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1948年秋天，濟南那邊的仗剛打完。
解放軍清理戰場抓俘虜的時候，在一棟老宅子里堵住個老頭。
這老家伙看著一臉死灰，沒什么精氣神。
本來以為就是個一般的國民黨混日子的官兒，按流程審一審，該判刑判刑，該槍斃槍斃。
可誰知道，這人名號一報上來，審訊員直接愣在當場，腦子都不轉了。
這人叫周同。
按照國民黨那邊鋪天蓋地的宣傳，這名字早就刻在碑上了。
早在1938年滕縣那場惡戰里，他就該跟著王銘章將軍一塊兒沒了。
報紙上吹得神乎其神，說他是跟王銘章平起平坐的“抗日大烈士”。
一個在陰曹地府待了十年的“英魂”，怎么大活人一個，穩穩當當坐在戰犯管理所的小板凳上？
還有更讓人跌眼鏡的。
這老頭不光沒死，手里還欠著一筆沒法還的人命債——他把救過自己命的大恩人給宰了，下手那叫一個狠毒。
要是光算這筆爛賬，拉出去突突他半個鐘頭都算便宜他。
可是呢，最后組織上下了個誰都想不到的命令：留他一命，關起來好好改造。
這么做，可不是為了顯擺咱們寬宏大量，實在是這背后的賬本太厚，牽扯的歷史太亂。
咱們得把日歷翻回1938年，看看這筆糊涂賬到底是怎么從根子上爛掉的。
那是1938年開春，周同迎來了這輩子頭一回把腦袋別褲腰帶上的賭局。
那時候他是滕縣的一把手。
外面的形勢那是真的糟心：韓復榘為了保住自己的那點家底，十萬大兵一槍不放就溜了，把山東的大門敞開送給日本人。
日本人的王牌磯谷師團眼看就要殺到城門口，滕縣老百姓嚇得魂兒都沒了。
擺在周同眼前的路，其實也就那么三條。
頭一條，學韓復榘，腳底抹油——跑。
這招最穩妥，在當時國民黨那個大染缸里，也沒人會說什么。
第二條，跪下投降。
商會那個頭頭徐蘭洲，還有土豪紳黃筱山早就跟日本人眉來眼去，周同只要點個頭，哪怕當個漢奸，榮華富貴也是有的，就是得被人戳斷脊梁骨。
第三條路，也是最沒指望的一條：硬剛。
周同這人啥底色？
早先在韓復榘手底下干過上校，后來在滋陽當縣長，因為辦了孫桐萱手下販毒的案子，官帽子都被擼了。
這說明啥？
他沒猶豫，選了第三條道。
為了把退路堵死，他先把那幾個想賣國的徐蘭洲、黃筱山給扣了，還當著大伙的面，把想當帶路黨的警察張景良給斃了。
這一手玩得夠狠，一下子就把滕縣的人心給鎮住了。
等到3月初，川軍122師師長王銘章帶兵趕到的時候，瞅見的是一個準備玩命的縣太爺。
周同還主動聯系了共產黨在當地的負責人李樂平，把自己手底下六百多號警察、保安隊一股腦全交出去，跟川軍、跟游擊隊綁在一起守城。
3月14號，仗打響了。
整整三天三夜，122師基本拼光了。
到了17號，王銘章發了那封著名的絕命電報，想讓人護著周同先撤。
這時候，周同撂下了一句能進史書的話：“抗戰打到現在，只有死在戰場上的將軍，還沒見過死在崗位上的地方官，這頭一遭，我來！”
話都說到這份上了，那就是奔著閻王爺去的。
王銘章犧牲后，周同抱著尸體哭得那叫一個慘，最后站在城樓上吼了一嗓子“中華民族亡不了”，身子一歪，跳了下去。
在當時大伙眼里，這是一出完美的悲劇英雄戲碼。
要是故事就在這兒畫上句號，周同這輩子，妥妥的民族英雄。
可偏偏老天爺愛開玩笑，周同那一跳，沒摔死。
他順著城墻溜下去，跑了。
這算不算怕死？
不好說。
城破那一秒，想活命是本能。
真正要命的，是他活下來以后干的那些事。
逃跑路上他病得快不行了，眼瞅著就要爛在路邊。
把他救回來的，是中共地下黨員馬奉莪。
馬奉莪知道他是滕縣縣長，敬他是條漢子，出錢又出力，硬是從鬼門關把他給拽了回來。
病養好了，這倆人好得跟穿一條褲子似的。
聽了馬奉莪的建議，周同在西馬村拉起了抗日的大旗，他當縣長，馬奉莪負責統戰。
兩人拉起一千多號人的隊伍，打游擊，跟鬼子周旋。
這時候周同心里門兒清：只有跟共產黨抱團，他這個光桿司令才有槍桿子，才能在鬼子眼皮底下活命。
誰承想，到了1940年，風向不對了。
蔣介石開始搞什么“曲線救國”，背地里使壞，不想讓國共好過。
周同這種跟八路走得近的國民黨官，立馬成了“眼中釘”。
有人跑到省主席沈鴻烈那兒告黑狀，說周同“通匪”。
這下子，周同碰上了人生第二場大賭局，也是一場把良心輸得精光的賭局。
擺在他跟前的又是兩筆賬：
一邊是救命恩人，是戰友，是做人的良心。
另一邊是國民黨的官位，是上頭的壓力，是政治前途。
要是繼續跟馬奉莪混，他周同在國民黨那邊就沒法立足了，搞不好還得被當成“赤色分子”清洗掉。
想證明自己“清白”，想給蔣介石表忠心，他就得交一份“投名狀”。
這東西，必須得沾血，還得是共產黨人的血。
周同把心一橫，直接把良心喂了狗。
他恩將仇報，先把馬奉莪給抓了，順帶還扣了5個干部和28個戰士。
魯南軍區那邊反應挺克制，先是講道理，勸他回頭是岸。
畢竟以前是一個壕溝里的戰友，不想搞得太難看。
可周同這時候已經殺紅了眼，或者說，為了坐穩國民黨的賊船，他必須裝得比誰都反動。
1941年2月7號，被八路軍打跑的路上，周同干了一件喪盡天良的事。
在夏鎮官路口村，他把一路押著的救命恩人馬奉莪，給活埋了。
你沒聽錯，活埋。
這不光是殺人，這是一種表態。
他在用這種殘忍的手段告訴國民黨高層：瞧見了沒，我跟共產黨不光沒交情，還是死對頭。
靠著這份沾滿血的投名狀，周同確實在國民黨那邊又茍了幾年。
但這種沒人性的投機，哪能長久？
1944年，他被我軍打得光桿一條，只身逃竄。
抗戰勝利后，因為之前的“假死”加上屢戰屢敗，國民黨也不待見他了。
等到1948年，解放軍把他從濟南的窩里揪出來的時候，這筆歷史爛賬，總算是到了清算的日子。
按常理說，殺害黨員，活埋恩人，這罪過槍斃他十回都夠本。
但解放軍審判他的時候，眼光放得更長遠。
頭一筆賬：私德和公罪。
殺了馬奉莪，那是恩將仇報，是極度惡劣的人品敗壞和反革命重罪。
第二筆賬：民族大義。
1938年滕縣那一仗，周同身為地方官，沒跑也沒降，帶著老百姓配合王銘章死磕。
那一仗，給臺兒莊大捷爭取了救命的時間，拖住了日本人南下的腿。
在那個民族快亡國的節骨眼上，他的骨頭是硬的，對中華民族是有功勞的。
這功勞，抵消不了罪孽。
但這罪孽，也不能把當年的功勞一筆勾銷。
要是簡單粗暴地給他一顆花生米，痛快是痛快了，可歷史的那種復雜勁兒就被掩蓋了。
最后組織上拍板：死罪免了，關進臨沂戰犯管理所，好好改造思想。
讓他活著，讓他天天面對自己的良心，這恐怕比死還難受。
在里面關了三年，沒人知道周同夜里睡不睡得著。
但后來的記錄說，他確實知道自己錯了，對馬奉莪那是滿心的愧疚。
1951年，周同病死了。
這老頭一輩子，就賭了兩把。
頭一把，拿命守滕縣，賭贏了名聲，成了半個英雄。
第二把，拿良心殺恩人，賭贏了一時的官帽子，卻把做人的底線輸了個精光。
歷史最后留給他的，既不是烈士碑，也不是漢奸柱，而是一個讓人看了心情復雜的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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