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蔣萬安給兒子們起的名字，就知道他骨子里的中國人身份，藏不住

前言

臺北市長蔣萬安，履歷格外“國際范”：畢業于美國頂尖法學院，獲法學博士學位；曾任職跨國律所專攻企業并購；公開演講時邏輯嚴密、措辭審慎，極少流露情緒化表達。

可輪到為三個兒子取名這件最私密的家庭事務，他卻徹底繞開當下流行的音譯風、疊字熱與英文名風潮，堅定啟用家族世代沿襲的輩分用字——“得”，三子之名依次為蔣得立、蔣得宇、蔣得希，中間一字嚴絲合縫、毫無變通。

在臺灣社會普遍傾向以洋名彰顯開放、用諧音討彩頭的命名語境中，他翻出泛黃家譜，將傳統排輩制度重新落筆于新生代戶籍簿上。名字看似平淡無奇，卻意外掀起持續熱議，成為觀察其文化立場最清晰的一扇窗。

三個兒子一個輩：“得”字死守到底

蔣得立、蔣得宇、蔣得希——單看讀音與字形，不炫技、不搶眼，甚至被部分年輕網友評為“像長輩手寫族譜時隨手記下的名字”。真正引發聚焦的，是那個穩居中央、紋絲不動的“得”字。

這正是中華宗族文化中延續千年的“昭穆制度”縮影：同一世代成員共用一字，既標識血緣歸屬，亦維系代際秩序，讓散居各地的族人一眼可辨親疏遠近，更使家族歷史在姓名中具象存續。

據蔣氏家譜主流記載，十世輩序為：“祁斯肇周國，孝友得成章”。依此推演，蔣介石屬“周”字輩，蔣經國為“國”字輩，蔣孝嚴承“孝”字輩，其后本應為“友”，再順延至“得”。

但因時代動蕩、分支遷徙及家庭結構演變，“友”字輩并未在蔣家主流支系中廣泛啟用。蔣萬安本人即未采用該字，而是直接躍入“得”字序列，成為這一輩分在當代的首位實踐者。

尤為關鍵的是：他不僅自己進入“得”字輩，更將三位公子全部納入其中，實現父子兩代跨輩同步歸位。

外界眼中，這已遠超個人審美偏好，而是一次沉靜卻有力的文化確認——家譜未曾中斷，祖訓仍有回響，那條以漢字為刻度的血脈坐標軸，依然清晰可循。

至于名中后兩字，“立”喻頂天立地、行止有矩；“宇”指寰宇胸襟、格局開闊；“希”含晨光初照、志向高遠之意。雖僅二字，卻皆取自經典語義，拒絕生造詞、規避網絡梗、摒棄拼音拼湊，回歸漢字本義的莊重與厚度。

置于今日臺灣命名生態中，這種選擇自帶張力：當許多家庭以“Alex”“Eva”替代中文名、用“睿軒”“梓涵”追求悅耳韻律時，蔣萬安反向錨定傳統內核，用不可更改的戶籍登記，把孩子一生嵌入宗族長卷之中。

放到臺灣當下的語境里，這種選擇會被放大。很多家庭起名追求“國際感”，或者干脆讓孩子用英文名打天下。

蔣萬安反著來，用最傳統的方式把孩子拴進家族系統，名字寫在戶口、證件、學校名單上，一輩子都改不了幾次。

對政治人物而言，這類細節比口號更耐看，因為這是在家里拍板、自己承擔后果的決定。

蔣萬安這名字也有故事：一個地名壓在身上

若想讀懂他對“根源”的執著，須先細察他自己的名字。“萬安”二字表面似吉祥祝語，實則深藏地理印記與歷史體溫。

多方史料與親屬訪談提及：1940年代戰亂流離之際，蔣氏先輩曾在江西萬安縣經歷艱難駐留，饑寒交迫中幸得鄉民援手。此后，“萬安”不再僅是地名，而成為家族記憶的壓縮包——提醒后人不忘困厄歲月，銘記出發之地。

該說法雖無原始檔案逐字印證，但其情感邏輯堅實可信，也呼應了蔣家命名一貫的“敘事優先”原則：比起悅耳動聽，更重承載往事、傳遞心跡。

蔣萬安的人生軌跡本身便是一場空間與身份的雙重往返：早年負笈美利堅，在常春藤名校深耕法律，繼而在華爾街律所處理跨國資本運作，履歷堪稱全球化精英模板。

然而他在人生關鍵節點做出一項極具象征意義的抉擇——正式恢復“蔣”姓。此事當年震動島內輿論場：有人解讀為政治布局的伏筆，有人視為家族倫理的必然回歸，亦有人強調這是個體文化認同的自然覺醒。真相或許兼而有之，外人難以一錘定音。

但將線索串聯，脈絡豁然開朗：倘若真欲徹底剝離家族烙印、擁抱去地域化的現代身份，最省力的路徑便是淡化私人印記——取個中性化姓名、回避敏感稱謂、讓生活保持輕盈流動。

蔣萬安卻選擇逆向扎根：先以“蔣”姓完成自我身份的鄭重歸位，再以“得”字為紐帶，將下一代牢牢系于族譜經緯之上。

還有一點不容忽視：在臺灣社會語境中，“蔣”這個姓氏自帶厚重歷史回響與復雜公共聯想，選擇它，意味著主動承接隨之而來的審視目光與無形壓力。

恢復此姓，已是將“責任”二字背負上身；繼而為子女啟用“得”字輩名，則是將這份文化契約延伸至未來世代。

從日常視角觀之，此舉談不上時髦，亦缺乏傳播噱頭，卻異常篤實：它把抽象的“家族敘事”轉化為具象的身份證件，把飄渺的“文化根系”落地為孩子每日簽署的姓名。無論輿論如何喧嘩，家中規矩早已無聲立定。

臺上講話要謹慎，家里起名很直接

政治人物在公眾場合發言，往往需反復權衡：選民構成多元，議題牽涉敏感，語速快慢、用詞輕重皆可能觸發連鎖反應。蔣萬安的公開表達素以理性節制著稱，傾向以數據支撐觀點、以程序回應質疑，極少使用情緒化修辭或絕對化判斷。

而給孩子取名這件事截然不同——它無需即時反饋，不接受公眾投票，卻是最持久的身份烙印。蔣得立、蔣得宇、蔣得希這三個名字一旦錄入官方系統，便自動植入一套文化編碼：漢字正統、宗法秩序、譜牒傳承。

待孩子們日后步入校園、走出國門、踏入職場，每當他人好奇發問：“為何三位兄弟名字中都有‘得’字？”答案終將引向更深的源頭——家譜卷首的墨跡、奉化溪口的老屋、民國年間的遷徙路線，以及家中長輩講述時的眼神與停頓。

這恰是姓名最鋒利之處：它不靠說教灌輸，卻以日日相見的方式強制喚醒記憶。許多家族傳統的斷裂，并非源于某次公開決裂，而是下一代連“從何說起”都不知曉。“得”字便是那個最簡明的入口——記住一個字，便能牽出一整條血脈長鏈。

因此，蔣萬安的命名實踐被廣泛視為一種清醒的“逆向操作”，其根基在于現實判斷：當社會氛圍日益傾向解構身份、稀釋淵源、重構認同時，他在家庭內部啟動了一套加固機制——將傳統符號放大為日常可見的標識，固化為不可撤銷的設定，延續為代際接力的儀式。

外界或可探討動機差異，或可評析價值取向，但無法否認其真實成本：這份選擇不會隨任期結束而終止，它將持續貫穿孩子成長全程，影響求學、就業、婚戀等人生各環節，綿延數十年而不息。

從市政施政層面，他也頻繁聚焦育兒支持、托育擴容、青年住宅等議題，核心訴求直指降低生育養育門檻，助力年輕人安心成家、穩定安居。

這些政策設計固然高度現代化，但其底層價值觀仍透出傳統家庭倫理的底色：重視人丁延續、強調代際扶持、崇尚穩扎穩打的生活節奏。

姓名選擇與公共政策未必出自同一套策劃案，卻共同指向一種生活圖景：家不是臨時驛站，而是代代相守的根據地；血脈不止于基因傳遞，更是文化火種的接續燃燒。

結語

名字無法左右兩岸關系走向，亦不能替代嚴肅的政治對話，但它確能守住一條隱秘卻堅韌的通道：記憶如何流轉、故事如何啟封、身份如何安放。

蔣得立、蔣得宇、蔣得希——三個看似尋常的名字，實則是將家譜文本轉化為生命代碼，把文化基因寫入下一代的人生操作系統，想跳脫都難。

口號會隨輿情退潮，新聞會隨時間沉底，唯有證件上那三個字，將伴隨他們走過求學、求職、結婚、立業的全部旅程。蔣萬安以最樸素的漢字組合向外界傳遞一個確定信息：有些事可以暫不言說，有些事必須在家門之內率先落定。對他而言，“根”的存在，從來不是疑問句，而是早已寫進戶籍冊的陳述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