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韓國之后，這個國家也狂偷中國文化，小小番邦要當漢文化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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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逢新春將至，網絡空間便準時掀起新一輪文化歸屬之爭：“春節究竟根植于何方？”“漢字的真正發源地是哪里？”各類語言混雜的激烈言辭再度刷屏，情緒化表達鋪天蓋地，極易讓人陷入困惑、焦灼甚至自我懷疑，誤以為這不過是一場毫無意義的情緒宣泄。

然而，若暫時關閉彈幕與評論區，沉心梳理歷史脈絡中的關鍵坐標，便會清晰看到：這場紛爭遠非表面所見的“竊取”與“被竊取”的二元對立。

它實則是一場橫跨兩千余載的文明互文實驗，是多重地緣格局輪替所沉淀下的結構性回響，更是越南在主動割裂漢字書寫系統之后，面對自身文化血脈時所爆發的深層“文化失重反應”。

在古代東亞秩序中，數字并非抽象符號，而是具象化的權力編碼，甚至可直接裁定生死。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帝王冠冕上的垂旒——那頂承載天命的禮冠，其前后的玉珠串數，并非裝飾所需，而是等級秩序的剛性刻度。

在相當長的歷史階段，整個東亞的政治語法皆由這些垂旒所定義：中原王朝最高統治者冠飾十二旒，此為“天命所歸”的專屬標識，不容他人染指；宗室親王則嚴格限定為九旒，逾越即屬大逆。

而彼時作為中原朝貢體系內重要一環的安南（今越南），其君主僅被許可佩戴七旒。多出一根，便意味著挑戰宗藩法統，極可能招致明廷或清廷鐵騎壓境，觸發邊境軍事沖突。

但步入2026年，這套森嚴的視覺等級早已瓦解。觀看越南近年熱播的古裝歷史劇，或重溫其2013年申遺宣傳片，不難發現：越南演員身著高度復刻明代形制的龍紋袍服，頭頂赫然垂落十二旒冠冕；部分國家級祭祀儀式中，其儀軌之繁復、陳設之考究，甚至超越明清兩代宮廷舊制。

此類影像常令中國觀眾本能地感到違和，但倘若親赴河內文廟實地探訪，便會明白這絕非美術指導的疏忽——殿內孔子塑像肅穆端坐，昔日科舉考場遺址尚存，“四書五經”碑刻雖風化斑駁，卻仍可辨識字跡。

事實上，越南對中原制度文明的吸納，早已超越表層模仿，演變為一套深度嵌入社會肌理的“文明操作系統移植”。自秦始皇在紅河平原設立象郡起，至漢武帝徹底平定南越國止，漢文化并非以溫和方式傳入，而是以行政建制與軍事征服為載體，完成了一次強制性的底層架構覆蓋。

古代越南統治階層深知，唯有全盤效仿中原政治范式，才能為其政權賦予不可動搖的合法性。史官編修國史，必須嚴格遵循《史記》紀傳體例；士子欲入仕途，八股策論須爛熟于心，否則終其一生難登廟堂。

因此，今日我們以“文化挪用”為由加以指責時，越南方面往往流露出真切的不解與委屈——因在過去千余年里，他們正是憑借這一套源自中原的文化機制維系國家運轉、塑造精英階層、構建知識譜系。區別僅在于：昔日復制是為了向宗主國彰顯忠誠，今日重構則是為了爭奪文化敘事的主導權。

若說漢文化的基因早在秦漢之際便已植入越南社會結構深處，那么越南人內心悄然滋長的“自主敘事沖動”，則可追溯至三百年前雍正皇帝的一項關鍵決策。

雍正朝中期，中越邊境局勢持續緊張，安南政權屢次試探清廷底線，在邊境地帶頻繁制造摩擦事件。

時任云貴總督的鄂爾泰，素以果決強硬著稱。他向雍正呈遞密折，力主推行“改土歸流”升級版方案：調集重兵陳兵邊界，廢黜不服管束的安南藩王，將該地直接改制為大清行省，一勞永逸解決邊患。

鄂爾泰的構想邏輯嚴密、立場鮮明，放諸今日，堪稱典型的戰略鷹派主張。然而雍正并未采納，原因在于彼時清廷正面臨更為緊迫的全局性挑戰。

西北方向，準噶爾汗國戰事膠著，平叛所需軍費浩如煙海，國庫銀兩日日告罄。對雍正而言，南方的安南不過是癬疥之疾，雖擾人卻不致命；而西北的準噶爾，則是懸于王朝咽喉的利刃，稍有不慎便危及江山社稷。

于是，雍正作出一項看似務實的“戰略收縮”抉擇：駁回鄂爾泰動武提議，反將中越邊境線內四十里土地正式劃歸安南管轄，以此換取南方邊境長期穩定，全力聚焦西北戰局。

在清代輿圖上，這四十里疆域或許只是一道纖細墨線，但在心理博弈維度，卻是清帝國一次具有轉折意義的讓步。

對安南而言，這是歷史性突破——他們首次切實體驗到，“天朝上國”并非堅不可摧的絕對權威，亦會基于現實考量作出妥協，甚至向一個藩屬小國低頭示好。

這份源于“四十里土地”的心理紅利，如藤蔓般蔓延滋長，穿越三個世紀風雨，直至2026年，我們在中越外交交鋒現場、文化遺產歸屬辯論中所目睹的那種“超然自信”，其精神源頭，正深植于此。當年雍正為求短期安寧所采取的綏靖策略，最終演化為今日難以回避的文化張力。

鏡頭轉向當下，漫步胡志明市街頭，一種強烈的文明錯位感撲面而來：商鋪招牌、公交站名、政府公告，全部使用拉丁字母拼寫的“國語字”。這套文字系統，正是法國殖民時期強行植入的遺產，也是其文化殖民最隱蔽也最深遠的武器。

百余年前，殖民當局為斬斷越南與中華文明的精神臍帶，鞏固統治根基，系統性廢除漢字教育，全面推廣拼音文字。從結果看，他們確乎得逞——如今多數越南青年已無法釋讀順化皇城門額上的篆隸匾額，看不懂族譜中世代相傳的漢字名諱，甚至對文廟石碑上鐫刻的進士名錄也茫然無解。

但文明的生命力，遠比殖民者的槍炮更具韌性。文字雖被替換，生活慣性卻難以抹除：農歷新年照常祭祖守歲，端午時節家家裹粽投江，孩童發熱咳嗽，長輩仍習慣取針施灸。

這種撕裂狀態，催生了越南社會普遍存在的“文化幻肢痛”：身體仍按漢歷節氣作息，行為仍循傳統禮儀展開，大腦卻因喪失漢字解讀能力，無法追溯習俗本源，陷入“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集體迷茫。

為彌合這種認知斷層，越南不得不建構一套全新解釋框架。因為承認諸多核心節俗源自中國，既沖擊其現代民族認同的完整性，又喚起被中原宗主長期規訓的歷史記憶，引發深層心理不適。于是，“本土發明”成為唯一可行路徑。

于是，傳統中醫被剝離“中”字前綴，更名為“越南民族醫學”；春節、中秋被重新錨定為“本土原生慶典”；更有越南學者提出“漢字雛形出自駱越先民”的假說，試圖重構文字起源敘事。

這并非膚淺的剽竊行為，而是文化記憶大面積消退后產生的應激性文化自救。他們如同一位遺忘家族史的后人，緊攥著祖宅中傳下的青花瓷瓶，反復向世人強調：“此物乃我家祖輩親手燒制，本就屬于我。”

因為他們恐懼的是：一旦連這些節日符號、儀式流程、服飾樣式都失去解釋權，便再也無法回答“我是誰”這一終極命題，文化身份將徹底懸浮于虛空之中。凝視2026年中越間層出不窮的文化爭議，越南恰似手握半幅殘卷的尋寶少年。

他完整承襲了寶藏的外顯形態——節慶儀軌、衣冠制度、倫理觀念乃至思維模式，卻遺失了開啟寶庫核心的密鑰——漢字本身，以及蘊藏于典籍中的義理邏輯與價值內核。

雍正當年的讓步，使越南誤判自身已具備挑戰中原文明范式的資格；而法國人的文字切割，則使其在精神層面淪為文化孤島，徹底失去溯源的能力。

這種“身陷漢文化圈層，卻執意掙脫漢文化母體”的悖論式生存姿態，注定催生綿延不絕的文化摩擦。越南越急于標榜自身文明的獨特性，就越傾向于高頻度地解構、重組、再命名漢文化元素，陷入自我強化的循環怪圈。

對我們而言，真正需要警醒的，并非某個節日名稱的歸屬，亦非某味草藥的冠名權。最值得深思的，恰是三百年前那次看似精明的退讓所揭示的歷史警示。

當一種文明體系，為換取一時安穩，在根本原則問題上頻頻松動底線，以“顧全大局”為名行妥協之實，那些曾依附于它的周邊力量，便會悄然積蓄能量，逐步謀求話語權乃至主導權的更迭。

歷史從不講情面，它只尊重實力的真實刻度——無論是昔日十二旒所象征的禮制威儀，還是當下一個國家守護文化根脈、捍衛文明主體性的堅定意志。中越之間的文化角力，本質是古老文明秩序延續至今的動態博弈，而最終的話語權歸屬，永遠傾向實力雄厚、底氣充盈的一方。

歸根結底，越南當前的文化困局，癥結在于歷史記憶的斷裂與文明譜系的認知偏差。他們試圖通過符號挪移與敘事重寫，強行搭建文化認同的空中樓閣，卻忽視了一個基本事實：文化根基無法憑空偽造，歷史經緯亦無法隨意篡改。

唯有直面歷史縱深，坦然承認文明傳承的客觀脈絡，才能真正錨定自身文化坐標，也才有望終結這些無休止的誤解與爭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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