續(xù)復職，專業(yè)判斷重新回到該坐的位置。人員歸位，權責明晰，倉儲、運輸、醫(yī)療、基建幾條線終于擺脫了拉鋸。

次年春天，總后完成對全國七大軍區(qū)基層倉庫的摸底，補辦調撥證十一萬張，清點物資誤差率從百分之三十降到百分之五以內。張震在給中央的報情中用了“漸穩(wěn)”二字，一改先前“堆案盈尺”的措辭。

如果當初部長答應那次“先考察再分工”，也許調研報告會寫得更完備，但耽誤的這兩年，基層極有可能出現斷供。張宗遜的“硬擋”得罪了人，卻也頂住了局面。

多年后，軍隊史料編輯室整理1975—1978年總后文件，統(tǒng)計到部長、副部長批示超過三萬條，其中張宗遜親筆批示便占了近三成，張震署名的一萬多條幾乎清一色與戰(zhàn)備、基建、醫(yī)衛(wèi)有關。這些枯燥字跡背后，是那個特殊節(jié)點上“邊走邊扛”的真實剪影。

故事到這里沒有戲劇性的尾聲，只留下厚厚一摞卷宗和一支被磨平筆桿的鉛筆。總后那臺機器終于再次平穩(wěn)運轉，多少軍人記住了兩個名字：在危局中強拉車轍的張宗遜，以及當機立斷卻又能埋頭苦干的張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