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弘俶與趙匡胤：《太平年》的帝王博弈與共同理想

五代十國的烽火，常隱于歷史敘事的褶皺之中。朝代更迭如走馬，生靈涂炭似常態，那段“白骨露于野”的歲月，少有人愿深入觸碰。對于絕大多數人來說，五代十國只是歷史教科書上的匆匆一頁，絕對不是教學的重點，五代尚且記不住，更遑論十國中的吳越國。由華策集團出品，董哲編劇、楊磊擔任總導演的《太平年》，偏從歷史的縫隙里走出，將中原逐鹿與吳越偏安綰合成篇——不渲染成王敗寇的豪情，只叩問亂世里的個體，如何在家國大義與黎民安危之間，蹚出一條太平年之路。

總導演楊磊，曾以《三體》展現過對宏大敘事的駕馭力。此番他的鏡頭下，亂世不只是一個背景：易子而食的絕望、道殣相望的蕭瑟，皆以克制的鏡頭語言觸及肌理，沒有刻意表現血腥，卻讓“太平”二字的分量沉沉壓入人心。當多數歷史劇仍沉迷于權謀與征伐時，《太平年》悄然追問：終結亂世，是否只有武力這一種語言？答案，藏在錢弘俶和趙匡胤這兩人身上。

錢弘俶是吳越國王，他被歷史的洪流推上王座，最初他無意成為吳越之主。趙匡胤則是從亂世紛紛中雖千萬人吾往矣，在歷史中闖出一條路，他從平凡的士兵起步，終究成為一代雄主。正是在他的執政期，中國結束了兩百年的殘酷亂世，以文制武走向了古代中國最高的文化盛世。

白宇并未將錢弘俶塑造成臉譜化的“仁君”，而是賦予其真性情與重壓下的魄力。趙匡胤陳橋兵變，黃袍加身為天子。他毫不掩飾自己的不滿，心里有怨，幾度回避奏表；胡令公臨終之際，希望錢弘俶起誓，不要放棄錢氏吳越之土，錢弘俶反復思量，壓力如山；千里赴汴京面見趙匡胤，在猜忌的目光中保持坦蕩，飽含著為百姓求安寧的堅定。最動容處，是與愛妻的生死之別。臥榻之側，愛人輕聲囑咐愿擇水葬，不戀地下沉悶。這場戲里，白宇任眼淚縱橫，涕淚俱下亦不自知，毫無王的威儀冷面，卻恰恰演活了一個君王卸下鎧甲后，那份深情的潰堤。

正是這份表演的“松”，讓錢弘俶的“納土歸宋”不再僅是冰冷的歷史抉擇，而成為血肉飽滿的情感必然——他怕的從來不是失去王位，而是戰火焚盡吳越三秋桂子、十里荷花。

與之相映，朱亞文飾演的趙匡胤，則呈現出了另一種王者風范。“杯酒釋兵權”的一場戲，堪稱教科書式的演繹。宴飲之間，亦醉亦醒，雙目微闔時似君臣同樂，眸光陡厲處如寒刃出鞘。松緊變幻之間，權力與人性的邊界被精準拿捏。那一句“若麾下將士亦逼爾等披黃袍，奈何？”這是亂世幸存者深入骨髓的警覺。待到群臣伏地請辭，他眼眶泛紅，以富貴為天下黎庶贖回了兵權，天子彎腰行禮——那禮中有棋局落定的釋然，有對舊部的愧意，亦有對歷史輪回的蒼涼喟嘆。

朱亞文沒有將趙匡胤演成全能的征服者，而是一位秩序重建者，攜帶著人性的溫度與高處的孤寒。眾所周知，趙匡胤通過陳橋兵變黃袍加身，幾乎是最和平的改朝換代。成為皇帝之后的趙匡胤，那句“臥榻之處豈容他人鼾睡”，就是要一統天下，盡管他本人天不假年沒有完成。杯酒釋兵權那一場酒局幾乎就是中國古代軍事指揮制度最大的革命，從此出將入相正式終結，軍人不再能夠成為突出的一極。這與錢弘俶的“讓”形成了深層的呼應：一個以爭止戈，一個以讓避戰，路徑相異，終點卻都指向天下太平。從某種意義上看，“杯酒釋兵權”是武將們主動退場，“納土歸宋”是錢弘俶自愿“離席”。他們讓出的是權位，彰顯亂世中難得的清醒與擔當。

《太平年》的質地，浸潤于每處細節。甲胄寒光、衣料織紋，皆可見匠心下的手工質感；吳越宮闕街市，依史復原，讓“上有天堂，下有蘇杭”不再是虛言；光影的調度亦見匠心，殿宇高頂的光瀑塑出王者的孤影，氤氳霧氣則添幾分歷史迷霧的詭譎。戰爭場面不炫技，不耽溺于慢鏡，反而以近乎紀實的粗糲，逼問每一個觀眾：太平是否必以白骨為階？

趙匡胤渴望終結亂世、實現太平，但他實現這一崇高目標的方式，卻是那個時代最典型的“篡逆”——陳橋兵變。劇集沒有回避他內心的撕裂。在兵變前夜，他夢中閃回郭榮（俞灝明 飾）、馮道（董勇 飾）、石重貴（任宥綸 飾）的詰問與期待，那場天人交戰令人動容。他本質上是一個理想主義者被推上權力的火山口，必須用現實手段，去接近自己純潔理想的悲劇性過程，這種角色的復雜性與內在張力，極具現代共鳴。

錢弘俶非戰死沙場的英雄，卻是以一姓之榮辱，換得東南萬家平安。《太平年》最珍貴的突破，在于掙脫了“成王敗寇”的敘事窠臼，讓我們看見：歷史的推進，未必僅憑鐵血一條路。在那“力強者王”的時代，錢弘俶的退與趙匡胤的進，共同書寫了一段帝王博弈的大戲與天下太平的共同理想。這份清醒與格局，穿越千年，依然錚錚有聲。吳越并入宋土，錢塘潮聲依舊，市井炊煙如常。無需流離，不必易子，《太平年》終為“太平”落下注解：它不是沒有爭斗的烏托邦，而是亂世中，有人愿為他人的生息放下權柄的勇氣。

《太平年》使冷澀的五代十國變得可觸可感，更讓我們讀懂：真正的史詩，從來不止于金戈鐵馬，更在于時光褶皺里，不曾湮沒的仁者抉擇與山河襟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