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1793年，英國的那位特使馬嘎爾尼，滿懷期待地叩開了東方的大門。
在他出發(fā)的時候，腦海里翻騰的全是馬可·波羅描述的畫面：黃金鋪地，綢緞如云，簡直就是人間天堂。
可真等雙腳踩在乾隆時代的地面上，眼前的一切直接給了他一記悶棍：
除了極個別穿著光鮮亮麗的高官，放眼望去，滿街晃蕩的都是衣衫襤褸、瘦得皮包骨頭的窮苦人。
看著這些人為了爭奪船隊扔下的剩菜餿飯大打出手，眼神里哪有什么大國自信？
全是活不下去的驚恐。
說白了，馬嘎爾尼瞧見的，壓根不是某個朝代的片段，而是一個運轉了兩千年的巨型機器卡出的致命BUG。
可要是換個思路，把這兩千年當成一個超級公司的經營史，你會發(fā)現(xiàn)一個讓人后背發(fā)涼的真相：
對于絕大部分底層“打工人”來說，這個系統(tǒng)的版本號壓根就沒變過。
咱們先算算生產力這筆賬。
從秦朝熬到清朝，技術手段確實在更新。
宋朝那會兒，一畝地能打165斤糧，到了明朝漲到了245斤，等清朝引進了紅薯土豆這些“神器”，畝產更是飆到了310斤。
按常理，產出翻番了，大伙的日子怎么也得寬裕一倍吧？
想得美。
哪怕是在被吹上天的“康乾盛世”晚期，只要老天爺稍微不給面子，都不用兵荒馬亂，這套系統(tǒng)立馬死機。
晚清那場著名的“丁戊奇荒”，沒幾年功夫，陜西、山西、河南、直隸、山東這一片，餓死的人數沖破了一千萬大關，流離失所的災民更是超過兩千萬。
咋回事？
因為這套系統(tǒng)的底層代碼，壓根就不是為了讓老百姓填飽肚子，唯一的目的就是保住龐大官僚機器的轉動。
這就得聊聊第二筆賬：分錢的規(guī)矩。
俗話講“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
這話聽多了都麻木了，可仔細琢磨，細思極恐。
重點在那個“清”字。
在這套評價體系里，一個當官的三年只撈十萬兩，居然能被貼上“廉潔”的標簽。
那要是貪官呢？
簡直就是個填不滿的黑洞。
這也就難怪杜甫能寫出“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這樣的狠話。
這哪是貧富差距，這分明是結構性的搶劫。
在這個權力高度集中的金字塔里，財富的流向永遠是單行道——死命地從底下往塔尖上抽。
等這種抽血抽到了極限，老百姓連活命的錢都掏不出來時，做決定的邏輯就變了。
既然坐著也是餓死，倒不如把腦袋拴在褲腰帶上賭一把。
于是，白蓮教鬧事、天地會造反、苗民起義、捻軍折騰…
一直到太平天國那個驚天大雷炸響。
這真不是老百姓愛打仗，這是被逼成了“負資產”之后，剩下的唯一那條路。
話說回來，憑什么這個破系統(tǒng)能硬挺兩千年不倒？
這就得去翻翻它的“軟件”升級日志了。
其實，早在秦朝商鞅變法那陣子，甚至戰(zhàn)國那個亂世，社會好歹還留著個口子讓人往上爬。
那時候，起碼還講究“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平民靠著軍功也能混個爵位。
可惜，這個口子沒多久就被堵得死死的。
那個關鍵的轉彎，就是漢武帝拍板的一項戰(zhàn)略：“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這可不是挑哪本書讀那么簡單，這是把頂層的管理系統(tǒng)徹底重裝了。
以前“百家爭鳴”，還能容許大家討論一下上頭和底下的平衡。
可“獨尊儒術”之后，這套理論就被改裝成了統(tǒng)治階級的獨家操作指南。
面子上，孟子喊著“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李世民也拿這當鏡子，說著“水能載舟，亦能覆舟”。
但在實際操作環(huán)節(jié)，這套系統(tǒng)的邏輯全是反著來的：
君才是最貴的，民比草都輕。
只要那艘船不翻，坐船的人不但不心疼水，甚至還以“堵水”為樂。
到了魏晉那時候，這種特權階級的傲慢簡直沖上了天。
西晉的首富石崇請客吃飯，要是侍女伺候得客人不滿意，他二話不說當場就拉出去宰了。
在他眼里，那個大活人，連桌上的一盤菜都不如。
這分明是管理手段在內卷。
所以，再回頭看馬嘎爾尼那個疑問。
他看到的“破衣爛衫、食不果腹”，絕不是什么意外，而是這個系統(tǒng)轉了兩千年之后必然蹦出來的結果。
而對于絕大多數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老百姓來說，這兩千年，就是一部漫長的、被鎖死的求生掙扎史。
除了唐詩宋詞這些純精神上的慰藉，從社會架構到生活質量，兩千年來，幾乎就是在原地打轉，甚至在某些方面，還在開倒車。
歷史一直是個圈，壓根就沒真正往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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