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病院，為何多如“牛肉面館”？

最近，某地爆雷的精神病院事件，最扎心的是這一句話：

“一個襄陽市，居然有二十多家精神病醫院，跟我們這兒的牛肉面館一樣，開得到處都是。”

人們震驚于惡劣的騙保手段，卻忽略了“量產”的精神病院。數據顯示，宜昌夷陵區2022年精神病住院人次較2018年暴增317%，而同期全國平均增速僅為58%。

豈止襄陽，走進任何一座城市都可以發現，精神病院擴張速度，已遠超普通綜合醫院。

無利不起早，驅動擴張浪潮的是洶涌的社會需求疊加市場邏輯。

《柳葉刀-精神病學》發表首個全國性精神障礙流行病學調查，揭示：中國成人精神障礙的終生患病率高達16.57%。

這意味著我們身邊，每6個人中即可能有一人終生與精神障礙纏斗。

這近1.8億的潛在需求構成的市場，資本怎會視而不見？

精神衛生“問題嚴峻”和“投入不足”的矛盾造成裂隙，民營資本聞風而動，蜂擁而入。

當救贖成為生意，鬧劇的土壤就已滋生。襄陽騙保案，不過是一面照見其扭曲繁榮的哈哈鏡。

比成人世界更令人憂心的，是越來越多的孩子走進了精神病房。

“開學一個月，兒童占領了精神病院”不是調侃，也不是階段性場景。

央廣網報道，北京安定醫院兒童青少年精神科，常年是滿床狀態，近半住院床位被10-16歲受抑郁情緒困擾的孩子占據。

2021年5月，《兒童心理學與精神病學》雜志發布了首個中國青少年兒童精神障礙患病率的流調報告，用時10年，樣本覆蓋北京、遼寧、江蘇、湖南、四川五省（市）約74000名兒童青少年。

結果顯示，在6-16歲在校學生（還不包括因各種原因上不了學的孩子）中，兒童青少年的精神障礙總患病率為17.5％，得到適宜治療的不到20%。

原因主要在于家長，許多家長的第一反應是“孩子怎么能生病呢？”，或者認為“手機玩出來的”“叛逆期，熬過去就好了”。

近三成家長要在孩子反復求助四次以上才帶其就醫，擅自給孩子停藥、更改劑量、不按醫囑出院的家長并不在少數。

其實，一個孩子從出現抑郁癥狀到不能上學已經過了很長時間，也延誤了兒童青少年早期識別和診斷。

安定醫院兒童精神科主任醫師陳旭清晰記得，2007年，該科年門診量3600人次，20張病床就夠用；2018年，年門診量已達六七萬人次，57張病床一周爆滿；如今年門診量已達10萬人次，病床也增加到了80張。

從北到南，很多省級精神專科醫院也開始增設兒科，增加病床，兒科門診和病房像雨后春筍般出現。

近來國家密集出臺的教育“反內卷”舉措，對于這些孩子，能亡羊補牢嗎？

一個現代性悖論同時產生：物質文明的高速列車，并未將所有人平穩地載向精神幸福的彼岸。

在競爭最激烈、機會最集中、物質最豐富的超大城市，更易催生普遍的挫敗感與焦慮情緒。

根據《2023年度中國精神心理健康》藍皮書，上海人抑郁癥患病率達11.8%，居全國第一。

抑郁癥高發的原因，離不開快節奏的生活、巨大的工作壓力和疏離的人際關系。

最新的《中國城市生活質量報告》顯示，上海居民每日工作時間超過10.5小時，通勤時間接近2.5小時。

而另一方面，四川人松弛感拉滿，患病率僅4.2%，喜提全國倒數第一。

但是，從另一個角度講，上海抑郁率第一，未必是壞事。

據統計，在中國，抑郁癥的發病率大約是5%—6%，但就診率尚不足10%。

也就是說，大部分患者并沒有得到及時診斷和治療。甚至，根本意識不到自己得病了。

雖然四川人活得愜意，隨地大小蹲，草坪上長滿人，垃圾桶上打麻將……但數據是誠實的：

四川人平均壽命74.2歲，上海人平均壽命82.6歲。

所以，還有一種可能是：上海人真的把抑郁癥當作一種病來對待。

很多人之不愿意就醫，因為有強烈的病恥感，把抑郁視作“矯情”“不是正常人”。

所以，上海抑郁率最高，某種程度上，也是城市文明進化的表征。

時代病了，但病根不在醫院，而在每一處制造焦慮、漠視痛苦的土壤。

面對高聳的醫院圍墻與低徊的群體心霾，我們需要的不是恐慌，而是系統性的反思與重建。

監管的鐵“掃帚”必須到場。用最嚴格的法治，掃除騙保等違法亂象，堵住制度漏洞，讓精神衛生事業回歸公益與專業，更要防止醫院本身成為制造傷害的工具。

全社會需要一場關于精神健康的“新啟蒙”。普及心理常識，消除病恥感，讓“心靈感冒”能被坦然談論、及時求助，家長、教師、雇主，都需要學習成為合格的心理“第一響應人”。

相比“物質收獲幸福”的單一路徑，民眾的“生活意義感”、“心理安全感”和“社會價值感”需求更為迫切。

支持多元成功、提供充分支持、保障公正自由，才是精神健康最堅實的基石。

新年已至，祝福每一個人“精神快樂”。不僅是愿個體掙脫心魔，更期許少一些精神內耗的韁繩枷鎖，多一些滋養心靈的陽光雨露。

過年要貼春聯，“但愿世間人無病，哪怕架上藥生塵”，這古老的藥店對聯在當下尤顯珍貴。

愿人間精神病院門可羅雀，每一個受傷的靈魂找到溫暖接納的回家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