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六十年代農村災荒時期：從集體大食堂到饑餓，這段歷史為何讓人窒息？

1958年秋天，我們村西頭的打谷場上壘起了三口大灶。那灶臺真大啊，大得能把我六歲的小弟整個兒放進去煮。村長敲著破鑼喊：“吃食堂嘍！共產主義到嘍！”我娘把那口祖傳的鐵鍋從灶上揭下來，咣當一聲扔進收鐵堆里——要煉鋼。鍋底積著多年的油垢，在太陽下發著烏光，像一只哭干了的眼睛。

“放開肚皮吃”的頭三個月，是真飽啊。

白面饅頭管夠，稀飯里米粒稠得插筷子不倒。王瘸子一頓吃了十二個饃，撐得躺在打谷場上直哼哼，臉上卻笑著：“值了，這輩子值了。”炊事員李老栓站在灶臺前，腰板挺得直直的，手里大鐵勺舞得生風。他總喊：“再來再來！鍋里還有！”蒸汽罩著他紅撲撲的臉，像個活菩薩。

可菩薩臉上的紅光，是灶火映的。

第二年開春，大鐵勺開始抖了。

粥漸漸稀了，能照見人影。饅頭變成了窩頭，窩頭又變成了菜團子。李老栓的鐵勺越舀越淺——他得算著，算到月底倉庫里那點糧食。人們還是排著隊，但隊伍安靜了，只聽見肚子叫的聲音此起彼伏。

我娘開始把分到的菜團子掰成兩半，一半給我和弟弟，一半藏進懷里。“晚上吃。”她說。可晚上她也只吃半塊，把另外半塊又掰開。菜團子在她手里越變越小，最后碎成渣子，她用舌頭舔進嘴里。

最讓我記得的是王小滿。

小滿八歲，眼睛大得嚇人。他總排兩次隊——先領自己的，再冒充他病得起不來的妹妹。李老栓發現了，鐵勺在半空停了很久。蒸汽里，我看見他眼角有什么亮晶晶的東西掉進鍋里。最后他舀了滿滿一勺，倒進小滿的瓦罐里。

那勺稀湯里，米粒數得清。

后來，連稀湯也要數著分了。

隊長發明了“按勞分餐”，勞力多分半勺，老人孩子減半。我爺爺躺在床上，瘦得只剩一把骨頭。每天我端回那半碗能照見人影的稀湯，他都推給我：“我不餓，你喝。”

他的手像枯樹枝，輕輕搭在我手上。有一天他小聲說：“孫啊，給我說說外頭，樹發芽了嗎？”

我說發了，柳樹綠了。

他笑了，眼睛看著屋頂，說：“真好。”

那天晚上，他再沒醒來。身子輕得像個孩子。

食堂最后的日子里，李老栓瘋了似的在空糧倉里扒拉。

指甲摳進地板縫，摳出血來，想找出可能漏掉的幾粒米。什么也沒有。灶火滅了，大鐵鍋倒扣著，鍋底朝天，像個巨大的問號。

人們開始“出門找食”。我爹去了三十里外的山里，回來時口袋里裝著半把橡子面。他一路走一路吃野草，臉腫得發亮。他把橡子面兌水煮成糊，第一口喂給已經說不出話的奶奶。

奶奶咽下去了，眼淚順著深陷的眼窩流下來。她指指我爹，又指指我們，嘴唇動了動。我爹把耳朵湊過去，然后突然抱住頭，肩膀一聳一聳的，像頭受傷的野獸。

1961年春天，食堂的牌子終于摘了。

人們領回了自家的小鍋——如果還在的話。我家那口祖傳鐵鍋早成了不知哪塊鋼錠，娘從廢墟里扒拉出個破瓦罐，架在石頭上煮野菜。

野菜是苦的，但吃下去，肚子真會飽。

李老栓沒來領鍋。他坐在廢棄的灶臺前，一動不動。有人看見他半夜摸著那口大鐵鍋，一遍遍地說：“我對不住……對不住啊……”

他的鐵勺銹在了鍋邊，再也取不下來。

很多年后，我回到村里。

打谷場還在，只是變成了曬玉米的地方。年輕人不知道這里曾有過三口大灶，不知道蒸汽里曾經飄著短暫的飽足和漫長的饑餓。

只有村頭的老槐樹下，幾個曬太陽的老人偶爾會說起：“那年啊……”

說到一半就不說了，瞇著眼睛看遠處。陽光很好，照得人暖洋洋的。

他們的皺紋很深，像極了那口大鐵鍋鍋底裂開的紋路。

我曾問一個老人：“還記得食堂的味道嗎？”

他沉默了很久，說：“記得。頭三個月是白面的香，后來是野菜的苦，最后……”他頓了頓，“最后是鐵勺刮鍋底的刺啦聲。那聲音，刮在心上。”

我忽然明白，有些痛之所以窒息，不是因為它過去了，而是因為它變成了我們的一部分——像骨骼里的鈣質，像血液里的鐵。那些空了的糧倉、銹了的鐵勺、永遠停留在童年體重秤上的生命，它們沒有消失。

它們只是沉下去了，沉到一個民族記憶的最深處，在每一個豐年里悄悄提醒：

饑餓有一萬張臉，但飽足，只有一副面孔。

而那副面孔，需要多少代的珍惜，才能不再顫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