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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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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地名是重要的精神文化景觀,承載著豐富的地理、歷史等文化信息。利用數理統計和文本分析法,基于文化生態學等理論,探究徐州市鎮名的文化地理特征及其形成機理。研究表明,徐州市鎮名主要由姓氏、地形地貌、軍事等10種類型構成,具有印證徐州人民強烈的宗族觀念、描繪山環水繞的自然格局、彰顯多元文化與卓犖為杰、揭示過往經濟貿易狀況、體現人口遷移歷史路徑、寄托人民美好祈愿的文化地理特征。徐州市鎮名文化地理特征是多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宗族血緣與地緣情結是民族傳統基礎,自然環境及其變遷是地理基礎,命運多舛的人文歷史是社會塑造力量,多元文化的薈萃層累是重要創生力量,社會背景與意識形態是文化政治力量。
關鍵詞:地名;地域文化;徐州;文化地理
地名是人們賦予某一特定空間位置上自然或人文地理實體的專有名稱,蘊藏著深厚的自然、歷史、文化、經濟發展等多方面信息,能夠為研究地理環境及人地關系的演變提供有價值的線索與證據。一直以來,地名因其特有的研究價值,受到諸多學者的廣泛關注。從研究區域來看,國內地名研究多將天津、廣西、廣東、北京等省級行政區作為研究的基本單元,同時也涉及關中 平原、天山北坡、贛南地區等大尺度區域。從研究方法來看,20世紀90年代以來,以GIS技術和計算機技術為主導,結合統計學方法的定量研究漸成主流,如:王法輝等利用空間插值法研究了廣西壯族與非壯族地名的空間分布特征;王彬等通過數理統計和GIS空間分析法,定量分析了廣東地名景觀地理分異特征,并據此進行地理區劃;陳優良等通過核密度估計法及移動搜尋法,分析了贛南地區客家各文化景觀類地名的空間分異與成因。從研究視角來看,以往研究多聚焦于傳統的空間分布視角,目前有學者逐漸轉向新文化地理學視角,如:陳晨等基于景觀表征和布迪厄符號權力視角,揭示了關中平原歷史地名空間特征及其演變過程中的文化政治格局;紀小美等基于社會記憶理論,分析了南京主城區新舊街巷名變遷的時空格局與動因機制;劉玄宇等以黃巖島地名的演變為例,探究了地名變遷背后的政治博弈。
可以發現,當前國內地名研究多基于省、直轄市或諸如嶺南、關中平原等南部和北部的大區域視角,采用GIS技術及定量分析等方法,對地名文化景觀空間格局的總體演變態勢進行探討,而對于打破傳統行政區邊界限制、針對特定區域小尺度的聚落地名研究并不多,且缺乏對地名進行更為深入的權力政治與歷史文化建構等形成機理方面的分析。因此,本研究以具有過渡性的、省際邊界性的典型城市徐州市為例,結合地理、歷史和文化背景,深入挖掘徐州市鎮名的文化地理特征與形成機理,以期通過對鎮名文化的梳理與分析,在一定程度上為徐州市鎮名文化的保護與傳承提供科學依據。
1 研究區概況與研究方法
1.1 研究區概況
徐州古稱彭城,地處江蘇省西北部,位于蘇魯豫皖4省交界處,古時汴泗交匯,今故黃河與京杭大運河穿境而過,京滬、隴海兩大鐵路干線在此匯聚,素有“五省通衢”之稱。作為國家“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節點城市及淮海經濟區的中心城市,2000年前后,徐州市進行了大規模的“撤鄉設鎮”“鄉鎮合并設鎮”。2010年撤銷九里區,銅山縣“撤縣設區”。截至2021年,徐州市共管轄5區(鼓樓區、賈汪區、云龍區、泉山區、銅山區)、3縣(豐縣、沛縣、睢寧縣)、2市(邳州市、新沂市),共166鎮(街道),形成由1個區域中心城市、5個縣域中心城市、30個中心鎮(含現代新型小城市)、30個重點鎮及130個新型城鎮社區組成的“1530+30+130”五級新型市域城鎮體系。
1.2數據來源
本文以徐州市鎮(街道)名作為研究對象。考慮到“鄉鎮合并”“撤鎮設街”等區劃變革,以《徐州統計年鑒2021》鄉鎮目錄為依據,獲取鎮(街道)級行政區地名166個。以《徐州市地名錄》和中國國家地名信息庫(https://dmfw.mca.gov.cn/)為主要參考,并借助百度百科、歷史地名詞典等在線地名查詢工具,獲取與補充徐州市鎮名的內涵與命名緣由等相關信息。
1.3 研究方法
1)文獻分析法。基于文獻分析,明晰國內外地名研究現狀,并為后續形成機理的分析總結提供理論依據。
2)統計分析法。借助所建鎮名數據庫(包括鎮名分類與命名緣由),通過統計分析,梳理徐州市鎮名用字與構成情況,總結凝練徐州市鎮名文化地理特征。
3)文本分析法。基于文化生態學等相關理論,結合徐州市自身的地理、歷史與文化背景,探討其鎮名文化地理特征的形成機理。
2 徐州市鎮名構成狀況
徐州市鎮名用字情況可劃分為自然景觀類與人文景觀類兩大類,具體細分為水體、地貌、生物、姓氏、軍事、經濟、建筑以及祈福8類用字。自然景觀類用字共出現71次,以“河”“湖”等水體類用字和“山”“坡”等地貌類用字為主;人文景觀類用字共出現136次,其中以“張”“梁”“趙”等姓氏類用字最多,“城”“樓”“寨”等軍事類用字次之(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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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作為一種特殊詞匯,其內部結構絕大部分可以分析為“專名+通名”。通名是地名中用以明確屬性的詞語,專名則是用以區分相同屬性地名的詞語,以“大彭鎮”為例,“大彭”為專名,“鎮”則為通名。專名與通名并非是一成不變的,從地名沿革角度看,專名與通名存在多次演變,如“江莊鎮”系由“江莊”演變而來,在“江莊”地名中,“江”是專名,“莊”是村落通名,而在之后的“江莊鎮”地名中,“江莊”成了專名,“鎮”則成為通名。鎮名主要通過專名進行區分,專名又通過用字體現特色。為了探究徐州市鎮名的構成情況,本文依據鎮名的命名緣由,并結合表1中鎮名用字分類情況,將徐州市鎮名細分為以人物姓氏命名、以地形地貌命名、以軍事因素命名、以水體因素命名、以經濟活動命名等10種類型(表2)。由于部分鎮名來源并不唯一,因此存在重復計入現象,如青山泉鎮位于微山湖東南部的丘陵地帶,境內有泉,因山又因水得名,故既將它計入地形地貌類,又計入水體因素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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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以人物姓氏命名的鎮
以人物姓氏命名的鎮的數量最多,涉及“張”“梁”等44個姓氏。進一步可細分為3類:一是一般類型,主要指以先祖姓氏、強勢姓氏或聯合姓氏命名的鎮,其專名多采用“姓氏”+“莊”“村”的形式,出現頻率最高,如徐莊鎮因徐姓人多勢大而得名;二是姓氏與經濟綜合作用類鎮名,其專名多表現為“姓氏”+“集”“店”的形式,數量次之,如唐店街道因唐姓人家在此開店經商而得名;三是姓氏與軍事綜合作用類鎮名,其專名則多采用“姓氏”+“樓”“寨”的形式,如朱寨鎮因明朝朱姓人在此建村筑寨以防衛而得名(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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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以地形地貌命名的鎮
以地形地貌命名的鎮的數量也比較多,主要涉及“山”“坡”“墩”等用字。其中,絕大部分鎮名聚焦宏觀層面的地形,因“山”得名,如:琵琶街道以境內的琵琶山命名;馬陵山街道因著名風景名勝區馬陵山得名。小部分鎮名聚焦微觀層面的地貌,因“坡”“墩”“溝”等微地表起伏特征得名,如馬坡鎮、趙墩鎮、王溝鎮等。此外,一些特殊的地理實體形態也是鎮名命名的重要依據,如:燕子埠街道地形酷似春燕;棋盤鎮原有南北三條街、東西兩條街,且中有一溝,形似棋盤。
2.3 以軍事因素命名的鎮
以軍事因素命名的鎮具體可細分為軍事活動史實類和軍事防御建筑類2類。軍事活動史實類鎮名,多源于戰爭或駐軍歇馬等軍事活動。如議堂鎮,三國時期關羽屯兵土山,而曹操率領眾將士于此議事攻打關羽,后派使者前往土山和談成功,故后人將此地稱為“議事堂”,后簡化為議堂。軍事防御建筑類鎮名,主要涉及“樓”“寨”“堡(驛站)”“圩(圍繞村落四周的障礙物)”等用字,均具軍防色彩。如梁寨鎮因清咸豐年間,梁姓鄉紳帶領村民建村筑寨以抵御捻軍而得名梁家砦,后簡化為梁寨。
2.4 以水體因素命名的鎮
以水體因素命名的鎮主要涉及“河”“湖”“溝”“泉”等用字,多以流經的河或臨近的河湖泉等水域名作為命名依據。例如:因“河”得名,大沙河鎮有黃河決口形成的大沙河貫穿東西,運河街道有京杭大運河江蘇北段的“中運河”流經;因“湖”得名,沿湖街道瀕臨微山湖,東湖街道境內有東湖風景區;因“泉”得名,大泉街道泉水眾多,并以古泉“大泉”命名。而“溝”較為特殊,一般無水為“溝谷”,歸入地貌類,有水則為“溝渠”,屬水體類,如北溝街道因莊北有一條自西向東自然流水的“北支溝”而得名。
2.5 以經濟活動命名的鎮
以經濟活動命名的鎮主要涉及“集”“店”“港”等用字。其中由“集”(定期聚會交易的場所)和“店”(旅社、店鋪)等民間經營活動衍生而來的鎮名最多,如:魏集鎮因清乾隆年間,魏姓父子遷此經商起集而得名;邵店鎮因有邵姓先民在此地經營店鋪而得名。此外,還有不少經濟活動類鎮名源于當地采礦、冶鐵、電力產業的發展,如:老礦街道因境內有徐州最早的煤礦而得名;利國街道境內有自宋神宗年間便開礦冶鐵的利國鐵礦;電廠街道得名于轄區內的徐州發電廠。
2.6 以其他因素命名的鎮
人文歷史類鎮名占7.36%,如:新安鎮因清同治元年馬劉兩姓爭莊名,訴訟至縣衙后,由知縣手書“新安鎮”而得名;建筑道路類鎮名占6.98%,如牌樓街道得名于轄區內“五省通衢”的牌坊;美好祈愿類鎮名占6.59%,如和平街道寓意人民對和平生活的熱愛與向往;政治因素類鎮名占5.43%,如雙塘鎮由原高塘鄉和徐塘莊鄉合并設鎮而得名;神話傳說類鎮名占4.65%,如草橋鎮源于劉秀走南陽途經此地時曾割草疊橋過河的民間傳說。
3 徐州市鎮名的文化地理特征
周尚意曾指出,中國地名具有凸顯每個地方地理本性的文化地理特點,而一個地方所具有的其他地方沒有的、且不能“遷”到其他地方的要素特征就是地方本性。地方有3大本性,分別是獨有的自然地理特色、長期積累而成的建筑和工程特征以及發生在該地的歷史事件。地名作為地域文化的載體,承載著自然環境的變遷與人類社會的興衰,既記錄了一次次戰爭、浩劫與磨難,又寄托著人民矢志不渝的至美愿景。徐州市鎮名亦是如此,古老紛繁的鎮名不僅描繪了徐州獨特的地理環境信息,而且蘊藏著徐州深厚的歷史、經濟與文化內涵,是彰顯徐州歷史文化底蘊、揭示其地方本性的“活化石”。
3.1 印證徐州人民強烈的宗族觀念
宗族是以血緣關系為紐帶形成的社會組織,“宗族社會”是格局、邊界等形成、發展與演變的內在邏輯,支配著聚落空間的分化與聚聯。宗族是姓氏的文化根源,姓氏是宗族、家庭與血緣的象征。徐州姓氏類鎮名涉及的姓氏繁多,占比最大,且多位于省際邊界處。如:江莊鎮源于江姓先祖在此占產立莊;胡寨鎮因清同治年間胡朝陽帶領鄉民建寨圩而得名;黃集鎮有黃姓先民率先定居起集。3種姓氏類鎮名均反映以先祖姓氏命名的傳統,先民在此或聚族而居、繁衍生息,或立莊蓋樓、起集經商,或修建寨圩、共御外敵,并建祠堂、修族譜、祭祖先,實際上都是強烈的宗族意識與宗族觀念在地名上的體現。
3.2 描繪徐州山環水繞的自然格局
地名景觀作為一種文化景觀,往往是人類對區域自然地理環境的記錄與表達,能夠充分反映相應自然地理實體的空間分異特征。徐州地形地貌類鎮名主要分布在云龍、泉山等市區以及邳州、新沂等東部地區,如:駱駝山街道、馬陵山鎮和車輻山鎮等,均以轄區內顯著的山體命名,其分布與徐州域內中、東部兩大丘陵群相吻合。水體類鎮名整體分布較為零散,以賈汪、新沂、邳州等沂沭水系流域最為集中,云龍、豐縣和睢寧等地也有少量分布,多得名于流經境內或與之毗鄰的江河湖泊,如:岔河街道因東、西泇河在此交匯而得名;湖濱街道臨近風景秀麗的云龍湖。從某種意義上說,徐州地名就像一幅圖景,生動地描繪出徐州山環水繞的自然地理環境特征。
3.3 彰顯徐州多元文化與卓犖為杰
地名是社會記憶的重要產物與構成要素,它不僅是一地的標識,留在人們記憶中的還有與大地共存的人、事與文明。徐州軍事類鎮名數量眾多,主要分布在豐、沛、邳州等地,如:子房街道源于“張良吹簫散楚兵”的典故;漢興、漢源街道取意大漢之源,印證“兩漢文化看徐州”之說;古邳、議堂、炮車街道與三國爭戰密切相關。這些鎮名均是對徐州歷史上戰事頻繁、駐軍眾多的軍事文化特色的真實寫照。建筑道路類鎮名主要分布在市區,以標志性建筑或道路命名,英雄與偉業為它們增添了獨有的文化內涵,如:黃樓街道因古建筑黃樓得名,而黃樓是蘇軾任徐州知府時為紀念抗洪成功所建;漢王鎮建有漢王廟;大彭鎮境內有彭祖廟。這些鎮名既是紀念英豪,更是對徐州人杰地靈的最好表征。
3.4 揭示徐州過往的經濟貿易狀況
“集”指定期用于聚會交易之所,是人類經濟活動的產物。徐州經濟活動類鎮名中有相當一部分位于睢寧、新沂等邊界地區或交通便捷之處,如王集、梁集、時集、唐店街道等。這些鎮名多源于先民來此起集經商,能夠反映出徐州自古作為“商賈云集之地”的繁華景象。此外,“礦”指煤、鐵等礦產資源,是自然的饋贈。徐州也有不少經濟活動類鎮名分布在賈汪、銅山等地,與它們境內礦產資源的分布相吻合,如:利國街道因利國鐵礦得名;張集、垞城、三河尖街道等均以域內著名煤礦命名,揭示了徐州過去作為“百年煤城”的經濟特色。
3.5 體現徐州人口遷移的歷史路徑
地名是人為活動的產物,移民與地名相輔相成。徐州人文歷史類鎮名多分布在沛縣、豐縣和邳州地區,如:沛縣靠近山東的五段鎮、楊屯鎮是清朝道咸時期黃河決口后,山東災民遷徙來沛聚居形成的村落。同時,姓氏類鎮名在銅山、豐縣、沛縣、睢寧等省際邊界處大量分布,睢寧的李集、沙集、梁集等“集”多,豐沛的宋樓、范樓、梁寨等“樓”“寨”多。雖然農耕、起集、建樓、筑寨等社會活動不同,但總的來說都是先民遷徙聚居的結果。由此可見,徐州市鎮名一定程度上呈現了徐州人口遷移的歷史路徑:五段鎮等體現的是災害環境巨變導致的人口遷移,李集鎮、沙集鎮等則體現了以起集經商活動為主的人口遷移。
3.6 寄托徐州人民不渝的美好祈愿
地名蘊含著人們對地理實體的想象、感悟與情感寄托。徐州美好祈愿類鎮名散落在市域各地,如:慶安鎮取自“慶賀安寧”之意,明嘉靖年間曾于此設立“睢南廳衙門”以專治水患,實際上寄托了水患頻發地區人民對于安寧生活的渴望;豐財街道的“豐財”二字表達了人民對于資財豐裕、文明富足生活的追求;八義集鎮取“孝悌忠信,禮義廉恥”八義以督促人們修身立德。神話傳說類鎮名數量不多,且分布較為零散,如:鳳城街道相傳是有鳳凰降落于此的祥瑞之地;棠張鎮相傳昔日有一張姓老者在棠梨樹下打井供茶以方便行人。通常以民間流傳的神話傳說釋義鎮名溯源,能夠反映出普通百姓的文化心態——祈福頌德。
4 徐州市鎮名文化地理特征的形成機理
“地名”是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是人類在特定的時間和空間里對地理環境中自然與人文地理實體的感知和創造過程。地名的命名并不是隨意的,因為人類認識地理實體總有一個過程,對地名進行命名時總有一定的理據。徐州鄉鎮地名文化景觀亦是如此。
4.1 宗族血緣和地緣情結是徐州市鎮名文化地理特征形成的民族傳統基礎
人類繁衍生息而產生的血緣紐帶,是人類社會古老而恒久的聯系。建立在血緣紐帶上的宗族觀念早已植根于中國傳統鄉村社會,鄉村聚落的遷移、建立、發展與聚族而居的宗族發展密切相關。
1)血緣。《中庸》云“仁者,人也,親親為大”,意為“仁就是愛人,親愛親族是最大的仁”。故先民慣于聚族而居,并以先祖姓氏命名村鎮,以紀念先祖、凸顯與鞏固宗族勢力。徐州靠近中原,毗鄰山東,深受儒家文化影響,強調血親情理,注重宗法血緣,由此衍生出眾多如江莊鎮、姚集鎮、房村鎮等以先祖姓氏命名的鎮。
2)地緣。司徒尚紀指出,“移民多聚族而居,故以姓氏為起首之地名遍及廣大城鄉”。在血親情理的影響下,人們往往會產生安土重遷的地緣情結。徐州也不例外。在強烈的血緣與地緣情結的雙重影響下,徐州先民意識到宗族是命運與共的整體,加之對先祖的敬畏和對故土的眷戀,縱使舉族搬遷,也傾向于聚族而居,并以先祖姓氏命名新地或沿用故鄉名,以延續宗族血脈與勢力,如:龍固鎮多是山東龍固集的移民,楊屯鎮多是山東蘭儀楊屯的移民。這種血緣和地緣情結,從根本上可以說是一種群體認同的核心文化,深刻影響著徐州姓氏類鎮名的聚聯,揭示人口遷移的歷史路徑,成為徐州市鎮名文化地理特征形成的民族傳統基礎。
4.2 自然環境及其變遷是徐州市鎮名文化地理特征形成的地理基礎
文化生態學認為,自然地理環境是影響文化產生、發展的第一重要變量。正如學者王彬所言,地名作為人類文化的重要組成,是在自然地理環境的基礎之上產生的,山、水等自然地理實體是地名文化的天然“搖籃”。
1)山水格局。山水等地理實體會影響聚落選址,先民慣于依山傍水而居。徐州域內中東部散落兩大丘陵群,北有沂沭泗水系,南有睢安河水系,故黃河與京杭大運河穿境而過,湖泊水庫點綴其間,山水地域特色顯著,由此產生了眾多以山水定位、借山水而名的鎮,如:馬陵山鎮因境內有徐州東部最高峰馬陵山而得名;順河鎮是順著西營子河發育的聚落;汴塘鎮境內有汴塘湖。
2)黃河擾動。山水等地理實體是處于發展演變中的,或多或少會對人類社會產生影響。徐州地處黃淮海平原,由于黃河善決、善徙,徐州深受其擾。黃河改道前,頻繁的水患改變了徐州的地貌形態,如大龍湖街道的大龍湖、雙溝鎮的兩道大溝均與黃河決口有關。同時,黃河改道產生水災,破壞經濟,又引起人口遷入,如:龍固鎮、五段鎮等都是魯民遷徙來沛,開墾災后淤田而形成的聚落。可見,徐州崗嶺四合、山環水繞的自然地理環境及其變遷,是徐州各類鎮名形成與發展的原動力,更是造成徐州市鎮名山水特色顯著的自然地理基礎。
4.3 命運多舛的人文歷史是徐州市鎮名文化地理特征形成的社會塑造力量
地名的起源與人類的語言、生產生活和社會活動同步。作為人類活動的創造物,它必然與特定時期的人文歷史聯系密切。歷史被不斷譜寫,地名也隨之出現、存在、延續與演變。《尚書》記載,“海、岱及淮惟徐州”。西控中原、南屏江淮的戰略位置,汴泗交匯、山崗環繞的天然屏障,致使徐州自古便成為“兵家必爭之地”。據不完全統計,從古至今發生在徐州的大小戰事共1000多次,較大規模的就有200多起,留下了子房山、九里山、土山、古邳等古戰場。歷史上頻繁的戰亂,使徐州飽經磨難,并在鎮名中留下深刻烙印,如:“關公屯土山約三事”在今土山鎮,炮車街道源于 “曹操曾在此做砲(通‘炮’)車以攻呂布”。同時,戰爭又會使血緣與地緣情結進一步突顯,促使人們聚族而居,建樓筑寨圩,以防范土匪,由此衍生出眾多如朱寨鎮、鹿樓鎮、張寨鎮等軍事防御建筑類鎮名。此外,飽受戰亂之苦的人民,出于對安定和平生活的渴望,也使得和平街道、永安街道等祈福類鎮名應運而生。可見,戰爭、浩劫與磨難合成了徐州命運多舛的人文歷史,成為徐州市鎮名軍事底蘊濃厚、宗族觀念和祈福色彩顯著的社會塑造力量。
4.4 多元文化的薈萃層累是徐州市鎮名文化地理特征形成的重要創生力量
達比的“景觀連續斷面復原”理論認為,任何一種文化景觀都是由不同歷史時期的文化疊加而成的,歷史文化景觀就是歷史文化層的不斷疊加。作為一種文化景觀,地名也是如此。徐州作為歷史文化名城,歷史遺跡浩繁,文化底蘊深厚。
1)彭祖文化。“長年八百、綿壽永世”的彭祖相傳于帝堯時期受封于徐州一帶,建大彭氏國。徐州作為彭祖故國,是彭祖文化的發祥地,至今仍留有彭祖祠、彭祖廟等文化遺存。
2)漢源文化。徐州是劉邦故里及其起兵之地。秦末天下大亂,劉邦率豐沛鄉黨征戰中原,建立了強盛的漢王朝。彼時徐州地處四方交流要沖,中原、齊魯文化與荊楚、吳越文化在此交匯融合,為漢文化的產生鋪墊了文化溫床,此后才有了兩漢文化400年的繁榮發展,留下了豐富的漢文化遺存[。
3)名人文化。從彭祖建國,西楚霸王定都,漢高祖平定天下,老子與孔子沛澤相會,曹操、劉備、呂布等三國人物競相登場,再到蘇軾任知府時率軍民抗洪保城、建黃樓、作詩詞······可以說,徐州這片土地上,王侯將相層出不窮,文人墨客齊聚一堂。隨著多元文化的傳承與發展,大彭鎮、彭城街道、子房街道、漢王鎮、漢興街道等彰顯地域文化特色的鎮名相繼產生。可見,別具一格的彭祖文化、源遠流長的兩漢文化和精彩紛呈的名人文化的薈萃層累,成為徐州市鎮名歷史文化底蘊深厚、多元文化特征顯著的重要創生力量。
4.5 社會背景與意識形態是徐州市鎮名文化地理特征形成的文化政治力量
地名是命名者依據主觀意識賦予地理實體的社會文化符號,統治階層與民眾均希望借助地名表達各自的價值和愿望。
1)統治階級通過掌握命名權,規范與管理地名系統,并向民眾傳達政德教化與執政理念,如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為響應黨的號召,衍生出寓意“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讓其開紅花結碩果”的火花街道。而現代地名規劃屬于政府行為,是權力運作與地方博弈的結果,“撤鄉并鎮”“撤鎮設街”等措施也是政府為了便于行政管理、推動經濟建設和突出地域特色而采取的政治舉措。如:沛城街道為沛縣縣城所在地,是沛城鎮與大屯鎮“撤鎮設街”的結果;2020年徐州市政府以“漢元素”命名漢風街道,取“大風起兮云飛揚”之意,以凸顯新城片區特色。
2)地名命名權有時也被民眾力量操縱,借助姓氏、祈愿與祭祀廟宇類地名表達空間認同與歸屬,是民眾建構地方意義與自我價值的重要載體。由于民眾命名權的獲得,很大程度上受經濟實力與權力資本的影響,因而地名更迭的現象也時有發生,比如:李集鎮曾因潘王兩氏族人多勢大而得名“潘王集”,后隨著李氏三兄弟到此地樂善好施、擴建李家圩,李氏家族經濟實力不斷增強,逐漸發展壯大,遂又將鎮名改為“大李集”,而“大”字實際上是李氏家族權勢的體現,是一種群體認同和對自我價值的肯定。可見,在特定社會秩序下,命名者的意識形態與心理特征成為徐州市鎮名承載各階級“自我”價值與愿望的文化政治力量。
5 討論
地名是對特定地理實體的指稱,包括山、水、道路、政區名等各種類型。與其他地名相比,政區地名的命名、更名與發展演變更多地反映了人類認識與利用地理環境的過程,具有更強的社會屬性。徐州市鎮名作為最基層的政區地名,與傳統村落名相比,更具規范性,與省、市、縣名相比,又更具地方性,更能體現地方文化特質與民眾的意志愿景。徐州市鎮名的類型復雜多元,空間分異特征顯著,自然景觀類鎮名依山水而生,人文景觀類鎮名在人口活動頻繁地廣泛分布。徐州市鎮名具有印證徐州人民強烈的宗族觀念、描繪山環水繞的自然格局、彰顯多元文化與卓犖為杰、揭示過往經濟貿易狀況、體現人口遷移歷史路徑、寄托人民美好祈愿的文化地理特征。該特征是多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具體而言,宗族血緣與地緣情結是徐州市鎮名文化地理特征形成的民族傳統基礎,自然環境及其變遷是地理基礎,命運多舛的人文歷史是社會塑造力量,多元文化的薈萃層累是重要創生力量,社會背景與意識形態是文化政治力量。
本研究僅對徐州市鎮名進行分析,沒有體現縣(區)和村落地名的特點,未來可以擴大研究范圍,對徐州縣、鎮和村名進行系統研究,以便更加全面地分析總結徐州市地名的文化地理特征。
此外,由于歷史久遠、社會變遷、語音語義以及人們文化心態等因素的轉變,地名會出現某種程度的變更,而在地名變遷中有一種現象,稱作“雅化”,即由“鄙野”地名轉化為“文雅”地名的現象。從這種語言學的角度對徐州市鎮名來源進行分析,可以發現,徐州市的某些鎮名也是在歷史傳承的過程中取其諧音“雅化”而來的。比如,金山橋街道的“金山”其實是“荊山”二字的諧音,最初因當地有座橫跨大運河的古橋——荊山橋而得名,這座古橋系由清朝徐州的一位張姓軍官嘔心瀝血修建而成,后由于屢遭戰亂和出于防洪考量,不得不拆除,鎮名遂因失去標志參照而產生變更。實際上荊山橋并未消失,鎮名的變更使其以“金山橋”的形式重生,既是紀念張軍官的“慈善之山”,又寓意為開發區架起經濟發展之“金橋”。再比如,敬安鎮原因相傳乾隆皇帝下江南路過此地時曾下馬緊鞍而得名“緊鞍”,之后雅化為“敬安”;合溝鎮則因村南大洼溝中蛤蟆較多,有“蛤蟆溝”之稱,遂為村名,清代之后方取諧音把動物有關的俗白字雅化為“合溝”。
同時,隨著時代變遷和社會經濟的發展,地名命名權正被卷入城市資本積累的運作體系,地名商品化時有發生。一個顯著的現象就是電子商務的發展促使廣東、浙江、江蘇等地農村相繼出現一批專業的“淘寶村”,這時地名作為一地標識、承載地域歷史文化信息的功能便大大退化,有地名而無文化的現象已經發生。徐州也不例外。沙集鎮不僅有“淘寶村”,還有“淘寶大道”“馬云大道”等,這些地名的命名使沙集鎮充滿了濃厚的電商氣氛,雖然電商確實給沙集帶來了新的發展機遇與顯著的經濟效益,但一定程度上也嚴重威脅到沙集作為百年古鎮的歷史文化氛圍。
總之,對地名的傳承與發展,無論是追求雅致,還是順應時代潮流,都要把握好“度”。如何既保持區域歷史文化特色,又把握新時代氣息,是今后徐州做好歷史地名管理與新地名命名工作亟待思考與解決的問題。泉,因山又因水得名,故既將它計入地形地貌類,又計入水體因素類。
作者:卓甜甜,孟召宜
來源:江蘇師范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24年第3期
選稿:耿 曈
編輯:歐陽莉艷
校對:耿 曈
審訂:汪依婷
責編:杜佳玲
(由于版面內容有限,文章注釋內容請參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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