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夢想照進塵土：《飛行家》如何講述一個笑中帶淚的東北故事

自“東北文藝復興”為當代電影注入新的敘事維度以來，相關文學改編作品不斷涌現。在此背景下，導演鵬飛執導的《飛行家》于1月17日上映，不僅完成了從文本到影像的跨越，更展現出鮮明的作者意識與類型探索。

影片雖依托文學原著，卻通過強烈的視覺象征與情感提煉，構建起一個獨立而完整的故事世界。鵬飛以“飛行”與“墜落”作為核心意象，在沉重的地域現實之上，賦予了敘事一種詩意的輕盈。他既捕捉了時代變遷中的個體命運，又以溫情與浪漫的筆觸，將主人公的堅持升華為一種具有普遍感染力的人生姿態。

通過《飛行家》，鵬飛完成了一次作者意志明確的再創作，利用鏡頭調度、節奏控制與表演把握，鵬飛成功營造出凝重與飛揚并存的美學質感。電影不僅傳遞出深切的人文關懷，也完成了對理想主義的一次生動注腳。這使得《飛行家》超越了一般意義上的地域敘事，成為一部情感飽滿、風格鮮明的作者電影。

因此，《飛行家》的意義不僅在于它完成了對東北文學的又一次強調，更在于鵬飛導演如何借此展開一場個人化的影像“飛行”——在文學土壤之上，建立起屬于自己的導演表達與藝術世界。

創作前史與“輕盈”的方法論：在沉重中開辟溫情路徑

理解《飛行家》的改編，首先需進入導演鵬飛一以貫之的創作脈絡。無論是《米花之味》中的留守兒童，還是《又見奈良》里的遺孤，鵬飛面對的都是情感重量極高的社會命題。然而，他選擇拒絕沉溺于苦難敘事，而是選擇一種相對“輕盈”的進入方式——從具體而微的日常視角切入，如《米花之味》中母親的目光、《又見奈良》中尋親的步履，讓宏大的結構性議題化為可感可知的生活紋理。

這種“輕盈”并非對沉重的回避，而是一種主動的敘事能力與倫理選擇：不以展覽傷痕為終點，而是關注人在創傷后的日常修復與關系性生存。這一在其前作中逐漸成熟的方法論，與雙雪濤原著中所具有的人文關懷與溫度產生了共鳴，構成了《飛行家》整體溫情喜劇基調的重要來源。

隕石與錨定：在文學留白處填入時代的塵埃

在探討電影《飛行家》時，對“飛行”這一母題的討論與思考無疑是不容忽視的起點。影片開篇，李明奇從2500米的高空躍入云層，在天地間肆意翱翔，而這場看似自由的“飛行”旋即被一顆無端墜落的隕石打斷。這顆隕石遠不止是一個制造險情的功能性意象，而是構成了一組精妙的隱喻：既代表了不可抗的外力對個人命運的粗暴干預，也是對1976年吉林真實“隕石雨”事件的歷史回響。導演鵬飛正是通過這一設置，巧妙地將雙雪濤原著中抽象、留白的文學意境補足為具體可感的電影時空的“現實錨定”。這一細節，奠定了他整體改編策略的基調——在詩意的留白處，填入時代的塵埃與呼吸，使其具有真實細節與溫度。

從觀察到呼吸：影像風格的“類型試飛”與在地化探索

回顧鵬飛的創作生涯，《飛行家》可被視為一次清醒而勇敢的“類型試飛”。在訪談中，他曾提及自己被原著內核的“浪漫主義氣息”與“溫柔”特質吸引，這種“溫柔基調”正是與他《米花之味》《又見奈良》中所塑造的人文溫情一脈相承，但與此前不同的是，鵬飛在本片中放棄了之前一系列作品中通過大量的固定鏡頭、全景鏡頭觀察人物的方式，這也是文藝片中常用的一種“用時間來換情感”的表現手法。在《飛行家》中，鵬飛在攝影層面完全顛覆了過去的風格，在與攝影指導呂松野商量后，決定通過大量的肩抗鏡頭、運動鏡頭完成對角色呼吸和溫度的捕捉。同時，為了使觀眾更好地感受到這種“真實的溫度”，鵬飛決定在所有的空中鏡頭部分堅持實景實拍，從飛行助推器、熱氣球等電影道具，到跳傘、翼裝飛行等電影動作，導演、道具師、特技師與演員蔣奇明都為此付出了巨大的努力。鵬飛認為“如果商業片的定義是‘好看的電影’，那《飛行家》就是商業片，只不過不是常規套路的商業片”。導演與整個團隊的努力，使得《飛行家》得以突破原本文藝氣質的局限性，給予觀眾更多兼具真實感與奇觀性的商業類型片語法，成為觀察“東北電影”流變與“雙雪濤文學電影宇宙”影視化實踐的一個關鍵樣本。

此外，與之相輔相成的是影片獨具匠心的演員策略。董寶石、李雪琴等主要東北籍演員的選用，并非簡單的地域標簽，而是為了達成一種深層的經驗一致性。他們并非在“扮演”或“再現”東北，而是在生活經驗與情感結構上“理解”東北。他們對時代震蕩所帶來的心理波動，源于親歷或浸潤，這使得表演褪去了模擬的痕跡，呈現出一種從內部自然生長的真實感。此外，作為鵬飛“欽點”的男主角，蔣奇明雖然并非東北籍演員，但他在苦學東北話的同時，力求通過肢體語言和眼神將男主角的“犟”與“憨”表演出來。這種真實感，正是鵬飛“輕盈”敘事得以成立的關鍵基石——它讓“飛行”的浪漫幻想牢牢扎根于可信的人物關系與生活細節之中，避免了情感滑向虛假或煽情。

“庶民電影”的敘事倫理：笑淚交織中的尊嚴與掙扎

美國研究日本電影的學者奧蒂·波克曾提出“庶民電影”一詞，用來形容成瀨巳喜男、小津安二郎拍攝的家庭電影，是一種“關注市井百姓心酸與幽默的人間戲劇”的電影風格，《飛行家》成功融合了溫情喜劇的市井幽默的肌理質感，在笑聲與淚光交織中，構建起一幅堅韌的東北平民生活圖景，同時，本片又保留了鵬飛導演獨特對輕盈質感與人文溫情的一貫追求，使得最終呈現為笑中帶淚的“輕喜劇”風格，因此，用“庶民電影”形容本片再為合適不過。

值得深入探討的是，影片在處理“下崗潮”這一沉重歷史背景時，所體現出的獨特敘事倫理。當苦難本身容易淪為被凝視、被消費的奇觀時，鵬飛展現了他的敘事智慧。他并未沉溺于對傷痕的展覽，而是將鏡頭對準了人在創傷后的日常性修復與關系性生存。喜劇元素在此絕非廉價的調和劑，而是源自東北文化骨子里那種用幽默消化苦難的生存韌性。這種“笑中帶淚”的效果，其力量正在于它不提供虛幻的治愈承諾，而是展現人物如何在具體的社會關系網絡中，緩慢地、真實地消化時代陣痛。鵬飛將東北從歷史的“博物館標本”狀態中解救出來，放置于充滿煙火氣的“生活現場”，讓觀眾看到的不是被定義的悲劇群體，而是在命運洪流中努力保持尊嚴、彼此攙扶的鮮活個體。

同時，隕石事件、蘇聯解體、改革開放、下崗潮等真實歷史事件在本片中并未完全隱去，而是化身為一種更大的歷史背景，以更隱形的方式作用于個人身上，鵬飛選擇用更輕盈地方式塑造主人公與這些時代大背景之間的關系，一方面，這些外部時間的存在提醒著我們現實的殘酷與個人的渺小，但另一方面，正因如此，李明奇的“飛行”，工友們一針一線地為他的“飛行”籌措物資，高雅風在危急關頭點燃的衣物，諸如此類的細節提示著我們人物真實的情感溫度，才顯得格外打動人心。

飛行的哲學：向下墜落，亦是向上托舉

影片的核心戲劇張力，源于貫穿始終的“飛行”與“墜落”這一哲學對立。故事扎根于經濟轉型期充滿失落感的東北，社會環境的變化本身便構成一種向下的“重力”，也為許多東北敘事鋪就灰暗底色。但本片中人物的尊嚴與價值，正體現在對這般“墜落”宿命的抵抗，從而為影片注入一抹區別于同類作品的亮色與柔情。

電影中，主角李明奇通過3次飛行，在時代洪流下譜寫了小人物勇氣的贊歌：第一次帶著少年心性，為了證明已故父親沒有錯，從2500米的高空縱身一躍；第二次包含中年人的失意，在私自盜用廠里零件制作飛行器，丟了工作又導致至親殘疾后，在妻子的推動下通過熱氣球飛行為舞廳宣傳造勢；第三次則是在逆境中的放手一搏，為了給侄子做手術籌款，從599米的高空一躍而下，這本是一場走投無路、被逼無奈的墜落，但卻因家人、工友所形成的情感共同體的“托舉”，升華為一次成功的“飛行”。

最后一次“飛行”尤具社會思辨與批判意味。錦城塔這座玻璃幕墻構筑的高塔，是資本與權力的象征場域。塔內，莊德增們運作著將一切明碼標價的交易邏輯，電視臺臺長則忙于將這場可能犧牲生命的飛躍，轉化為可供消費的媒體奇觀。李明奇這個“不合時宜”的理想主義者立于塔頂，其存在本身即構成對功利體系的無聲嘲諷。然而，他的“飛行”方向卻是向下，最終降落在松花江外一片樸素的雪地上，降落在親人身旁。

這次主動選擇的降落，是影片的點睛之筆。它意味著李明奇從對“飛翔”符號的執念中解脫，從被資本異化的天空，回歸到蘊含真實人際溫暖的“大地”。雪地寒冷，生活依舊艱難，但正是在這具體的、不完美的降落中，他找回了存在的根基。

《飛行家》的獨特價值，在于它構建了一條在類型片框架內實現嚴肅社會表達與作者風格存續的有效路徑。它通過對原著小說詩意留白敘事結構的細節性補全、以肢體表演口音細節豐富的表演維度、以實拍美學支撐的奇觀元素，以及對類型元素的創造性融合，完成了一次高難度的平衡。這部電影不僅講述了一個人為夢想飛翔的故事，更譜寫了在時代轉型下小人物的勇氣與頑強。它最終告訴我們，英雄主義未必是沖向天際的孤獨燃燒，更可能是在認清生活重力后，依然選擇相信地面上的連接，在集體社群編織的情感網絡中，讓平凡的生命煥發出抵抗墜落的、永恒的光澤。

文/何小飛

本文首發于羊城晚報新大眾影評，微信公眾號由導筒授權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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