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老蔣退守臺灣，是誰出的主意？在此之前又是誰在掌控臺灣？

1945年10月25日，臺北公會堂內，國民政府代表陳儀接過日本降書，臺下的官員簇擁而立。誰也沒料到，短短四年后，這座島嶼就會變成國民黨最后的立足點。命運的轉折往往悄無聲息，卻能改寫后人幾十年的生活與格局。

從1946年夏季內戰爆發起，解放軍與國民黨在華北、華東與東北的拼殺一天緊似一天。到1948年底，局勢已是一邊倒。戰場之外，南京的會議室燈火通宵，退路成了常駐議題。大西南、海南、臺灣，三張地圖輪流攤開，爭執聲此起彼伏，誰也說服不了誰。

海南先被拿掉。面積小，補給難，還太靠近雷霆萬鈞的華南主力，一旦艦艇被截，萬事休矣。余下的焦點便是大西南與臺灣。支持西南的將領理由充足：群山阻隔、民族錯雜、地形有利防守。抗戰期間，日軍都止步重慶關外，這份舊賬被反復搬來佐證。

然而紙面優勢與現實差距巨大。到1948年秋，解放軍多支部隊已滲透川黔滇。山區堵截一旦形同虛設，西南也就難以長久。怎么辦？“往哪里退”成了擺在蔣介石案頭的最沉重的文件夾。

1949年初，蔣介石下野，返回溪口小住。期間，他召見了老鄉張其昀。這位出身浙東的地理學家成了國民政府的頭號智囊。會面并無旁人，只有簡短的對話被幕僚記錄下來：

“委員長，西南不再安全。”

“理由？”

“共軍擅長山地，且已深入腹地。臺灣才是唯一可以守得住的島。”

這段對話不到五十字，卻直接把國民黨的退路定向了海峽另一側。張其昀給出的支撐點有五條：其一，海峽寬闊，彼岸缺船缺機。其二，美軍視臺灣為西太前哨，不會坐視易手。其三，島上氣候溫和，水稻甘蔗豐盈，可自給。其四，日據殘存的行政、工業體系尚完整，本島工廠一千余座。其五，共產黨在臺組織薄弱，短期內難以翻盤。

張的分析既冷靜又精準。蔣介石雖自負，卻也知兵知政，終被說服。隨后，他的親信陳誠于1948年12月出任臺灣警備總司令，蔣經國負責黨務，人事布局悄然變了味。外界還在猜西南死守的可能，臺北已暗暗儲備糧秣。

回看陳誠之前，臺灣的實際掌舵人是陳儀。1945—1947年，他以行政長官兼警備總司令身份主持交接。可惜地方治理粗暴，稅賦沉重，“二二八”爆發后，陳儀黯然下臺。正是那場震蕩，讓蔣介石痛感：臺灣不能交給無根基的文人，要由嫡系武將坐鎮。

1949年春，長江防線崩潰。蔣介石整夜在溪口的書房踱步，軍令電報接連飛出：一方面撤守華東的余部向閩粵集結，另一方面把上海、南京金庫的黃金白銀源源不斷裝箱南運。外界猜測運了多少？數字無人能確證，但保守估計亦超過五百萬兩。經費、外匯、文物，通通裝船；兵工廠重要設備亦拆解打包裝載。可以說，只要能帶走的，都運。

5月，南京淪陷；12月10日，蔣介石乘C-54專機從成都飛抵臺北松山機場，正式宣布“移駐”臺灣。站在機舷，他望向海峽方向，長嘆一聲。此后再無歸途。

島上局面并非一片坦途：戰前兩百萬居民加上百萬遷臺軍政人員，土地、貨幣、治安都要重新洗牌。陳誠推行“耕者有其田”與糧食統制，蔣經國主持“戡亂”體制，短期內維系了秩序。與此同時，國民黨海軍拼湊殘艦，構筑防線，空軍則依賴美援P-47、F-51。實力雖弱，總算筑起一道基本屏障。

對岸并非全無動作。1949年夏，華東野戰軍已制訂“渡海作戰初步設想”，組建舟師第一、第二旅，征用大小船舶三千余艘。但當時空軍只有繳獲的幾架“零星”教練機，海軍則分散在江上江下。更要命的是，遠在東北新義州的局勢驟變——朝鮮戰爭在1950年6月打響，美軍第七艦隊進入臺灣海峽，解放行動就此擱淺。

有意思的是，早在1949年2月，前國民黨高級將領楊杰就給中共中央寫信，建議先封鎖海面，阻國民黨東渡，再回頭清理西南。楊杰在黃埔軍校教授過兵學，他的判斷頗具前瞻性，可惜客觀條件不許。換句話說，選擇權不只在統帥，也被工業產能與海空實力牢牢限制。

回頭看張其昀，當年他不過列出五條“教科書式”理由，竟左右了整個政權的走向。歷史常見這種場景：一個人在一張地圖前畫個紅圈，便讓數百萬人的命運跟著轉換。臺灣之于國民黨，就是這樣一個紅圈。

陳誠、蔣經國接管后，島上行政軍警體系很快成型。1950年起，部分原日據時期的水泥、糖業、造船企業恢復生產，勉力維持財政。也有人感慨，若無那份日據遺留的工業底子，國民黨光靠黃金也難撐太久。

至此，問題的答案已清晰：提出退守臺灣的人是張其昀；在那之前，具體管理臺灣的則是陳儀，隨后由陳誠與蔣經國接手。一個謀士，一批執行者，共同把這座島嶼推向了兩岸格局的核心。決策的余波，還在海峽之中起伏不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