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叛逃投敵后成為敵營長，新中國成立后主動坦白，最終結局如何？

1952年春天，祁陽縣城的祠堂里，一個戴著老花鏡的中年人交上去一沓材料。

材料里寫的是他二十年前的另一個身份——紅十七軍軍長。這份材料一路往上送，最后落在了黃克誠案頭。

黃克誠看完，只說了八個字："此人可作另案處理。"一個叛逃者的命，就這么定下了。

張濤原名張高壽，1904年生在湖南祁陽一個佃農家里。十五歲那年，他扛起糞桶插秧，腰已經壓彎。祁陽有句土話："人活到十五，還沒吃糧，就難翻身。"所謂吃糧，就是當兵拿軍餉。1919年，湘軍招募隊敲鑼進村，張高壽站在田埂上聽著鼓點，嘟囔了一句："吃什么都行，總得先活下去。"

他就這么進了軍營。

1926年，北伐東進，唐生智部打到武漢。武昌城下那場攻堅戰，張高壽掩護機槍陣地，頂著子彈往前撲，連長當場點名表揚。戰后他被抽進教導隊，遇到了改變他一生的人——政治教官黃克誠。

黃克誠負責政治教育，經常拎著小冊子在人群里轉，把《民眾運動講義》塞給認字的戰士。他注意到這個叫張高壽的小兵寫得一手好字，腦子也愛拐彎。課后，黃克誠拍著他肩膀說："高壽，槍打得準不算本事，腦子得跟上。"這句話，張濤后來想起來總覺得有點刺耳。

1927年，國共分裂，黃克誠走上另一條路，去了鄂東參加紅軍。張高壽則在雜亂隊伍里輾轉，見證了城頭變幻，軍徽換了一批又一批。對一個底層士兵來說，最直觀的感受只剩下：仗一場接一場，窮人還是窮人。

轉折發生在1930年。

鄂東陽新，張高壽意外與黃克誠重逢。兩人坐在破舊祠堂里，黃克誠問他："你愿不愿意跟著干一件像樣的事？"這一問，其實已經把選擇擺在桌面上。很快，張高壽帶著幾百人倒戈參加紅軍，成為紅五軍五縱隊八大隊長，改名張濤。

紅軍跟舊軍隊完全不同。講階級、講路線，也講紀律。大隊長要帶兵打仗，還要做群眾工作，開會、做動員、分糧、分浮財。伍家垴一戰，張濤帶隊連破三個碉堡，身上多了幾處槍傷，整個人也"亮"了起來。軍區評價他："勇猛，有股闖勁。"

1931年底，戰事緩和，張濤和一批復原傷員留在大冶、陽新堅持游擊。隊伍不大，幾十號人，穿得破，槍也雜。就這點人，趁夜突擊鄉公所，繳槍、分糧、割電線，攪得當地保甲系統不得安生。糧食經常斷檔，藥更是緊缺，有時候傷員只能靠草藥熬水頂著。張濤在這種環境里磨出來，對地形熟，對老百姓那點顧慮也懂。

1932年，湘鄂贛軍區整編力量，張濤被任命為紅十六軍副軍長。對一個農家子弟來說，"副軍長"已經是高得嚇人的位置。地方老百姓嘴上叫他"張軍長"，帶著幾分敬畏，也有幾分好奇：這人看著瘦，架勢倒不小。

1933年8月1日，紅十七軍在湖北通山縣黃石洞成立。張濤任軍長，方步舟任政委，葉金波任副政委兼參謀長。部隊擴編后，兵員多了，槍械卻不夠。張濤琢磨別的招，學江西游擊隊的路子，夜襲、伏擊交通線。某次摸進梅田鎮，抬走兩船大米，還繳獲一門迫擊炮。那門炮成了紅十七軍的"寶貝"，打仗時經常壓上去，嚇得地方反動武裝抬不起頭。

軍區嘉獎電報給了張濤一個評價："能征善斷，有發展前途。"但部隊內部對他的看法并不整齊。有人覺得他沖得太猛，愛在前線盯著陣地，看重一時勝負；有人則提醒，他在整頓作風上不夠細，容易忽略撤退路線、后方聯絡這些"細枝末節"。

這些問題，當時并不致命，卻像種在土里的小刺，時機一到就會扎出來。

1933年底，紅十七軍打了一串勝仗。

年底那場仗，張濤帶隊佯攻通山縣城，把敵人33師引回防，紅軍主力得以順利轉移。戰報送到中央，被形容為"張、葉之師，虎而有翼"。人數上來了，聲勢也不小，張濤站在隊伍前面喊"開拔"，鴻溝那頭回聲都能聽見。

風頭正勁的時候，容易忽略暗礁。

1934年初，木石港一戰，就是那塊暗礁。戰斗一開始，紅十七軍占了主動。前線打得順利，敵人碉堡被逐個拔掉，殲滅近千人，繳獲數百支槍，木石港地區全部收復。勝利的消息傳來，張濤和葉金波都松了一口氣。但勝利也讓他們沖昏了頭腦。

戰斗結束后，張濤考慮到傷員情況，做了一個決定：就地休整，整理藥品和傷情，再看情況轉移。葉金波的意見不一樣。他反復提醒，敵軍援兵可能在趕路，不能拖。兩人的爭論并不激烈，但張濤最終堅持了原定安排。

這一休，就是整整七天。

七天時間，鄂東南"剿總"總指揮郭汝棟調集6個旅的兵力，悄無聲息地貼近紅十七軍，在四周建起一層又一層嚴密的包圍圈。紅十七軍的戰士們還遵守著軍長政委的命令，一動不動，毫無察覺，想著休整好后再來一場勝仗。

正在醫院的張濤聽說這個消息，心慌不已。他很清楚，按當時的紀律，重大失利后主官要擔責。更何況，葉金波已成烈士，他若帶著殘部回去，很難逃過清算。傷口化膿、高燒幾天之后，他在一個小鎮的招兵所前站了一會兒，然后走進去，在登記表上寫下"失散士兵"四個字，跟著國民黨第五十二師混了進去。

這一步，說輕了是"投敵叛逃"，說重一點，就是徹底翻身背向舊隊伍。

從紅軍軍長變成國民黨士兵，這個落差極難消化。但戰爭并不會給人太多時間反省。張濤知道，活下來才有機會想其他的事。于是他在新部隊里低頭做人，當上等兵，打硬仗，慢慢升到排長，又變成連長，到1942年已經是一個營長。

值得一提的是，他在國民黨軍中的表現，既算不上"積極反共"，也談不上"另起爐灶"。每逢對各地游擊隊的"清剿"任務，他總會打擦邊球，比如故意"走錯路線"、行動慢半拍，讓前面別的部隊先頂上去。手下士兵背后議論："張營長不像那些見紅就打的人。"這類說法，既帶風險，也暴露出他內心不愿徹底割斷的那部分東西。

抗戰期間，張濤對國民黨軍隊中貪污成風、官僚主義極重的現象很看不慣。他后來曾表示，自己十分后悔逃跑，中途有幾次想要回部隊，但終因國民黨的封鎖未能成功。這話真假難辨，但至少說明他心里還留著一點念想。

1949年夏，長沙方向已經吃緊，國民黨政權在大陸的局勢清楚得很。部隊接到命令，向粵西方向撤退。張濤突然提出"回鄉探老母"，然后悄悄脫隊。按軍法，這無疑是逃兵，但當時的國民黨部隊已經一片混亂，缺少精力追回一個營長。

那一年，他四十五歲，身上穿的舊軍服已經磨得發白，身上還有兩處舊傷，一條腿在陰雨天會隱隱作痛。回到祁陽老家，他看到的是另一番景象：土改動員會在祠堂里開，鄉親們舉手表態，誰家是地主，誰家是中農，都要劃出來。

在土改動員會上，他沒多猶豫，主動站出來，把祖上傳下來的兩畝水田交出去，還幫著劃定地主成分。對他而言，這既是順應新政，也是某種心理上的"表態"。鄉親們看在眼里，心里有桿秤：這個當過兵的張家兒子，以前有點出息，現在也愿意掏出來，讓人分一勺飯。大家議論："張支書腦袋開明。"

沒人細究他過去究竟在哪支隊伍服役，更沒人想到"軍長"這兩個字。

土改結束，他被推為村干部，后來成了村黨支部書記。

辦事風格偏穩重，算賬算得清，調解糾紛也愿意費口舌。對普通鄉親來說，能把田分好、糧分清、賬算明，就算個好支書。張濤暗自覺得，自己終于能像一個普通農民那樣活下去，雖然有一些過去永遠沒法說破，但至少槍放下了。

這段相對平靜的日子，只維持了兩年多。

1952年的三反五反運動，把所有人都拉到審視自己的位置上。每個人都要交代歷史問題，填表、寫說明、自查自糾。對普通人來說，這可能是一次"清理經濟問題"。對張濤來說，卻是觸及生死的一道坎。

他用了好幾夜時間，在煤油燈下寫交代材料。紙張不多，他把經歷分成幾段寫：哪一年在哪個部隊、跟誰打過仗、在什么地方走散、什么時候混入國民黨師部。每寫到木石港那一段，筆尖總會停頓。那是他這輩子最不敢回頭細想的一場戰斗，也是導致后來所有選擇的起點。

材料上交后，祁陽縣城的審查組看完，覺得問題重大，層層上報。到了地委,再轉中南軍區。紙張一路傳遞，里面濃縮的是一個人二十多年的沉沉負擔。處理意見遲遲未下，張濤在村里照常干活，白天下田，晚上被喊去談話。有人問："你當營長時，參與過剿共沒有？"他一字一句回答："沒有親手動手。"這種回答，若證據不足，很難說服人，只能依靠更大范圍的調查。

就在這個節點，黃克誠的批示起了關鍵作用。

黃克誠看完相關材料，問了一句："有無確證他參與鎮壓和出賣同志？"得知"暫無證據"后，才留下那句話——"審清事實，區分情況。"這不是簡單寬恕，而是一種有條件的態度：叛逃，也有輕重緩急；血債，是紅線。

幾個月后，處理結果下來了。決定對張濤免予刑事追究，不再作為叛徒公開處理，行政上退回普通農民，保留三年政治審查期。縣委書記找他談話時說："組織上看你，有問題，也有功勞。關鍵是你沒沾血。"這話聽著平淡，其實是結論性的判斷。

從那一天起，他在公開場合再沒提過"軍長"兩個字。對外身份很簡單：村里的張支書，以后又是公社里的普通職工。這種刻意"縮小自己"，既是生存方式，也是一種本能的自我保護。

審查期內，他被安排到鄉合作社做記工員。這份工作，與過去的帶兵打仗完全不同，卻又隱約有些相似——都要算人頭、算份額、算分配。幾十年軍旅生涯練就的細心和記憶力，在小小記工本上發揮出來。誰多干一會，誰偷懶，被他記得清清楚楚。鄉親嘴里，張支書"摳門又公道"。

1956年，政治審查期結束，他調到公社供銷社當保管員，每月有穩定的糧補和津貼，生活逐漸穩定下來。那個時期，偶爾會從外地寄來一張明信片，上面寫幾句問候："身體如何""田里收成怎樣"。寄信人簽的是"某某秘書"，實際上與黃克誠辦公室有關。張濤每次收到，都會小心折好，藏在一個舊鐵盒里，翻看次數遠遠超出信上那幾行字應有的重量。

1966年，祁陽城里貼滿大字報。有一張，把他的名字拎了出來，質疑他是"潛伏特務"。風聲緊張，公社決定去縣里查檔案。材料一份份被翻出來，上面的結論還是那句——"已審結，無參與鎮壓證據"。這段舊案，算是又被翻了一遍。風浪過去，他在河邊刷筲箕，對鄰居隨口說了一句："這一輩子，最欠的是葉政委一聲對不起。"話不長，聽著卻不輕。

1979年10月，張濤病逝于祁陽縣醫院，七十五歲。治喪規格算不上高，靈前也沒有花圈堆成墻。但有三位當年的老游擊隊員，自發來抬棺。他們中有的腿腳已經不利索，卻執意上肩。送殯那天，祁陽飄起細雨，村口土路泥濘，鞭炮響得不密，聲聲有些發悶。鄉親一邊挪步，一邊低聲嘆氣："張支書命苦。""但人不壞。"話說到最后，就剩下嘆息。

他從佃農子弟走進北伐軍，從紅五軍大隊長打到紅十七軍軍長，又在木石港失利后做出叛逃選擇，成為國民黨營長。期間，他沒有主動背負血債，也沒有扮演"忠勇鐵血"的英雄角色，更不是那種一黑到底的反面典型。戰爭壓力、紀律約束、個人膽識與膽怯，共同塑造出他的抉擇。

張濤的命，某種程度上，是被這些具體細節保下來的。他當營長那幾年，沒有留下血債的證據，這是一個關鍵因素。另一面，他在戰爭結束前夕選擇脫離舊部，回鄉參加土改、支持新政，這也是一種表態。再往前追溯，他在紅軍時期的幾年，是切切實實存在的革命經歷。這些加在一塊，在之后的審查桌上，被一條條畫線區分，最后形成那個看似簡單的結論。

當然,這樣的結局，并不能抹平他心中的愧疚。葉金波在1934年被捕犧牲，那時才三十出頭。戰場上的意見分歧，本是軍事上的正常現象，但在生死分界線上，結果只剩一條：一個人留在烈士名冊上，一個人拖著傷走向別的營門。多年后，張濤提起"葉政委"時，只剩那句"對不起"。這三個字，既說給別人，也說給自己。

張濤的那句"我不想再瞞了"，說出口時，他已經四十八歲，并不年輕。說這句話的底氣，來源于兩方面：一是當下的政治環境已經允許區分情況，不再"拎起就是極刑"；二是他自己回看過往，確信雖然有叛逃之舉，卻沒做出"不可翻案"的事情。這種底氣既不光彩，也不丟臉，只能說，在那個年代算是一種難得的清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