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茨開啟訪華前，德外長先攤牌：永遠追隨美國，中國再好也是異類

德國究竟希望從中國獲取什么？又為何如此在意美國的觀感？

2026年2月2日，德國外交部長瓦德富爾在新加坡萊佛士酒店發表主旨講話，將這一復雜心態赤裸呈現于國際舞臺。

他未作任何鋪墊，開門見山指出：“無論國際風云如何變幻，德國與美國之間的紐帶，始終比德中關系更為牢固。”

更直白的表述緊隨其后：“視中國為戰略伙伴，是一種不切實際的幻想。”在他看來，中國并非可信賴的協作方，而是“現行多邊治理框架下規則體系的系統性挑戰者”。

縱使中國持續保持經濟穩健增長、不斷深化市場準入改革、加速推進前沿科技研發，在柏林當前的認知邏輯中，這些事實均無法動搖一個根本判斷：中國屬于“體制異質體”，與西方價值譜系存在不可調和的深層隔閡。

他選擇的演講場所亦耐人尋味——萊佛士酒店由19世紀英屬東印度公司主導修建，彼時毗鄰區域曾聚集大量德資商行與“條頓俱樂部”，核心使命唯有一項：務實營商、拓展貿易、夯實基建。那正是德國工業崛起初期最鮮明的現實主義底色。

瓦德富爾特意回溯這段歷史，意在喚起對德國傳統務實精神的集體記憶；然而話音未落，便迅速轉向意識形態敘事，將中美互動簡化為“秩序守護者”與“混沌制造者”的二元對立，全然擱置了自身百年來賴以成功的實用主義信條。

這種邏輯斷裂恰恰映射出柏林當下的真實困境：嘴上高舉價值觀旗幟、堅定追隨跨大西洋同盟，行動上卻深度嵌入中國市場網絡、依賴中國供應鏈支撐工業命脈，只能在雙重軌道間反復搖擺、難以自洽。

此次新加坡之行，是瓦德富爾就任外長八個月以來第四次踏足印太地區。向來以審慎穩健著稱的德國外交軌跡，突然密集聚焦單一地緣板塊，實屬罕見。其深層動因極為清晰：主動向華盛頓釋放政治信號，消除美方對其戰略忠誠度的疑慮。

默茨總理計劃于2月下旬率團訪華，隨行陣容囊括大眾汽車、西門子能源、巴斯夫集團等德國制造業旗艦企業的最高決策層，目標直指三大方向：鞏固在華市場份額、鎖定新增訂單合同、加速關鍵技術聯合研發進程。但美方監管壓力正急劇升溫——特朗普執政團隊已連續三次發布政策簡報，明確警告歐洲盟友不得開展“未經通報的對華技術合作”，措辭強硬、立場不容妥協。

在此高壓態勢下，德國政府亟需提前劃清政治界限。于是瓦德富爾搶在默茨啟程前，于新加坡這一中立外交平臺率先表態：德國拒絕所謂“對等距離外交”，德美同盟關系具有無可爭議的優先級地位。

這番表態實質是對華盛頓的定向承諾：德國赴華行程純屬商業行為，本質是維系經濟生存所需，絕非戰略轉向信號，更無可能倒向北京。即便美國近期在格陵蘭島主權議題上對德施壓步步緊逼，即便雙邊在氣候政策、數字稅等領域摩擦不斷，柏林仍將維持對美戰略依附的基本盤不動搖。

這種“前臺站隊、后臺合作”的雙軌操作，已成為德國當前對華政策的隱性運行機制：政界高調宣示意識形態立場以換取美方信任，企業界則持續加碼在華投資布局、簽署技術合作協議，確保國民經濟引擎穩定運轉。

但柏林始終回避公開承認這一現實。一旦坦承對中國市場的結構性依賴，極可能被華盛頓貼上“不可靠伙伴”標簽，繼而觸發技術出口管制升級、關鍵基礎設施項目排除、乃至北約安全協作降級等連鎖反應——這些代價，德國顯然無力承受。因此，瓦德富爾必須用足夠尖銳的措辭，將德美關系的排他性牢牢釘死，哪怕這種姿態顯露出明顯的策略性矛盾與道義張力。

政界畫紅線，企業闖紅燈

如今，德國政界與工商界在對華認知上的裂痕已徹底公開化。一邊是瓦德富爾在新加坡公開定性“中國不具備伙伴關系資格”，將其歸類為“制度性異己力量”；另一邊是德國工業聯合會（BDI）接連發布政策建議書，敦促聯邦政府停止對華形象污名化，警惕中德經貿脫鉤引發的系統性風險。

德國經濟部長在閉門會議上坦言：若徹底喪失中國市場準入資格，德國高端制造集群將陷入長達十年以上的結構性衰退，現有產能利用率恐跌破警戒線。就連德國央行行長雖屢次批評中國新能源車企沖擊本土品牌，也不得不承認一個基本事實：德國汽車工業電動化轉型路徑，高度依賴中國提供的動力電池成套解決方案、精密電控模塊及規模化智能制造能力；脫離中國產業鏈支撐，所謂“綠色轉型”僅是一紙空談。

這種分歧絕非偶然現象，而是根植于德國經濟肌體的內在結構特征——該國既無法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去風險化”，也無法承受與中國市場硬脫鉤的后果。中國不僅是德國第三大出口目的地與第二大進口來源國，更是全球唯一兼具全產業鏈覆蓋能力、十億級消費市場體量及快速技術迭代動能的超大規模經濟體。德國引以為傲的機械裝備、高端汽車、精細化工等支柱產業，其上游原材料供應、中游零部件配套、下游終端銷售場景，無不深度綁定中國生態。

反觀德國政界卻持續加碼對華政策收緊節奏：默茨內閣成立后，加速出臺《關鍵技術出口管制新規》，擴大半導體設備、量子計算模塊等敏感物項清單；強化對中資并購德國企業的國家安全審查強度；并積極推動歐盟委員會對中國產電動汽車啟動新一輪反補貼調查，力主提高關稅壁壘。

此類舉措表面彰顯強硬姿態，實則呈現典型的“殺敵一千、自損八百”效應。數據顯示，2025年度中國自德進口整車數量同比下滑23%，僅寶馬集團在華銷量即減少逾10萬輛，直接拖累德國全年GDP增速預期由1.3%下調至1.0%。

問題癥結在于：政客可通過渲染對華威脅論獲取選民支持、換取美方政治信用；而企業家必須直面財務報表、保障現金流、維持員工就業。當工廠設備閑置率攀升、海外訂單持續萎縮、一線工人面臨裁員風險時，再華麗的外交修辭也難掩經營困局。

因此，無論瓦德富爾言辭如何激烈，德國企業界始終以實際行動表達真實意志——持續擴大在華研發中心建設規模、追加新能源汽車合資項目投資、深化與寧德時代等頭部企業的電池技術聯合攻關。這才是當下德中關系最本真的寫照。

“政冷經熱”的格局短期內難以逆轉。德國既無力承受美國制裁帶來的安全與技術斷供風險，亦無法承擔放棄中國市場的經濟崩潰代價，只能在兩大強國之間實施高難度平衡術。但隨著中美戰略競爭維度持續拓寬、烈度不斷升級，這種騎墻策略的容錯空間正急劇收窄。一旦爆發重大地緣沖突事件，柏林將被迫做出不可回避的戰略抉擇，屆時單靠外交表態已無法平息美方質疑。

困在舊夢里的德國，正在錯過新世界

瓦德富爾在演講中反復援引“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這一概念，仿佛該體系仍具備完整執行效力。但客觀現實是，這套秩序的制度根基早已發生位移——其設計者與最大受益者美國，正日益成為規則的最大破壞者。

近年來，美國頻繁啟用單邊金融制裁工具，對包括盟友在內的多國實施長臂管轄；動輒退出《巴黎協定》《伊朗核協議》等多邊條約；以“國家安全”為由推行“小院高墻”式技術封鎖；并將“美國優先”奉為不可動搖的國策內核，全然無視國際社會共同利益訴求。

上述行徑，德國政界心知肚明。瓦德富爾本人曾在內部研討會上坦言：“實力即正義的邏輯，正全面取代法治精神的權威。”這句評價精準揭示了一個殘酷真相：所謂“規則秩序”，在霸權國家面前已淪為可隨時棄用的裝飾性外衣。

然而，柏林仍未掙脫心理慣性，繼續固守冷戰思維殘余，一面強化對美戰略依附，一面系統性排斥中國發展成果，沉溺于舊有權力想象之中，拒絕正視全球力量格局重構的歷史必然性。

當今世界早已超越非此即彼的簡單二分法，越來越多國家選擇務實多元的對外交往路徑。東盟十國既積極引入中國數字經濟投資，又同步深化與美國的海上聯合軍演；澳大利亞一邊接受美軍新型戰機部署，一邊擴大對華鐵礦石出口份額；它們衡量一切合作的標準只有一個：能否切實提升本國發展質量與民生福祉。

同時，德國自身的綜合競爭力，亦難以匹配其政治抱負。在人工智能大模型訓練算力、先進制程芯片制造、固態電池量產工藝等決定未來產業格局的關鍵賽道上，德國已明顯落后于中美兩國。僅靠重復強調“民主價值優越性”，無法構建足以抗衡中美技術聯盟的自主創新能力。

結語

瓦德富爾此次公開表態，看似展現政治定力，實則暴露出德國深層次的戰略焦慮與路徑迷失：既缺乏引領歐洲一體化進程的領導力，又難以擺脫對美安全保障的心理依賴；既無法割舍中國市場的現實紅利，又不愿放下意識形態濾鏡審視雙邊關系。這種自我設限的矛盾狀態，終將導致德國在全球治理體系變革中逐步邊緣化。

身處深度全球化時代，任何國家都無法通過依附強權獲得可持續的安全與發展。以意識形態為標尺劃分陣營、構建排他性聯盟，最終損害的必然是自身長遠利益。中國從未要求德國在中美之間強行選邊，亦不介意其現階段存在的認知偏差，始終堅持開放包容的合作哲學——因為唯有互利共贏，才是穿越周期波動的終極答案。

默茨總理即將展開的訪華行程，本可成為德國突破戰略困局的重要契機。遺憾的是，瓦德富爾提前釋放的強硬信號，已在無形中削弱了此次外交行動的誠意基礎與預期成效。“將中國視為異類”的思維定式，從來不會給中國造成實質性損失，真正蒙受發展遲滯之痛的，只會是德國自身。

歷史終將證明：盲目追隨美國換不來真正的戰略自主，美國只愿將其作為地緣棋局中的功能型棋子；刻意疏離中國則意味著主動放棄新一輪工業革命的核心舞臺。唯有放下陳舊偏見、重拾務實傳統、以平等姿態推進全方位合作，德國才能在全球新秩序重構進程中錨定自身坐標，帶領國民經濟走出結構性困局。

信息來源：參考信息：2026-02-01：英商界對斯塔默訪華成果“普遍感到樂觀”俄羅斯衛星通訊社：2026-02-03：德國外長：盡管近期局勢緊張，德國仍與美國比與中國更親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