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定格在1950年6月10日,地點是臺北馬場町刑場。
幾聲爆豆般的槍響過后,曾任國民黨國防部參謀次長的吳石,還有中將高參陳寶倉,直挺挺地倒在了血泊里。
這就是當年震動海峽兩岸的“吳石案”。
消息傳到陳誠那兒,這位當時在臺灣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二號人物”,臉黑得像鍋底,半晌沒崩出一個字。
要知道,以前陳寶倉捅了簍子,都是陳誠在后面兜著,要是沒有他在后面撐腰,陳寶倉哪怕有九條命也早丟光了。
可偏偏這一回,看著那疊被截獲的情報,再看看那賴不掉的筆跡鑒定,陳誠把手揣在袖子里,愣是沒敢動。
這一刻他才咂摸出味兒來:自己扒拉了一輩子算盤,搞小圈子政治,結果讓這位“老學長”給結結實實上了一課。
他以為自己是在護著“土木系”的自家人,哪成想,是親手把一位紅色特工接到了臺灣的心窩子里。
這兩個人到底啥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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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還得往回倒騰幾十年,從一碗驢肉火燒和校友情誼聊起。
陳寶倉是保定軍校第九期工兵科出來的,陳誠比他高一屆,是第八期的。
在國民黨那個圈子里,這就叫“通家之好”。
那時候帶兵講究個“同鄉、同窗、同宗”,陳誠后來手握大權,搞起了“土木系”(十一師的土,十八軍的木),最稀罕的就是保定軍校這些高材生。
1936年,陳誠在廬山搞軍官訓練團,一眼就相中了成績拔尖又懂工兵技術的陳寶倉,二話不說,直接把他從雜牌軍晉綏軍那邊給挖了過來。
這步棋,陳誠心里門兒清:陳寶倉這人沒根基,要想在中央軍這口大鍋里混口飯吃,除了死心塌地跟著自己,沒別的路可走。
后來的事兒也確實照著劇本走的。
抗戰一打響,陳寶倉在淞滬戰場上把右眼都給拼瞎了,后來又被陳誠安排去第四戰區,給張發奎當副手。
這安排就有意思了。
張發奎是粵系的大佬,陳誠把心腹安插過去,明面上是幫忙,實際上是“摻沙子”搞監視。
陳寶倉坐在那個位置上,代表的就是陳誠的臉面。
正因為有這層“鐵瓷”關系,陳寶倉后來干了好幾件“出格”的事兒,在陳誠看來,那都不叫個事兒。
比如1942年夏天,中越邊境的天保縣(就是現在的德寶縣)逮住個怪人。
這人嚷嚷著要借道廣西去重慶找周恩來,可證件一看就是假的。
那會兒越南全是日本兵,邊境上特務、間諜亂竄。
當地軍警嚇得夠嗆,趕緊報到靖西指揮部,意思是按“間諜”處理,就地崩了省事。
當時坐鎮靖西拿主意的,正好是陳寶倉。
擺在他面前就兩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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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條路是簽字殺人。
這是最穩當的法子,一點政治風險沒有,還能落個“雷厲風行”的好名聲。
另一條路是先扣下,往上報。
這可就麻煩了,萬一人跑了,或者真是日本特務,這黑鍋他得背。
陳寶倉掃了一眼名單,這人化名叫胡志明。
陳寶倉把筆一扔,沒簽那個字,而是把皮球踢給了戰區長官部。
緊接著,張發奎那邊一核實,好家伙,這是越共的頭兒,不是日本間諜。
雖說重慶那邊下令關人,但就因為陳寶倉這一招“拖字訣”,胡志明的腦袋算是保住了。
再后來,蘇聯那邊一打招呼,張發奎順水推舟,人就給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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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事還沒完。
胡志明出獄后,在邊境辦起了抗日訓練班。
軍統那幫特務不干了,狀紙直接遞到重慶,說陳寶倉“縱容越共”。
蔣介石一聽就炸了毛,發密電要抓人。
得虧消息“長了腿”,胡志明腳底抹油撤回了越南。
重慶那邊氣得跳腳,認定陳寶倉瀆職,還要查查他是不是通共。
這要是換個沒背景的雜牌將領,這回不死也得脫層皮。
可陳寶倉背后杵著陳誠這么一尊大佛,張發奎也護著,最后也就是去重慶走個過場受審,拖了一年多,這事兒就算翻篇了。
其實早在1941年,特務們就恨陳寶倉恨得牙癢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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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會兒皖南事變剛過,桂系的白崇禧在廣西搞清洗。
這時候,地下黨的人找上了陳寶倉。
這忙可不好幫:讓陳寶倉出面,把這支已經被特務盯死的隊伍,弄到他的防區去。
這事兒風險大得沒邊了。
把一群上了黑名單的人弄到眼皮子底下,一旦露餡,那就是“窩藏共黨”的大罪。
可誰能想到,陳寶倉不光應下了,還辦得漂漂亮亮。
他大筆一揮,開了張“調令”,名正言順地把劇演四隊調到靖西去“勞軍”。
靖西那是陳寶倉的一畝三分地,軍統的手伸不進去。
劇演四隊到了那兒,不光安全了,還敲鑼打鼓地演戲搞宣傳。
特務們氣得直跺腳,黑材料像雪片一樣往重慶飛。
按常理,這么多黑材料,夠槍斃十回都有富余。
為啥陳寶倉一點事沒有?
除了沒有過硬的實錘,根子上還是那個老毛病——派系斗爭。
在國民黨高層眼里,搞特務的(軍統)和帶兵的(土木系)本來就是冤家。
特務告陳誠的人,在陳誠看來,這就是沒事找事,是沖著他這個山頭來的。
所以陳寶倉越是被特務告,陳誠越是要死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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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反倒成了一道奇特的護身符。
抗戰一勝利,陳寶倉迎來了人生的高光時刻,也差點栽了個大跟頭。
1945年,陳誠派陳寶倉去青島搞受降。
這可是個肥缺,也是個露臉的活兒。
陳寶倉不光主持了受降儀式,還當上了聯勤總司令部第四兵站的總監。
這時候,國民黨窩里斗的毛病又犯了。
山東戰場那堆物資,成了各方眼紅的肥肉。
第二綏靖區司令王耀武,那是何應欽那邊的人。
他看陳誠的人把著后勤大權,心里一百個不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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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47年底,把柄來了。
第四兵站有一批物資在路上“丟了”,實際上是被解放軍給截了。
王耀武立馬咬住不放,跑到蔣介石那兒告狀,罪名還是老一套:“資共嫌疑”。
這一下,陳寶倉又被擼了官。
面子上看,這是查貪腐、查通共;骨子里,這是何應欽系向陳誠系開火。
陳寶倉心里憋屈。
他覺得自己冤枉——這明明是戰場上的意外,怎么就成了資敵?
可在陳誠看來,這事兒絕不能認慫。
要是認了,就是承認自己用人瞎了眼,就是把山東的后勤大權拱手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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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乎,1948年,在陳誠和聯勤總司令郭懺的一番操作下,陳寶倉不光洗脫了罪名,還被安排了個閑職:國防部中將高參。
誰也沒料到,正是這個看著沒啥實權的“冷板凳”,成了最后插向國民黨心臟的一把尖刀。
1949年初,國民黨眼看就要完蛋。
陳誠被派去臺灣“留后路”。
這時候,陳寶倉做出了他這輩子最后一個、也是最兇險的決定。
他去找“老學長”陳誠,說想跟著一塊兒去臺灣。
在陳誠眼里,這太合情合理了。
老部下、老同學、被排擠的“受害者”,現在想跟著老長官去臺灣找條活路,沒毛病。
陳誠手一揮,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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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做夢也想不到,這會兒的陳寶倉,里子早就換了。
早在1948年香港那會兒,陳寶倉就秘密加入了民革。
他這次去臺灣,是背著華南局和民革中央的雙重任務去的。
這步棋,走得那是相當驚險。
到了臺灣,陳寶倉頂著“陳誠老部下”的金字招牌,混得風生水起。
以前那些老戰友、老部下,現在都在臺灣當大官。
陳寶倉靠著這些關系,搞到了大把的絕密情報:防衛圖、兵力部署、機場坐標。
這些要命的情報,通過吳石將軍這條線,源源不斷地送往香港,最后擺在了毛主席的案頭。
直到19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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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臺灣省工委書記蔡孝乾被抓后叛變,把吳石給供出來了。
特務抄吳石家的時候,翻出了一份手寫的情報。
筆跡鑒定結果一出來,所有人都傻眼了——那是陳寶倉的字。
這一回,板上釘釘,鐵證如山。
最要命的是,這是一份“必死”的證據。
它不是什么政治立場的模糊嫌疑,而是實打實的軍事機密外泄。
陳誠看到那份情報時,心里的滋味估計跟吞了蒼蠅差不多。
自己護了十幾年的“鐵桿嫡系”,原來真的是那邊的人。
這不光是打臉,更是政治上的巨大污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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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次,他救不了,也不敢救。
1950年6月10日,陳寶倉在馬場町英勇就義。
一直到死,他的身份都沒完全公開。
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因為兩岸隔絕,家里人都不知道他去哪兒了,更不知道他已經被評為了烈士。
1953年,陳寶倉的骨灰幾經周折回到北京,安葬在八寶山革命公墓。
回頭看陳寶倉潛伏的這十年,簡直就是在刀尖上跳舞。
他把國民黨內部最致命的弱點——派系斗爭,利用到了極致。
因為特務是“外人”,所以特務的話不可信;因為王耀武是“政敵”,所以王耀武的舉報是陷害;因為陳誠是“學長”,所以陳誠的保護那是天經地義。
陳寶倉正是把這一層看透了,才能在一次次危機中,把國民黨的“護身符”變成了刺向他們心臟的利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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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不僅送了驢肉火燒,還搭上了性命的吳石將軍,曾經說過這么一句話,正好能給這種選擇做個注腳:
“道之所在,雖千萬人吾往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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