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哀傷咨詢師劉新憲：怎樣才能走出喪親之痛？

每個人的一生中或早或晚大概都會經歷喪親之痛，即便尚未經歷，大抵也能遇見有此遭遇的友人。當我們自己或是身邊友人面對這樣的哀傷時，有什么辦法可以更好地走出這樣的情緒低谷嗎？五年前，作為一名失獨父親的哀傷咨詢師劉新憲寫下了《哀傷療愈》一書，希望可以提供一些有效的協助。他坦言，在當下的中國，喪親者可以得到的支持依然非常有限，而且還存在正確與錯誤信息混雜的現象。本期節目，媒體人小熊和本刊記者亞光邀請到了常年在哀傷療愈一線工作的劉新憲，分享他的觀察與思考，希望可以幫助到更多面臨此困境的人們。完整節目歡迎搜索“在川上”進行收聽。

中國的哀傷學起步較晚，一些錯誤理論還在不斷傳播

小熊：我有一個感覺，一直以來大家對喪親群體的認知度是不太夠的，比如就算我們自己尚未成為喪親者的一部分，但身邊總有此類經歷的人，很多時候面對這樣的情境我們可能不知道說什么話做什么事是適合的。所以討論喪親以及如何療愈這份哀傷是很有現實意義的，劉老師，我想先請問，是不是目前大家對喪親群體的了解還是太少了？

劉新憲：對的。中國傳統文化非常忌諱談論死亡，覺得這是一個很不吉利的話題。這就導致了中國人非常畏懼死亡和哀傷這樣一種文化傳統，哀傷和喜樂都是人生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在今天喜樂好像是個正能量，是需要強化的，但是哀傷是一個負能量，要去回避它。實際上，這是違背了人類正常的一種文化現象。導致中國的喪親者，蒙受到比其他地方喪親者更大的壓力。

這也潛移默化影響了中國的學術界，中國學界在這個領域的研究比一些國家晚了近百年，弗洛伊德寫下《哀傷和抑郁》是在1917年，而嚴格說，中國社會是近幾年才開始重視相關話題，疫情起到了推動作用。而學界大概是20年前開始介入，起因是一批失獨父母面臨一些很實際的問題，比如沒人簽字手術，沒有照管，在家里尸體腐爛都沒人送葬。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社科院開始對失獨父母進行研究，因為談失獨父母必然要談到哀傷。

劉新憲，哀傷咨詢師，對西方近代哀傷理論和干預以及在中國的本土化有深入研究，曾多次為國內高校、心理咨詢師、社工人員、志愿者等提供哀傷療愈培訓、講座及大型網上公開課。

小熊：聽著失獨父母的境遇好難過。

劉新憲：不管怎么說，中國失獨群體帶動了中國哀傷研究的起步，開始有少量的國外相關書籍被引進。2017年我去上海書城，找到了心理學區域，居然連一本關于哀傷輔導、哀傷干預的書籍都沒找到，對中國出版界來說，幾乎是個盲區。我后來又去了上海圖書館，找到了幾本翻譯的相關圖書。但這幾本書和中國文化背景不太匹配，可能在現實使用中有阻礙，更多是一種碎片化的干預，但哀傷干預應該是體系化的。

亞光：我之前也采訪過相關領域的學者，當時我去搜索過，確實寫哀傷相關的作品是比較少的，頂多是研究別的一些心理問題，連帶去碰一碰哀傷這個話題。

劉新憲：目前，中國開設了和哀傷課程相關的學校只有華東師范大學和深圳大學兩所大學，而且也就是在這一兩年才開始。對比來下，美國的高校在上個世紀80年代就開設了這一類的課程，如果我們連基本的信息都無法普及的話，更別去談干預的問題了。特別是我們的很多心理老師，直到今天還經常地把一些錯誤的理論在社會上傳播，甚至會起到咨詢傷害的問題，這是非常普遍的。

小熊：錯誤信息，一般來說主要是什么呢？

劉新憲：有一種是外行裝內行，因為心理學是有分支的，比如做成人心理學的咨詢師是不能夠做兒童心理咨詢師的，這是不同的兩個領域。但現在是，很多老師只要有人付費，就什么都去講。2019年我們在開哀傷大會的時候，有一對失獨父母跟我講過一個故事，他們參加過一個給失獨父母舉辦的心理輔導，結果這個心理老師上臺說：“哀傷每個人都有，都要度過這一關，比如我也有哀傷，我的狗前兩年也死掉了，我當時很痛苦，但很快走出來了。”他把狗的死亡和失去子女的痛苦進行對比，這對失獨父母是一種羞辱，以至于他們當場就把他轟下臺去。

還有一些錯誤的理論到現在還在傳播，比如美國健康哀傷心理學家庫伯勒一羅斯的五階段理論，這是1969年提出的，但這個理論已經被證明是錯誤的了。哀傷最大的特征是苦苦思念，這才是最核心的問題，人會有反反復復跳來跳去的狀態，而不是所謂的五個階段。包括疫情期間我讀到過的一些所謂的哀傷指導手冊，里面還是有一些已經在學界被否定的內容。

比如弗洛伊德的切割理論還在被引用，講要和逝者切割，才可以把情感投入到新的能量和情感，重建生活。但切割理論完全是錯誤的，就連弗洛伊德本人在女兒死去之后，他也做不到切割。

《哀傷療愈》

作者: 劉新憲

版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21年1月

是否參加親人的追悼會，要尊重孩子的個人意愿

亞光：您給出了很多有價值的建議，我好奇的是，在現實里會有一些失敗的案例嗎？比如，在哀傷療愈課上您提供一些方法重建意義感，但學員嘗試后發現可能更悲傷了。您的書里提到，失獨父母可以在春節做一道孩子以前愛吃的菜，重新和孩子建立連接，但是父母會不會因此更睹物思人？

劉新憲：我想先說一下兒童青少年哀傷干預的問題，這是被忽視的，因為兒童哭一會兒又跑出去玩了，就像沒有事一樣，所以人們很容易認為兒童不會哀傷。兒童是通過出去玩來宣泄痛苦，但成人以為他們哭一會兒又笑了就沒事了。我在課上遇見過一個案例，姐姐6歲時看到弟弟被汽車撞死，弟弟去世以后家里把孩子很多遺物很快燒掉，本身這是個錯誤的做法，幸好還保留了一個弟弟的奧特曼玩具。還有青少年的哀傷也是被壓抑的，在中國某種程度上不被認可和允許，這也導致了兒童和青少年患心理疾病的比例很高，在中國兒童心理咨詢師嚴重不足。我們也開過專門的課程，但報名的人非常少，至今我也很疑惑，這個課是開給家長的，但家長似乎不重視這個東西。

亞光：當孩子遭遇了這種創傷之后，我們應該跟孩子怎么講？有的時候人們不知道怎么去掌握這個話語的分寸。

劉新憲：兒童不同的年齡階段認知也不一樣的，比如4歲以下的孩子，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死亡。我曾經翻譯過一本書《浴火重生:一位喪子母親的哀傷療愈之路》，書里有個真實情節，就是四歲的小朋友來到另一個小朋友的墓地，美國人的墓碑前面經常會插一個小喇叭形狀的桶，可以在上面插鮮花，小家伙跑過去對著那個小喇叭一樣的東西叫著逝去的小伙伴的名字說，“你可以出來了。”他知道有個哥哥埋在那個地方，但是不知道是死掉的意思。所以怎么和這個年紀的孩子談死亡是有一套方法的。另外當死亡事件發生之后，要不要帶孩子去殯儀館或者追悼會也是有講究的。通常孩子五歲時，對死亡開始有概念了，那家長要告訴孩子，追悼會大致是什么情況，然后尊重孩子的意見，讓孩子自己選擇要不要去。如果孩子選擇去，就一定要有個大人始終陪伴著孩子完成這個過程。我有個朋友是外婆帶大的，但是他外婆去世時，父母覺得殯儀館陰氣太重，沒有讓他去參加告別式，這在他心里留下了新的陰影。家長如何幫助孩子克服哀傷反應，這是需要學習和訓練的，這也是一套體系。

電影《尋夢環游記》劇照。

不要問處于急性哀傷期的人——“你今天好嗎？”

小熊：我稍微把話題往回拉一下，假如我們身邊有人遇到了喪親的情況，我們能做一些什么事，可以真正幫助到這樣的人？

劉新憲：從媒體層面來說，通常我們的媒體習慣把喪親群體渲染為一個悲慘的人群，這個描述沒有錯，但卻忽略了哀傷中一個十分重要的東西，當過多渲染不幸這個東西的時候，可能會導致一種強烈的自卑感，社會也會覺得，你們是一個異類群體，這會形成一種無形的社會壓力。但中國社會忽略掉了一個問題，在美國心理學界流行一句很普遍的話——哀傷是愛的代價。哀傷是愛是同一情感的兩面，這是我們曾經所愛的證明，是愛的延續，這個往往是被人們所忽視的一面。我在講課的時候，會告訴失獨父母，你們的哀傷恰恰反映的是最崇高的人性之愛，人類如果沒有這種天性，這個物種可能在無數浩劫中已經滅絕了。所以哀傷不應該是一個被歧視的東西。我在課堂上講這些話，很多人都流淚了。

喪親的哀傷如果簡單分類可以分成急性期和后急性期，急性期無論生理還是心理都可能會出現巨大的癥狀，是人最痛苦最軟弱的時候，這個時候任何的說教和開導都是沒有用的。他們所需要的幫助，更多是解決生活上一些特殊的需要，比如協助采購，陪同散步，幫忙做家務，甚至什么都不做，一起坐著發愣等等，這種是工具型的幫助，在哀傷初期是最為重要的。哪怕不能見面，每天發個微信也好。但微信不能說“你今天好嗎？”要說很具體的問題，比如“你今天身體感覺怎么樣？”“你昨天睡眠如何？”讓對方覺得自己不孤獨，還有人關心。也不要問“我能幫你做什么事？”而是具體到，是否需要我來采購，需不需要我帶什么菜到你家里。也可以送一本哀傷療愈的小冊子給對方，這也會非常有用。急性期一方面很痛苦，另一方面又會麻木，不是每一分每一秒都痛苦，也會有擺動，也會有時候轉出來。

哀傷又分兩種，一種是創傷性哀傷，還有一種是常規性哀傷。前者包括自殺、被謀殺等突然的死亡，還有失去子女等等，這種痛苦程度通常要超過普通哀傷。最近有個失獨母親給我打電話說，如果后半生都這樣度過，她絕對要自殺了。我告訴她，不可能后半生都這樣，現在她還處在急性期，所有癥狀都是正常的，這段路逃不掉，每個人都要走。而我們的工作是幫助對方比較短的時間走過這個過程。這其中90%的人可以自我適應，人有抗逆性。但也有10%的人始終不見好轉，始終仿佛是行尸走肉，這就需要專業人士介入干預了。所以急性期家屬是站在前面的，咨詢師在后面，提供指導；但是如果到了第二階段不見好轉，那咨詢師就要站在前線了。

電影《尋夢環游記》劇照。

不要對喪親者說“我可以理解你”，除非你有這個經歷

亞光：我們也加入了您授課的幾個喪親者的微信群。這里面有三種不同類別，喪失配偶、喪失父母和喪失子女，這三個人群在您輔導中，會有什么不同嗎？

劉新憲：這三個人群的痛苦程度還是不同的，從心理統計學上的評分看，痛苦最高的是喪失子女的群體，然后是喪偶，接下來是喪失父母。特別是失獨父母，老了以后會面臨各種實際問題。雖然現在政府也出臺了一些政策，但在落實層面還是有差距。倒是喪偶群體，我覺得現在和以前比有很大差別，二三十年前，喪偶群體的痛苦程度是非常高的，這些年在下降，和當下婚姻的穩定性降低有關系，女性的家庭地位也在上升。過去女性在經濟上比較依靠男性支撐，如果男性去世，悲痛程度可想而知。喪偶群體和失去子女群體的干預方式又是不一樣的。那么失去父母又分兩類，一類是未成年的孩子，比如6、7歲的孩子，對他們來說父母就像一棵樹，這是摧毀性的。父母失去孩子，會感到失去的是未來，而未成年孩子失去父母，會感到失去的是一片天，這里干預又是不同的。我就簡單說一下這三者之間的差別。

小熊：作為尚且沒有這些經歷的人，您覺得是否能真的理解這些喪親群體呢？還是二者之間始終會有一堵墻？

劉新憲：是的，這個問題確實是有的，這跟人類的認知的局限性有關系。我曾經寫過16萬字的回憶錄，我在這個過程里發現我沒有能力把內心的那種痛苦的感受完全描述出來。哀傷這個情緒是會受到語言邊界的限制，所以這自然會形成一個看不見的玻璃墻，經歷過的人可以看到墻外的面貌，但墻外的人看不到墻里的狀況。除非你有這個經歷，否則不要對喪親者說“我可以理解你”，這是一句犯規的話。所以對喪親者來說，需要理解別人對你的不理解，這是人的局限性造成的。另外對關懷者來說，千萬不要自以為是。

我還想談一下關于中國的葬禮的問題，這個我覺得是壓在我心里邊一個很大的石頭。在中國參加葬禮，大家總是會說“節哀順變”，這是中國哀傷文化一個天經地義的標簽。但哀傷是應該被宣泄的，宣泄哀傷本身也是健康的，反而壓在心里是很危險的。國外的葬禮是一個人一生完整的呈現，我印象很深的是我們公司一個同事，特別愛喝酒，他的追悼會上，他太太就講這個人有個好朋友到紐約喝酒喝醉了回不來，就給這個逝者打電話讓他去紐約接他，半夜兩點鐘他就去了。去了紐約以后，我這個同事和朋友接著喝到了第二天。我們在葬禮上聽了這個故事都笑了，在國外葬禮上，有悲傷有眼淚可也有會心一笑，你感受到的是一個完完整整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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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小熊，亞光

編輯/劉亞光

校對/楊許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