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小伙加入地下黨后，千方百計隱瞞家人，建國后才知親哥代號10

1929年深秋的一個拂曉，香港皇后大道中霧氣未散，一家叫“柯記”的煙絲鋪悄悄開門。掌柜柯正平披著長衫，先往門口掛了塊“今有新貨”的小牌，再反手把一摞報紙藏進后院。看似生意人忙碌的日常，其實他正在為組織轉運通信器材。誰也沒想到，這位年僅十八歲的廣東小伙，已經是嶺南地下黨重要聯絡員。

柯正平出生于1911年陸豐縣商戶人家，兄長柯麟比他年長十歲。家中原有大染坊，日子寬綽，可兩位早夭的長兄讓父母對剩下的孩子格外珍惜。少年時期，正平性格跳脫卻勤懇好學，祖父送他進私塾，希望他將來繼承家業。卻不料，1923年一冊《共產黨宣言》闖進了他的世界，他的志向從“當好商人”轉向“救國改造”。

背井離鄉之前，正平悄悄在日記里寫下兩句馬克思的語錄，又將它們撕碎燒掉——對外他仍是勤勉的少掌柜。四年后，他以“到香港開店”為由離家，從此身份一分為二：白天是生意人，深夜則成了秘密交通員。為了掩護同志，他把倉庫隔成暗室，絡繹不絕的“購煙客”里，很多人其實是帶著電臺和經費來去無蹤的戰士。

相比之下，他的哥哥柯麟的行蹤更為撲朔。家里只知道他在外行醫，對時局卻始終沉默。事實上，早在1921年，這位廣東公醫大學畢業生就隨彭湃踏上革命道路。南昌起義、廣州起義后，他被周恩來吸收進中央特科，代號“10”。在上海，他開設“達生診所”掩護會議；夜幕降臨，樓上是緊張的情報研判，樓下他披白褂給病人把脈，外人只當這是位醫德高尚的好先生。

1928年，特科遭白鑫出賣，組織蒙受重創。柯麟卻意外被白鑫召去看病。那場看診，他穩住情緒，套出了對方藏身“霞飛路范公館”的口風。幾天后，埋伏的狙擊手一槍了結“東方第一叛徒”。功成之后，柯麟被秘密調往香港，再轉澳門，身份依舊是醫生。此時的弟弟恰巧也把生意移到澳門，兄弟同城，卻各懷機密，相互試探成了常態。

有一次，柯正平故作隨意地問：“阿哥，這些年你怎還念念不忘看病救人？”柯麟淡淡一笑：“救人也好，救國也好，總得有人去做。”短短一句話，兩人心照不宣，又都守口如瓶。

1937年盧溝橋炮聲響起，香港與澳門成了特殊的交通節點。正平依托南光公司源源不斷向延安運送藥材和無線電元件；柯麟則利用鏡湖醫院的名義，掩護葉挺、夏衍等八百余人脫離日寇搜捕。兄弟兩條戰線，一文一醫，卻殊途同歸。

抗戰勝利后，葡萄牙當局仍固守殖民舊思維，不許華人醫生獨立手術。柯麟聯絡數百名醫師與市民上街請愿，迫使總督府讓步，鏡湖醫院自此成為澳門華人醫療核心，也成了地下交通總站。正平借機在商界推行“國貨運動”，公開募捐支援解放區，把澳門商賈的銀元一箱箱送往華南前線。

1949年10月1日，北京傳來禮炮聲。澳門街頭卻布滿葡警。任何慶祝新中國的舉動都可能招來逮捕。可是清晨，鏡湖醫院的天臺迎風升起一面嶄新的五星紅旗；同一時刻，南光公司門口也掛出了同樣的紅旗。兩面旗幟在異國租界的天空映出耀眼的紅色。警笛聲驟起，巡邏隊沖向這兩處，卻意外發現——掛旗的人竟是一對兄弟。

被帶到警署的路上，柯麟輕聲說：“原來你也在組織里。”正平愣了一秒，繼而低笑：“早該想到，家里最會忍耐的人，怎會只想做個普通大夫？”對話極短，卻解開了長達二十年的謎團。葡方顧忌新中國的立場，加之澳門商界與醫界齊聲抗議，拘捕行動草草收場，兄弟倆平安歸家。

1951年春，中央邀請柯麟回廣州主持中山大學附屬醫院。他離開澳門時，只帶走一只舊醫藥箱。柯正平仍留在商埠，繼續為祖國與澳門之間的經濟往來奔忙。上世紀七十年代，他已是屈指可數的“紅色商人”之一，經常勸同行“賺錢可以，但別忘了這是誰的江山”。1999年，澳門回歸那夜，南光公司大樓燈火通明，人們才想起這位耄耋老者當年的預言。

柯麟逝于1991年，享年九十一歲；十四年后，柯正平黯然長眠。他們不曾共同披掛上陣，卻以各自擅長的醫術與經商，搭起了地下抗爭的雙橋。對家國忠誠，對親人守口如瓶，是那個年代無聲的約定。兄弟二人的籍籍無名，恰恰是他們真正的光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