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坡：“荒地里下了一鏟子”

春節快到了，恐怕不少人又要“跳將出來”，把自家過年的往事擺擺譜兒。

不時不作，挺好；只是，孟子說：“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那么，你的“我家老底子”的“老”，老到什么程度？上溯三代、五代，到頭了吧。問題在于，隨著時代變遷、城市化加速，我們所謂的“賡續”，還保留了多少老樣子？誰也說不清。所以，翻老賬，獲新知，乃必由之路。至少，婁子匡編纂的《新年風俗志》，是我們最好的參考材料之一。

當年我入手這部又老又黃又脆的書（商務印書館，1935年第1版），并非出自對于民俗學的喜好，而是：1.封面有周作人題簽——好比收藏古代書畫請到了謝稚柳的鑒定題跋；2.附收“劉海戲金蟾”“文武財神”等26幅與新年有關的傳統白描圖片——原汁原味，相當精彩；3.周作人、顧頡剛、愛堡哈特、婁子匡等4篇序文，并非敷衍應酬之作——正本清源，條分縷析，極見功力。

這里要特別提一筆：愛堡哈特，現通譯艾伯華（Wolfram Eberhard 1909—1989），德國漢學家、民俗學家；柏林大學博士；1934年赴華考察民俗；長期任教于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研究中國民俗、社會與文化；代表作《中國民間故事類型》《中國文化象征詞典》《中國史》等，推動西方學界了解中國民俗。

另兩位序作者周作人、顧頡剛，公認的中國民俗學、民間文學的開山鼻祖，毋須煩言。

那么，婁子匡何許人也？他既然請得動周、顧、愛作序，當非等閑之輩。

婁子匡，1905年（一說1907年）生，2005年卒；筆名適翁；浙江紹興人；被尊為“中國民俗研究論著的守護神”；與周作人、顧頡剛、江紹原、鐘敬文一道列為20世紀中國民俗學運動五大核心人物。

我再補一點：是他，堅持用“茶藝”兩字與日本“茶道”區分開來，意義深遠。

至于那本《新年風俗志》，是他耗費多年實地調研的產物，收錄27篇涉及21省41地區共364種年俗，堪稱中國新年風俗研究奠基之作，被多國譯介。其看點，愛堡哈特挑明了：“固然，在過去已經有過民俗的資料的匯集，但那些資料中大部分只是從文獻上收集來的，與實際的田間工作‘Feldarbeit’毫無關系。”“他破天荒地在最廣闊的意義上將全中國新年風俗與新年習慣采集了起來，從而樹立了此后關于中國民俗學研究工作的一個榜樣。”充分肯定此作在民俗研究中率先采用田野調查的科學方法。

周作人對老鄉也不吝贊詞：新年“是過年禮儀特別繁多的，所以值得學子調查研究者也就在這地方。可惜中國從前很少有人留意，偶然有《清嘉錄》等書就一個區域作縱的研究，卻缺少橫的，即集錄各地方風俗以便比較的書物……《新年風俗志》可以說是空前的工作，這在荒地里下了一鏟子。”

這“一鏟子”下得真好，舉例說，蘇州與無錫是江蘇省內的“隔壁鄰居”，但在“接路頭”的形式上略有差異——蘇州：“正月五日是五路神的誕辰，金鑼爆竹，牲醴畢陳，算盤，銀錠，天平這些東西，也供在桌面上，一旁放置刀一把，上面撮一些鹽，諧音叫‘現到手’。人家都以爭先為利市，遲了恐給他家迎了去，所以必須早起來迎接，今則更有隔夕來迎接的。吳人叫‘搶路頭’。”無錫：“年初五是財神生日，家家要接路頭，儀式和過年時請路頭差不多的，不過商家因為發財心切，而且希望能夠早些發財，所以都在初四夜就接了，一面大家吃路頭酒，往往要接到天亮才接好哩。”

而在浙江寧波，“接財神”的方式跟蘇錫又不一樣：“初五這天，各商家都虔備牲醴，供請財神。住家舉行的很少。”盡管同屬浙江，湖州“接財神”也有別于寧波：“五更的時候就供著牲醴奉祀他，叫做‘接五路’。據說財神底下體是裸著，祭他的時候，不能太長久，為的怕財神要羞恥。商家今天也設宴，叫做‘吃路頭酒’，辭留伙友，就在今天決定了。”

相隔不遠的幾個地方，新年風俗竟各具風貌，于是《新年風俗志》的價值得到完美體現，而這一切，都是婁子匡一處一處實地考察得來，“活生生的”（婁子匡語），自然比“翻書黨”或道聽途說者要靠譜得多。

原標題：《西坡：“荒地里下了一鏟子”》

欄目編輯：華心怡 文字編輯：史佳林

來源：作者：西 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