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2月6日,美伊關鍵談判即將開啟的前夜,伊朗副外長加里布-阿巴迪率領的高級代表團,幾乎是踩著點抵達了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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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抵達北京的前一天,加里布-阿巴迪在德黑蘭匆匆會見了俄羅斯駐伊朗大使。
外界普遍解讀,這位伊朗外交高官在確認了莫斯科因俄烏戰事膠著、無力在實質層面提供更多“安全兜底”后,果斷將戰略重心轉向了東方。
伊朗人很清楚,現在的局勢,只有北京能穩得住。
就在加里布-阿巴迪飛往北京的同一時間段,美國一場名為“關鍵礦產部長級會議”正在召開。
美國副總統萬斯面對著來自日本、德國、英國、澳大利亞等50多個國家的代表,罕見地低下頭顱,說出了一句令在場盟友震驚的大實話:“去年我們吃了大虧,很多國家都受到了慘痛教訓,我們才發現美國的經濟是多么依賴這些礦產。”
萬斯口中的“教訓”,指的是中國自2025年起對稀土、鎵、鍺等關鍵金屬實施的出口管制。
這一記重拳,讓試圖圍堵中國的美國,第一次在公開場合承認被“狠狠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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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3日,美軍林肯號航母戰斗群正在執行所謂的“自由航行”任務。
一架伊朗無人機被美軍判定為“挑釁性接近”,隨后美軍迅速出動F-35C戰機,毫不客氣地發射導彈將這架無人機擊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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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五角大樓隨即發布聲明,稱這是對伊朗“危險行為”的必要回應。
伊朗方面并沒有示弱。
就在無人機墜毀的同一天,霍爾木茲海峽,一艘懸掛美國國旗的油輪突然遭遇多艘伊朗快艇的高速穿行攔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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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線電里傳出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指揮官冰冷的聲音,命令美國船長“關閉引擎、準備登船”。
雖然美軍驅逐艦緊急介入化解了這場危機,但雙方的槍口都已經頂到了對方的腦門上。
這種“擦槍走火”的邊緣試探,是伊朗慣用的“混合戰術”。
伊朗很清楚,單純比拼海空軍力,伊朗不是美國的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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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伊朗通過這種高風險的動作,是在向華盛頓傳遞一個信號:如果你想在談判桌上壓死我,我就有能力讓霍爾木茲海峽變成“死海”,讓全球油價飆升到美國選民無法接受的地步。
這種戰術是在走鋼絲。
一旦美國真的下定決心動手,伊朗將面臨滅頂之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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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為什么加里布-阿巴迪必須在談判前飛往北京。
伊朗需要一個巨大的“砝碼”,來平衡美國航母帶來的傾斜。
加里布-阿巴迪此行并非天真地要求中國出兵對抗美國,伊朗外交官的職業素養極高,深知大國博弈的底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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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里布-阿巴迪尋求的是政治和外交上的“護城河”。
作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中國的話語權是伊朗避免被美國單方面通過國際法理進行絞殺的關鍵。
更重要的是,通過展示“中伊關系”的緊密,伊朗是在告訴美國:我背后站著一個你無法忽視的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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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伊朗人在北京尋求“確定性”的時候,美國副總統萬斯在華盛頓的講話,卻暴露了美國自身的“不確定性”。
萬斯在“關鍵礦產部長級會議”上的發言,被媒體形容為“痛苦的清醒”。
自2025年中國收緊關鍵礦產出口以來,美國的軍工復合體和高科技產業遭遇了前所未有的供應鏈寒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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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35戰機的雷達、愛國者導彈的制導系統、甚至是最先進的AI芯片,都離不開鎵、鍺和稀土。
萬斯承認被“教訓”,是因為美國發現,重建這些供應鏈至少需要5年時間,而且還要面臨國內環保法規的重重阻礙和高昂的人工成本。
這不僅僅是經濟問題,更是國家安全問題。
一個連造導彈的原料都受制于人的超級大國,在面對伊朗這種“光腳不怕穿鞋”的對手時,底氣自然會打折扣。萬斯這番話的潛臺詞其實是:美國現在的戰略資源非常緊張,我們不能在中東陷入另一場曠日持久的消耗戰,因為我們在供應鏈戰場上已經自顧不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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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萬斯的嘆息代表了美國內部的焦慮,那么中東盟友的態度轉變,則是美國外部霸權崩塌的直觀體現。
原本定于2月6日舉行的美伊會談,最初選址在土耳其伊斯坦布爾。
但就在會談前夕,經過沙特、阿聯酋、約旦等至少9個中東國家的強力斡旋,談判地點最終改為了阿曼,形式也變成了更為私密的雙邊閉門會談。
地點的變更看似只是技術性調整,實則暗流涌動。
更具爆炸性的消息是,沙特、阿聯酋和約旦等國已經明確表態,絕不允許本國領土被美軍用于對伊朗發動任何形式的軍事打擊。
這在十年前是不可想象的。
曾幾何時,這些國家是美國在中東最堅定的盟友,美軍基地遍布其間。但現在,這些國家對美國說了“不”。
這種轉變的背后,是中國在中東影響力的質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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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中國成功促成沙伊和解以來,北京已經成為了中東地區不可或缺的“穩定器”。
中東國家看得很清楚,美國帶來的往往是戰火和動蕩,而中國帶來的是貿易、基建和和解。
對于沙特和阿聯酋來說,卷入美伊沖突不符合自身利益。
一旦戰火重燃,伊朗的導彈未必能打到華盛頓,但一定能覆蓋利雅得和迪拜的油田與摩天大樓。
因此,限制美軍的行動,實際上是在保護自己。
這種對美國的不信任感,不僅僅存在于中東。
這簡直是黑色幽默。
表面上,越南與美國把酒言歡,提升外交關系等級;背地里,越南軍方卻在認真推演如何防御美國的“第二次入侵”。
各國都在追求“戰略自主”,拒絕成為美國地緣政治棋盤上的炮灰。
回到加里布-阿巴迪的北京之行。
當伊朗特使坐在北京的會議室里,遞交佩澤希齊揚總統的親筆信時,加里布-阿巴迪所倚仗的,正是這種全球風向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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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知道,美國已經不再是那個可以肆意妄為的單極霸主。
萬斯承認在礦產上被中國“教訓”,說明美國在經濟底層邏輯上存在漏洞;中東國家拒絕開放領土攻擊權,說明美國在軍事行動上失去了支點。
這時候,中國的態度就成了決定天平傾斜方向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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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并不需要像美國那樣在中東駐軍,也不需要搞軍事同盟。
中國只需要維持正常的貿易關系,堅持勸和促談的立場,并在聯合國安理會維護國際公平正義,就已經是對伊朗最大的支持。
因為在一個混亂的世界里,中國代表的是一種“非西方”的確定性。
加里布-阿巴迪此次訪華,也是在向即將開始的阿曼談判釋放煙霧彈。
伊朗要讓美國談判代表在走進會議室時,腦子里不由自主地浮現出“中伊全面戰略伙伴關系”的分量。這是一種心理戰,也是一種借力打力的外交智慧。
對于美國而言,現在的局面非常尷尬。
F-35C雖然先進,但如果失去了盟友的地面基地支持,僅靠航母艦載機很難對伊朗廣袤的國土和深埋地下的核設施進行毀滅性打擊。
更何況,萬斯已經點破了美國工業的軟肋——如果真的打起來,消耗的精密制導武器,其補充速度可能遠趕不上消耗速度,而生產這些武器的關鍵原料,大頭還掌握在中國手里。
美國依然強大,但已經不再無所不能。
中國依然低調,但其影響力已經滲透到全球博弈的每一個關鍵節點。
伊朗特使的求援,求的不僅僅是中國的支持,更是對多極化世界秩序的一種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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