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人等不及了！民調顯示：61%受訪者支持進口中國電動汽車

2026年才拉開帷幕，一份民調結果便在加拿大政壇掀起不小波瀾——超六成國民明確表態，愿意接納更多源自中國的新能源汽車。

產業界尚未完成策略復盤，卡尼內閣已迅速啟動政策微調，大幅松動對中國產電動車的準入門檻。消息傳出，德系車企高層接連召開閉門會議，安大略省汽車工人聯合會則緊急發布內部預警通報。

可現實很清晰：選民正用日常開支作出最真實的表態。

人們自然要問：這個曾以“技術安全”為由屢次加碼限制中國電動車入境的國家，為何在短短數月間出現如此顯著轉向？

2026年1月22日，總理卡尼結束備受輿論聚焦的北京之行，其行程余波尚未平息，兩組關鍵數字已在渥太華決策圈高頻流轉，并形成強烈對比效應。

第一組是6.1%，即聯邦政府正式敲定的中國電動汽車進口適用關稅水平；第二組是61%，來自Leger民調機構最新發布的公眾意見數據——逾六成受訪者主張實質性削減乃至全面撤除針對中國電動車的高壁壘性關稅安排。

若將時間軸拉回2025年中旬，這般組合幾乎等同于政治上的高風險操作。彼時，“供應鏈韌性”“數據主權”等術語仍是政策辯論的核心關鍵詞。

安大略省地方政客與汽車制造工會此前對國產電動車持高度排斥立場，主張征收全額附加稅的提案一度被視作不可動搖的政治共識。

但進入2026年后，公共情緒呈現明顯拐點。曾經反復強調的安全邏輯，正被持續走高的生活支出壓力逐步稀釋，其政策說服力日漸式微。

轉變動因并不玄奧，而是具象落在每個家庭的收支明細上：過去二十四個月，加拿大基準利率始終維持高位，房貸重置潮集中爆發，尤其在多倫多與溫哥華兩大都市圈，中等收入群體每月按揭負擔持續加重。

在此背景下，本土車市的價格體系愈發令人側目。主流燃油型SUV及插電混動車型普遍標價突破五萬加元大關；即便是電動選項，也受限于產能瓶頸與品牌溢價，難以覆蓋大眾消費預算區間。

于是，圍繞“中國電動車是否構成信息安全隱患”的討論熱度悄然回落。并非相關疑慮徹底消散，而是當基本生活開銷持續承壓時，這類抽象風險已難以主導實際購買決策。

Leger此次覆蓋1570名有效受訪者的調研成果，本質上揭示的并非價值偏好遷移，而是一種基于生存理性的務實權衡。

支持下調關稅的民眾，多數并不具備對中國品牌的特殊情感傾向，他們所質疑的是：在通脹高企階段，人為維持高價是否仍具正當性？

這種情緒在社交平臺表現得尤為直白。關于續航表現、充電便利性、維保周期與綜合持有成本的橫向對比帖文激增，輿論焦點更多指向本地經銷商定價機制及長期缺乏有效競爭的市場生態。

對廣大購車者而言，“站哪一邊”早已退居次要位置，能否切實壓縮長期用車支出，才是決策中樞所在。

安大略省部分政治人物與勞工組織嘗試復制過往針對華為設備的動員模式，但響應度明顯減弱。原因在于，本輪政策調整的成本已被直接攤派至每戶有購車需求的家庭賬單之上。

不過，若據此認定卡尼政府純屬被動回應輿情，則嚴重低估了渥太華層面的戰略縱深。電動車關稅調整絕非孤立動作，而是嵌套于整套對華經貿關系再定位框架中的關鍵一環。

就在同一時段，加中兩國共同簽署新版雙邊經貿合作路線圖，其中有關農產品特別是油菜籽出口的條款，遠比電動車相關表述更為詳盡且具備可執行性。

過去十二個月，加拿大西部農業出口持續承壓，油菜籽積壓問題多次登上省級農業部門簡報首頁，相關利益方對聯邦貿易政策的批評聲量持續攀升。

這些訴求雖未成為外交話語主旋律，卻在基層政治生態中轉化為真實張力。對渥太華而言，若希望重啟中國市場準入通道，就必須提供具有對等分量的交換籌碼。

在此前提下，電動車成為最具操作性、也最易獲得中方積極反饋的戰略支點。一方面，中國頭部車企正處于全球化布局加速期，北美市場的準入資格兼具象征意義與商業實利；

另一方面，加拿大本土尚未形成完整電動車整車制造能力，對外部供應依賴度較高，這使得關稅工具具備較高的政策彈性空間和可控實施成本。

需特別指出的是，此次開放并非無條件敞開大門。6.1%的稅率雖大幅下調，但同步設定年度進口配額上限為4.9萬輛。

該數值絕非隨意敲定，而是經過精密測算后的平衡點：對安大略省現有組裝產能而言，這一規模尚不足以引發結構性沖擊；對終端消費者而言，則足以形成價格參照系，倒逼既有品牌重新審視其定價邏輯與服務結構。

從治理邏輯看，這是一種典型的“精準引入”策略——政府無意借中國車企徹底重構本國汽車產業版圖，而是期望借助外部供給激活市場競爭，緩解通脹壓力，同時為農產品出口爭取更大談判回旋余地。

每一輛駛入加拿大海關的中國產電動車，背后都對應著一條農產品輸華通道的再度暢通。

更宏觀的考量則來自南部鄰國。2026年美國大選周期全面啟動，貿易議題再度成為政客高頻操弄工具的可能性顯著上升。

在此態勢下，加拿大若繼續將經濟命脈深度綁定于單一市場與既定政策軌道，系統性風險正在快速累積。

因此，適度引入中國電動車，也被視為一種經濟維度的戰略對沖，旨在降低對美市場波動及政策風向變化的過度敏感度。

正因如此，加方在放寬準入的同時，同步強化多項本地化合規要求：動力電池退役后必須在境內完成規范回收；公共充電網絡須符合加拿大國家標準；車載智能系統需通過獨立第三方安全審查。

上述條款并非形式主義設置，而是清晰傳遞出政策意圖：加拿大拒絕純粹的價格傾銷行為，真正期待的是具備本地扎根意愿與產業鏈參與深度的合作伙伴。

換言之，政策瞄準的終極目標，并非單純擴大進口銷量，而是推動海外車企在當地開展實質性投資建廠、構建區域供應鏈、創造穩定就業崗位。

這種深度本地化綁定，既能緩解國內就業焦慮與產業升級壓力，也為未來可能發生的國際經貿摩擦預留戰略緩沖帶——一旦資產落地生根，加方在后續博弈中的話語權與議價能力將顯著增強。

站在2026年初回望這場從100%到6.1%的關稅躍遷，不宜簡單歸因為意識形態轉向，它實質上是一次多重現實約束下的審慎抉擇，涵蓋通脹現實、產業基礎與地緣變局三重維度。

價值敘事并未退出舞臺，但它已無法單獨支撐高成本政策的長期延續。真正值得追蹤的，不是本次調整本身，而是它所撬動的一系列后續命題。

當4.9萬輛年度配額告罄之后，是否啟動擴容機制？本土制造業能否在外部競爭壓力下完成技術升級與模式轉型？美國政府對此路徑的反應強度，又將在多大程度上制約加拿大的政策騰挪空間？

這些問題目前均無定論，但可以確認的是，加拿大已告別僅靠理念口號制定經濟政策的時代。

當物價指數與家庭賬本成為最敏銳的政治溫度計，任何執政團隊都不得不重新校準政策權重。這一次，用油菜籽換取電動車準入、用關稅讓渡換取民意支持，或許只是序章。真正復雜的資產負債表，才剛剛開始編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