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深秋的一個拂曉,香港皇后大道中霧氣未散,一家叫“柯記”的煙絲鋪悄悄開門。掌柜柯正平披著長衫,先往門口掛了塊“今有新貨”的小牌,再反手把一摞報紙藏進后院。看似生意人忙碌的日常,其實他正在為組織轉運通信器材。誰也沒想到,這位年僅十八歲的廣東小伙,已經是嶺南地下黨重要聯絡員。
柯正平出生于1911年陸豐縣商戶人家,兄長柯麟比他年長十歲。家中原有大染坊,日子寬綽,可兩位早夭的長兄讓父母對剩下的孩子格外珍惜。少年時期,正平性格跳脫卻勤懇好學,祖父送他進私塾,希望他將來繼承家業。卻不料,1923年一冊《共產黨宣言》闖進了他的世界,他的志向從“當好商人”轉向“救國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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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井離鄉之前,正平悄悄在日記里寫下兩句馬克思的語錄,又將它們撕碎燒掉——對外他仍是勤勉的少掌柜。四年后,他以“到香港開店”為由離家,從此身份一分為二:白天是生意人,深夜則成了秘密交通員。為了掩護同志,他把倉庫隔成暗室,絡繹不絕的“購煙客”里,很多人其實是帶著電臺和經費來去無蹤的戰士。
相比之下,他的哥哥柯麟的行蹤更為撲朔。家里只知道他在外行醫,對時局卻始終沉默。事實上,早在1921年,這位廣東公醫大學畢業生就隨彭湃踏上革命道路。南昌起義、廣州起義后,他被周恩來吸收進中央特科,代號“10”。在上海,他開設“達生診所”掩護會議;夜幕降臨,樓上是緊張的情報研判,樓下他披白褂給病人把脈,外人只當這是位醫德高尚的好先生。
1928年,特科遭白鑫出賣,組織蒙受重創。柯麟卻意外被白鑫召去看病。那場看診,他穩住情緒,套出了對方藏身“霞飛路范公館”的口風。幾天后,埋伏的狙擊手一槍了結“東方第一叛徒”。功成之后,柯麟被秘密調往香港,再轉澳門,身份依舊是醫生。此時的弟弟恰巧也把生意移到澳門,兄弟同城,卻各懷機密,相互試探成了常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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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柯正平故作隨意地問:“阿哥,這些年你怎還念念不忘看病救人?”柯麟淡淡一笑:“救人也好,救國也好,總得有人去做。”短短一句話,兩人心照不宣,又都守口如瓶。
1937年盧溝橋炮聲響起,香港與澳門成了特殊的交通節點。正平依托南光公司源源不斷向延安運送藥材和無線電元件;柯麟則利用鏡湖醫院的名義,掩護葉挺、夏衍等八百余人脫離日寇搜捕。兄弟兩條戰線,一文一醫,卻殊途同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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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勝利后,葡萄牙當局仍固守殖民舊思維,不許華人醫生獨立手術。柯麟聯絡數百名醫師與市民上街請愿,迫使總督府讓步,鏡湖醫院自此成為澳門華人醫療核心,也成了地下交通總站。正平借機在商界推行“國貨運動”,公開募捐支援解放區,把澳門商賈的銀元一箱箱送往華南前線。
1949年10月1日,北京傳來禮炮聲。澳門街頭卻布滿葡警。任何慶祝新中國的舉動都可能招來逮捕。可是清晨,鏡湖醫院的天臺迎風升起一面嶄新的五星紅旗;同一時刻,南光公司門口也掛出了同樣的紅旗。兩面旗幟在異國租界的天空映出耀眼的紅色。警笛聲驟起,巡邏隊沖向這兩處,卻意外發現——掛旗的人竟是一對兄弟。
被帶到警署的路上,柯麟輕聲說:“原來你也在組織里。”正平愣了一秒,繼而低笑:“早該想到,家里最會忍耐的人,怎會只想做個普通大夫?”對話極短,卻解開了長達二十年的謎團。葡方顧忌新中國的立場,加之澳門商界與醫界齊聲抗議,拘捕行動草草收場,兄弟倆平安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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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春,中央邀請柯麟回廣州主持中山大學附屬醫院。他離開澳門時,只帶走一只舊醫藥箱。柯正平仍留在商埠,繼續為祖國與澳門之間的經濟往來奔忙。上世紀七十年代,他已是屈指可數的“紅色商人”之一,經常勸同行“賺錢可以,但別忘了這是誰的江山”。1999年,澳門回歸那夜,南光公司大樓燈火通明,人們才想起這位耄耋老者當年的預言。
柯麟逝于1991年,享年九十一歲;十四年后,柯正平黯然長眠。他們不曾共同披掛上陣,卻以各自擅長的醫術與經商,搭起了地下抗爭的雙橋。對家國忠誠,對親人守口如瓶,是那個年代無聲的約定。兄弟二人的籍籍無名,恰恰是他們真正的光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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