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位上將任副職多年，曾被提名司令員沒實現，調總參級別說得過去

1957年初夏的清晨，廣州軍區作戰處電話驟響，“黃司令赴京深造，臨時指揮就交給李副司令。”值班參謀愣了一秒才回過神來，這位從戰火里一路闖上來的上將，又一次被推到前臺。李天佑當時才四十三歲，手里握著一支未燃盡的香煙，淡淡回了句：“先把兵練好。”簡潔，卻透著悍將的底氣。

追溯他早年的軌跡，可謂一步一血火。1927年秋收起義失敗后，年僅十四歲的他就跟著紅軍翻山越嶺。對峙白色恐怖的歲月里，他在機槍連從戰士干到連長，身上挨過三處槍傷，最嚴重那一次頭皮被子彈擦破，繃帶尚未拆下就又跟著部隊端碉堡。老戰友回憶，說李天佑沖鋒時“像只發瘋的虎子”，久而久之，“攻堅老虎”的外號便傳開。

進入抗日戰爭，八路軍115師343旅晉察冀一線游擊，李天佑從副旅長到團長、旅長，擅長夜襲、近戰。山西洪洞伏擊，短短一刻鐘就干翻日軍半個中隊；五臺山反掃蕩，他指揮的部隊將敵人鉗在狹谷，總攻號角吹響時，“一鼓作氣”仿佛成了他個人的注腳。經驗就在血肉中淬煉，他常說：“紙上談兵，戰場會教訓人。”

1945年日本投降，解放戰爭轉瞬來臨。嫩江岸邊，四平街鏖戰，林彪總前委幾次派電報詢問戰況，李天佑只回一個字：“穩。”第四次攻四平，他操縱四個師硬撬美械裝備的整編師，城破之夜，硝煙掩映燈火，俘敵萬人。隨后，天津、平津決戰，又是他率第38軍、第50軍浴血穿插，攔腰截斷敵第十七軍，城防裂口一線被撕開，北平和平解放的敲門磚就此鑄就。若論功勛，他完全撐得起日后的上將肩章。

1949年11月，中央決定派他回故土廣西剿匪。那片山嶺溝壑多，土匪據點星羅棋布，人數高峰時超四十萬。大軍進山，糧草難續，地形又生疏，有人搖頭。李天佑卻把指揮所搬進深山，連夜多點突擊、筑據追剿，硬生生把禍患清得干干凈凈。戰后評功，他擺擺手：“鄉里鄉親，一日不安，心里就不踏實。”

1954年，軍委安排他赴南京軍事學院戰役系深造。三年寒窗，他把在槍林彈雨中悟出的經驗，轉化為條分縷析的戰例與教范。結業不久，被任命為廣州軍區第一副司令員。就在這時，黃永勝進京讀高院，本該是李天佑大展拳腳的時機。然而，學成歸來的黃永勝仍是正職，軍區出現兩位上將一正一副的罕見配置。有人替他抱不平，他只笑：“兵卒都能當，一顆星兩顆星，多大點事。”

1960年初，成都軍區主官空缺。總政點名要把李天佑“扶正”。可統籌三大方面軍干部布局的考慮，讓這張任命紙遲遲未能下發——成都終由原二方面軍宿將接任。對一名久經沙場的虎將而言，這是一次唾手可得卻又擦肩而過的司令位子。外界紛紛猜測他或有失落，他卻悶聲回到廣州，繼續坐鎮副座，調兵演訓一絲不茍。

轉機出現在1962年。陳賡、李克農病逝，引發總參謀部高層空缺。軍委很快擬定名單：楊成武、張宗遜、彭紹輝、楊勇已在位，總參需要再補一位精通實戰的“四野”骨干。李天佑出線，任副總參謀長。此職雖然仍屬“副”，級別卻等同大軍區正職，比軍區副司令員高一級，算是給了他與資歷相稱的位置。有人打趣：“李老虎總算回籠中央了。”

來到北京，他分管作戰訓練。桌上攤開的，是自抗美援朝以來歷次戰例；墻上掛的，是全國陸海空兵力部署圖。一天深夜，他和作戰局一名青年參謀對著地圖推演。參謀頗緊張，李天佑拍拍他肩膀：“別怕，仗不是憑膽子大就能打贏，要靠心眼子。”一句大白話，聽者卻記了一輩子。

在總參的六年，李天佑參與了邊境防御預案、海防作戰方案、國防動員體系等多項頂層設計。他堅持現場蹲點調研，哪怕在青藏高原也要跑到海拔四千米的前沿營房。隨行軍醫搖頭警告，他笑道：“以前背槍扛機槍能沖鋒，現在背氧氣瓶也得走。”將軍身體逐漸透支，卻從未在公開場合喊累。

他一貫注重官兵訓練，強調“帶兵先帶心”。廣軍時代，士兵回憶：每逢叢林拉練，他必隨隊翻山；遇見炊事班做飯，他蹲爐邊撈兩勺米湯嘗咸淡。團以上干部，誰若吃小灶，他拍案即斥，立改不怠。嚴厲背后又有柔情，廣西某團執行圍剿時，因誤判火力險些全連覆沒，他及時派出加強排救援，事后開會首先檢討，“都是我調度失當”。

1969年冬，積勞成疾的后遺癥找上門。反復高燒、肝區脹痛，他一度以為是小病，堅持帶病辦公。1970年2月23日凌晨，北京協和醫院燈火通明，那位半生浴血的上將永遠闔上眼睛，年僅五十六歲。周總理趕到病房，沉默良久，說：“李天佑從少年走上革命，拼了一條命，可惜了。”

李天佑走后，廣西柳州下轄鹿寨縣的鄉民自發豎起一塊石碑，只刻兩行字：“李將軍，山河記你。”沒有官樣文章，卻道出了草莽百姓的真情。李天佑長年擔任副職，外界偶有遺憾，他本人卻從未抱怨。或許在這位“攻堅老虎”眼里，軍銜是肩上的星，戰士是心里的燈，崗位在哪兒，他就亮在哪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