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挺遇難后，張發奎難掩悲痛：若多給2張機票，葉家人將無一幸免

“要是我多給了兩張機票，葉挺一家就全完了。”

這話聽著真讓人后背發涼。

說這話的人，是國民黨陸軍上將張發奎。

他嘴里的葉挺，是他一輩子又愛又恨的摯友，也是戰場上你死我活的對手。

這話里頭，藏著1946年那場黑茶山空難背后，一封信和三張機票捅出的天大窟窿，也藏著兩個廣東老鄉從鐵哥們到陌路人的辛酸往事。

這事兒得從頭說起。

張發奎和葉挺，都是1896年生的廣東人，一個始興的，一個惠陽的。

那年頭，有志氣的年輕人都想當兵救國，他倆也不例外，前后腳進了保定陸軍軍官學校。

在學校里，跟薛岳那幫人，天天一塊操練，一塊吃飯，感情好得跟親兄弟似的。

畢業后，又都跟著孫中山干革命，在援閩粵軍里當戰友。

那會兒，倆人好得能穿一條褲子。

真正讓他倆名聲大噪的，是1926年的北伐戰爭。

當時，張發奎是第四軍軍長，這支部隊后來被叫作“鐵軍”，厲害得很。

葉挺呢，就在他手底下當獨立團團長。

打仗的時候，張發奎在后面指揮全局，葉挺就帶著獨立團在最前面沖鋒陷陣。

什么汀泗橋、賀勝橋，硬骨頭都是葉挺啃下來的。

尤其是打武昌城，那叫一個慘烈，就是葉挺的部隊第一個把城墻炸開個口子，大部隊才沖進去。

葉挺“北伐名將”的名頭，就是這么打出來的。

張發奎對這個又能打、腦子又活的學弟是真喜歡。

當初提拔葉挺當獨立團團長，軍里頭不少人有意見，都是張發奎力排眾議給按下去的。

葉挺談戀愛那事兒，女方李秀文的爹嫌他官小，非要等他當上團長才同意婚事。

張發奎知道了，二話不說，順水推舟就把事兒給辦了，當了回大媒人。

可這鐵打的交情下面，早就埋著雷了。

葉挺1924年就去了趟蘇聯，回來就秘密加入了共產黨。

他在獨立團當團長那陣子，仗著張發奎的信任，在部隊里發展了不少共產黨員。

這事張發奎心里跟明鏡兒似的，他后來自己都說：“我知道葉挺是共產黨，但咱倆關系太好了。”

他總想著，憑著這股子交情能把葉挺拴住，可他沒想到，信仰這東西，比什么都厲害。

1927年，老蔣在上海動手了，“四一二”政變一搞，國共兩黨徹底掰了。

這下，輪到張發奎和葉挺做選擇了。

8月1號，南昌城里槍聲一響，葉挺領著部隊起義了，公開跟國民黨對著干。

張發奎呢，接到命令去“剿匪”，剿的還是自己最好的兄弟。

那場仗打得特有意思，張發奎基本上是雷聲大雨點小，追到跟前就喊話，勸葉挺回頭。

可那會兒，說什么都晚了。

從那以后，倆人就各走各的路。

一個在國民黨里官越做越大，一個領著紅軍在山溝里打游擊。

再見面，就是抗日戰爭了。

國家都快亡了，以前的恩怨先放一邊。

葉挺出來當了新四軍軍長，又穿上了軍裝。

可好景不長，1941年“皖南事變”爆發，葉挺的部隊被打散，他自己也成了俘虜，一關就是五年多。

葉挺在牢里骨頭硬得很，寫了那首有名的《囚歌》。

可他老婆李秀文帶著幾個半大孩子，在桂林的日子就難過了，吃了上頓沒下頓。

這時候，當上第四戰區司令長官的張發奎聽說了這事，心里不好受。

他立馬派人送過去三萬法幣，還讓手下人偷偷摸摸地照顧著李秀文一家。

在那個錢跟紙一樣不值錢的年頭，這筆錢真是救命錢。

更要緊的是，他冒著政治風險干這事，說明心里還念著舊情。

李秀文收到錢的時候，感動得直掉眼淚，說這份恩情一輩子都忘不了。

時間到了1946年3月，共產黨那邊使了老大的勁兒，總算把葉挺從重慶的牢里弄出來了。

葉挺一自由，第一個想到的就是張發奎。

他提筆就給廣州的張發奎寫了封信，說得挺懇切，想去廣州見個面，敘敘舊。

這封信，把張發奎給難住了。

那會兒國共兩黨正在談判，但私底下已經劍拔弩張，隨時可能打起來。

他一個國民黨的高級將領，去見一個剛放出來的共產黨重要人物，這要是讓老蔣知道了，帽子都可能保不住。

他跟自己的參謀長甘麗初商量了半天，最后還是回了封信，話說的很客氣，但意思很明白：現在時候不對，不方便見面，你自己多保重。

這封信，成了壓垮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

葉挺一看，連最好的老朋友都這樣躲著自己，國民黨那邊是徹底沒指望了。

他心一橫，決定馬上帶上家人回延安。

就在這個時候，三張機票又把事情往死胡同里推了一把。

李秀文為了去重慶跟丈夫團聚，就向張發奎的廣州行營申請機票。

管這事兒的正好是那個參謀長甘麗初。

他也沒多想，就按著規矩批了三張票：李秀文一張，兩個孩子一人一張。

于是，李秀文就帶著13歲的女兒葉小青和10歲的兒子葉正明，從桂林飛到了重慶。

1946年4月8號，重慶機場。

葉挺帶著老婆李秀文、女兒葉小青、兒子葉正明，還有家里的保姆，登上了去延安的飛機。

跟他們一架飛機的，還有王若飛、博古、鄧發這些共產黨的大人物。

那天下午，飛機飛到山西興縣上空，天一下就變了。

烏云、冰雹、大霧，飛行員什么也看不見，飛機迷了路，一頭就撞在了黑茶山上。

一聲巨響，飛機炸成了火球，機上17個人，一個都沒活下來。

消息傳到廣州，張發奎正在辦公室里看文件。

副官跑進來一報告，他手里的鋼筆“啪嗒”一聲掉在地上，整個人都傻了，半天說不出一句話。

后來，他知道那三張要命的機票是自己行營批出去的時候，嚇出了一身冷汗。

他翻來覆去地想，這事兒怎么就這么巧。

最后，他在自己的回憶錄里寫下了那句讓人毛骨悚然的話。

他的意思是，葉挺有九個孩子，當時留在李秀文身邊的，正好就是葉小青和葉正明。

如果當時批機票的不是那個死板的甘麗初，而是他張發奎自己，憑他跟葉挺的交情，肯定不會只給三張票，多給兩張，讓另外兩個孩子也跟著去重慶團聚，是板上釘釘的事。

那么一來，葉家就得多死兩個孩子。

他那份想維系的兄弟情，反而會成了害死朋友一家子的催命符。

這事讓他后怕，也讓他后悔。

他總琢磨，要是當初自己答應了葉挺來廣州，哪怕就是見個面吃頓飯，葉挺的行程就會拖后幾天，不就不會坐上那趟死亡飛機了嗎？

一封拒絕的信，稀里糊涂地就把老朋友送上了黃泉路。

這種又后怕又后悔的感覺，跟了他一輩子。

1949年，國民黨在大陸徹底玩完了。

他手下有個叫吳奇偉的將軍準備起義，還特地寫信問已經跑到香港的張發奎的意見。

張發奎回信說，你起義后就跟著葉劍英好好干，大家都是第四軍出來的，他不會虧待你們的。

1980年，張發奎在香港去世，北京的葉劍英發來唁電，“鄉情舊誼，時所縈懷”八個字，算是給這段糾纏了一輩子的關系畫了個句號。

黑茶山上的大霧早就散了，但張發奎晚年那句嘆息，卻還在風里飄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