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麥收夜的華北平原,風里還帶著麥秸的焦糊味,武木一郎趴在黃河灘的蘆葦叢里,渾身像從水里撈出來的,背著的電臺早泡得不成樣子。
三股勢力的通緝令像甩不掉的影子,他能聽見遠處摩托車的引擎聲越來越近。
本來想往更深的蘆葦蕩鉆,卻看見堤岸高處有間土屋亮著燈。
那點光在黑夜里像顆孤星,當時他連是生是死都顧不上了,只想著能喘口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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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屋門沒關嚴,他剛推開門,就被一道煤油燈光晃了眼,屋里坐著個穿粗布褂子的老人,手里捏著旱煙袋,火光明明滅滅。
"鍋里有地瓜。"老人開口,聲音像被砂紙磨過,沒問他是誰,也沒問從哪來。
武木一郎僵在門口,直到老人又說:"進來吧,外面狼多。"他才挪著灌了鉛的腿進去,剛坐下,就聽見老人用手電筒敲了敲桌子,三短兩長,又三長兩短。
這信號他太熟悉了1945年冀中軍區日籍反戰同盟的呼號,早就作廢了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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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爺爺教我的。"老人把烤好的地瓜遞過來,"他說,要是后代流落中國,就找黃河守堤人。"武木一郎的眼淚"唰"地下來了。
他爺爺武木健一是個日籍技工,當年被八路軍俘虜,沒回國,反倒留下教報務,趙長河就是他最小的徒弟。
"我叫趙長河,守這堤四十年了。"老人指了指墻角那個蒙著灰的鐵疙瘩,"你那電臺不行了,用這個。"那是臺1943年美國造的BC611電臺,鋁殼上全是彈痕,跟他爺爺當年用的一模一樣。
接下來的三天,土屋里全是焊錫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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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長河戴著老花鏡,手指在電路板上翻飛,武木一郎打下手。
有天半夜電臺突然"滋啦"響了一聲,老人笑了:"它活了,你也能活。"那一刻,武木一郎覺得心里那塊懸著的石頭,終于落了地。
安穩日子沒過多久,1983年開春,對岸飄來消息:有人出五萬美元買武木一郎的人頭。
趙長河聽完,把煙鍋在鞋底磕了磕:"鷂子要來了。"鷂子是黃河上有名的水匪,以前給日本人當過漢奸,手上沾著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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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傍晚,趙長河揣著兩瓶白酒、一條"大前門"上了鷂子的船。
武木一郎躲在堤岸后,看見船上傳來酒瓶碎裂的聲音,接著是叫罵聲,天快亮時老人回來了,左臂纏著繃帶,血把布都浸透了。
"以后你能多活一天,就是賺。"他說得輕描淡寫,像在說今天天氣不錯。
1984年嚴打來得又快又猛,縣城汽車站的墻上,武木一郎的照片被紅筆圈著,懸賞從美元換成了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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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下午,三個穿制服的人踹開了地窖門,手電光直射下來,趙長河擋在前面,手里攥著旱煙桿:"我孤老頭子一個,哪有什么日本人。"
槍托砸在老人背上時,武木一郎躲在空水缸里,聽著老人悶哼一聲,心里像被刀剜。
后來他才知道,老人為了讓他藏得更隱蔽,提前把水缸里的水全潑了,自己在外面硬扛,其實趙長河本有機會離開這堤岸。
解放后政府請他去縣城當干部,他擺擺手:"我走了,這堤誰守?"守堤人就像黃河里的石頭,看著不起眼,卻把根扎在了泥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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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抗戰時的日籍反戰同盟,那些被俘的日本兵,放下槍成了宣傳員、技術員,小林清就是其中一個,在冀中軍區教醫護知識,直到抗戰勝利才回國。
1984年秋天,武木一郎決定離開。
趙長河幫他拆了電臺,把零件藏進空心蘆葦桿。
"游過去,到對岸發這個。"老人遞給他一張紙條,上面是127個名字都是當年反戰同盟成員的后代,在日本受排擠,老人想讓他幫忙聯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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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木一郎再見到趙長河,是在監獄的探視窗里,他因為非法越境被關了兩年,老人托人送來一張照片:堤岸上立著塊木牌,寫著"長河落日"。
后來他才知道,老人在他走后不久,就因為那次被槍托打中的舊傷復發,走了。
現在的武木一郎,在東京的外文出版社做日語校對。
每年清明,他都會回黃河邊,把木牌上的灰擦干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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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書上不會寫趙長河的名字,但黃河記得,那730個日夜,有個守堤人用命護住了一個陌生人,就像當年他爺爺護住那些反戰的日本兵一樣。
有人說趙長河傻,為個不相干的外國人拼命,但武木一郎懂,那不是傻,是刻在骨子里的信。
就像黃河里的沙,看著散,聚起來就是堤,能擋住千軍萬馬。
只要還有人記得"長河落日",這樣的人就永遠活著,化作風,化作沙,化作堤岸上那盞不滅的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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