徂徠山橫亙魯中,為泰山支脈,兼具自然靈秀與人文底蘊,唐代“竹溪六逸”隱居于此,留下諸多文脈遺跡。在李白隱居的徂徠山竹溪附近的獨秀峰,有“獨秀峰”題刻相傳為李白手書,雖無年代與署名,卻經金代名家佐證,兼具書法價值與文獻意義,是研究李白在魯行蹤及盛唐書法風貌的重要實物資料,茲結合史料與實物,對其進行考辨梳理。
一、石刻形制與地理位置
“獨秀峰”題刻坐落于泰安市境內徂徠山南麓乳山腳下,此處峰巒名獨秀峰,又名三嶺崮,《泰山小史》載:“徂徠山之陽,挺然物表,而勢孤蔥翠可愛者,獨秀峰也,亭亭有玉柱之思。” 徂徠山地處泰安岱岳區周邊,峰巒疊嶂間留存諸多歷代石刻,為齊魯金石寶庫的重要組成部分。
該題刻為三字楷書,兼帶隸意,筆法瀟灑秀美,兼具盛唐書法的雄渾與靈動。實測數據顯示,三字通高65厘米,寬19厘米,字徑規整,排布勻稱,起筆藏鋒、收筆頓挫,既有楷書的端莊規整,又有隸書的古樸厚重,與李白傳世書法的審美特質一脈相承。石刻鐫刻于崖壁之上,歷經千年風雨侵蝕,仍保存尚好,字跡可辨,為考證其作者與年代提供了堅實的實物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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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李白與徂徠山的淵源及題刻可能性
李白與徂徠山的關聯,見于正史與歷代著述,其在此隱居游樂的經歷,為其題刻“獨秀峰”提供了合理依據。《舊唐書·李白傳》明確記載:“(白)少與魯中諸生孔巢父、韓準、裴政、張叔明、陶沔等隱于徂徠山,酣歌縱酒,時號竹溪六逸。” 此次隱居發生于唐代開元年間,是李白早年漫游魯中的重要節點,徂徠山的竹溪便是其宴飲游樂之地,而竹溪位于徂徠西南乳山下二圣宮,與獨秀峰相距甚近。
李白在魯地居留日久,開元二十四年(736年)后更是將家眷安置于東魯,前后寄家23年,其寓居之所歷來有多種考證,劉傳錄經十余年研究,提出李白隱居徂徠山期間寓家乾封城(今泰安舊縣村)的新觀點,進一步佐證李白長期活動于徂徠山周邊區域,其論文已發表于《德州學院學報》。李白隱居徂徠山竹溪下,距獨秀峰不到一公里,觸景生情題字刻石,實為情理之中。徂徠山竹溪、獨秀峰的相關遺跡,與金代石震、黨懷英的題刻相互印證,構成李白在魯活動的完整文脈線索。
三、作者歸屬考證:黨懷英佐證與后世傳承
“獨秀峰”題刻未署年代與作者姓名,但其為李白手書的說法,并非后世附會,而是有金代權威學者的直接佐證,且被歷代金石著述沿用,該題刻北崖存有金大定十年(公元1170年)石震題刻,文曰:“徂徠居士石震,過獨秀峰,覽太白遺刻,有感題于后。婿黨懷英偕行。庚寅長至日。” 此處明確將“獨秀峰”題刻稱為“太白遺刻”,而題刻者石震與同行的黨懷英,均為金代齊魯地區知名文人學者,二人的共同認定極具說服力。石震號徂徠居士,為金代本地名士,深耕齊魯文史,尤其關注徂徠山地域文脈與歷代石刻,兼具扎實的金石鑒賞功底。據史料記載,石震曾致信時任京師官員的女婿黨懷英,懇請其為徂徠山天封寺重修之事撰寫記文,可見其對地方文化遺產的珍視與深耕。作為土生土長的徂徠士人,石震對當地歷代遺跡的了解遠超外來學者,其認定“獨秀峰”為李白遺刻,既基于對石刻本身的細致研判,也源于對地方文脈的深厚積淀,并非隨意附會。
黨懷英為金代泰安人,是當時文壇盟主與頂尖書法家,且自幼仰慕李白才情,深受其隱逸之風與詩文氣度的影響,這份崇拜也體現在他的日常居所與字號之中。他曾在徂徠山作書房隱居讀書、著書立說,特意將書房題名“竹溪”,以此追慕李白當年與“竹溪六逸”在徂徠山隱居宴飲的雅事,彰顯對李白的崇敬之情。后為區分李白等人隱居的竹溪故地,避免混淆,世人遂稱其書房為“黨竹溪”,這一稱呼也成為黨懷英的標志性符號之一,印證了他與李白及徂徠山竹溪文脈的深厚聯結。黨懷英精于籀篆,專攻秦李斯與唐李陽冰的玉箸篆書,臨習不輟,被趙秉文稱贊為“李陽冰之后第一人”,其書法技藝與鑒賞水平均備受推崇,金代“泰和重寶”錢幣上的篆文便出自其手,書法勁逸,不失古法。尤為關鍵的是,黨懷英為李白族叔李陽冰一派的籀篆傳人,對李氏書法體系有著深刻的研究與精準的辨識能力,加之其對李白的尊崇,更促使他嚴謹研判“獨秀峰”題刻,其認可該題刻為李白遺刻,兼具專業素養、家族書法傳承與個人崇敬之心的三重背書,可信度極高。
后世金石著述多沿用石震與黨懷英的論斷,將“獨秀峰”題刻歸為李白手書。結合李白傳世孤本《上陽臺帖》來看,其書法用筆兼具篆隸遺意與率意風神,結字奇正相生,與“獨秀峰”題刻“楷書兼帶隸意”的風格高度契合——二者均藏鋒起筆、線條圓厚,既有著對傳統筆法的繼承,又彰顯著李白灑脫不羈的個性,進一步印證了該題刻的作者歸屬。
四、石刻的湮沒與重獲
“獨秀峰”題刻雖在金代已被明確為李白遺刻,卻因自然侵蝕與地理位置偏僻,自清代起逐漸湮沒,被金石學界誤認為“佚失”或“磨滅”。清代金石學家孫星衍在《泰山石刻記》中記載:“獨秀峰三大字,《泰山小史》:古人刻峰名于石上。相傳李太白書。在徂徠三嶺崮北,佚。” 道光年間《泰安縣志·金石》亦載:“獨秀峰三大字,在徂徠山陽三嶺崮絕巖,舊傳李白書。今磨滅。” 可見,至清代,該石刻已因年久漫漶、人跡罕至,徹底從世人視野中消失。
百余年來,學界雖對該石刻多有提及,卻始終未能尋訪其蹤跡。直至近日,依據當地林場員工提供的線索,經多次深入山中考察,這方石刻終被重新發現于獨秀峰崖壁之上。此次重獲的石刻保存尚好,字跡清晰可辨,并未如清代著錄所言“磨滅”,得以重現于世,為沉寂已久的李白書法研究與徂徠山人文史研究,帶來了重要突破。
五、結語
李白手書“獨秀峰”石刻的重獲,具有多重學術價值與文化意義。從書法史來看,李白傳世書法實物稀少,《上陽臺帖》為孤本,該石刻的發現,補充了李白楷書作品的空白,展現了其書法風格的多樣性,印證了其“詩書名雙絕”的才情;從文獻史來看,石刻印證了李白隱居徂徠山的史料記載,為研究其在魯行蹤與交游提供了新的實物佐證,完善了“竹溪六逸”隱居徂徠的文脈圖景;從地方文化來看,該石刻是徂徠山人文底蘊的重要載體,也是齊魯金石文化的珍貴遺存,為傳承弘揚地域文脈與盛唐文化提供了重要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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