鹽鐵論：繞來繞去不累嗎？不累，一旦把你繞進去，我就通吃

《鹽鐵論》成書于漢宣帝時期，作者叫桓寬，是一名郎官。

某種意義上講，《鹽鐵論》是一篇經過加工修飾的會議紀要，其要記載的會議就是漢昭帝六年由大司馬霍光主持召開的“鹽鐵會議”。

這次“會議”可不得了，當時漢帝國的實際最高權力者大司馬霍光幾乎是把朝堂和民間所有“能人”都給找來了，雖然以鹽鐵問題為引，但是參與者幾乎把當時社會上存在的所有問題都討論了一遍，會議過程整整持續了小半年，討論過程那是相當的激烈。

最后討論竟然出現了某種失控的傾向，這讓會議的發起者大司馬霍光不得不叫停了討論。

“鹽鐵會議”為什么一定要召開，這也離不開當時的社會背景。

漢武帝整整折騰了50年，其在任期間對外北伐匈奴，南征百越，對內打擊地方勢力，加強中央集權，再加上漢武帝晚年也迷上了修宮殿，這些哪一項都離不開錢。

為了支撐龐大的政府開支，武帝一朝可謂把能想到的和想不到的搞錢手段全都用上了，在這一套搞錢組合拳的作用下，上到劉姓諸侯王，中到全國范圍內的商賈，下到平民百姓，都被搜刮的死去活來。

漢武帝晚年以罪己詔的方式宣布不再大規模對外用兵了，算是跟自己的過去揮手告別，但是這份《輪胎罪己詔》發布沒有2年，漢武帝本人也撒手人寰了，留一個民生凋敝的天下給小皇帝劉弗陵和以霍光為首的五位輔政大臣。

面對已經近乎崩潰的民間經濟，從廟堂到民間，整個社會上重新回到文帝景帝時期修養生息的國策的聲音很大，但這里面有一個問題，武帝雖然在死前親自宣布不再對外大規模用兵，但是為了適應他大規模對外用兵而設立的那些搞錢機構依舊在運轉，如今既然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變成了恢復經濟，那么這些機構是否還有存在的必要就是一個急需討論的問題，基于此，霍光決定召開這次鹽鐵會議。

當然，這里面霍光是有私心的，這個咱們接下來細講，這里不展開。

聰明人的對決

來看看鹽鐵會議的雙方“辯手”吧。

其中一方是在朝中位高權重的御史大夫桑弘羊，桑弘羊在武帝朝可是輔助武帝制定一系列經濟的第一人，某種意義上講，他是武帝的“首席財務官”，武帝一朝那琳瑯滿目的搞錢手段有一大半都出自桑弘羊之手。

桑弘羊的個人能力是毋庸置疑的，武帝一朝如此之大的開銷，桑弘羊竟然真在沒引發大規模起義的情況下給搞定了。

也正是因為能力出眾，桑弘羊與霍光一樣都被武帝列為小皇帝的輔政大臣。

有一點值得注意，桑弘羊與霍光不是同一派系，所以二者在權力上存在一定的競爭關系，這一點很重要，它直接影響了后續討論的進程。

辯論的另一派被稱為“賢良文學”，但嚴格意義上講，“賢良”與“文學”不完全一樣。

“賢良”選仕自漢文帝時期就有，由地方指派所謂“品德高尚”的人來到中央做候補官員。

“品德高尚”是一個模糊的概念，它沒有固定的標準，所有的模糊地帶都有權力的運作空間，所以所謂“賢良”大多都是地方有實力家族的子弟。

相比于“賢良”，“文學”的出現較晚，它是漢武帝確立了獨尊儒術的治國方針后在宮廷中招募的儒學學生，他們在官辦的太學中學習儒家經典，學成后有較大的機會當官。

那么誰又有能力將子弟送到太學去學習儒家經典呢？肯定還是地方上有實力的家族呀。

總之，“賢良”也好，“文學”也罷，都是出自地方有實力的大家族，他們有一個優勢就是熟悉儒家經典。

好，以上就是鹽鐵會議的雙方辯手，現在，雙方要開始辯論了。

不說人話

鹽鐵會議要討論的主題在經濟領域，但是討論之初，誰也沒有提經濟這個問題，而是不約而同地去搶占輿論制高點。

先占領道德高地是中國辯論活動中的慣例，如果道德高地丟了，后面的辯論也基本不用進行了。

“賢良、文學”首先發言：說國家應該以愛民為本，不可與民爭利。

儒家已經被漢武帝拔高到一種近似于國教的地位，雖然漢武帝的本意是讓儒家變成他的統治工具，但他沒想到的是，儒家這面大旗既然已經樹起來了，它最終會落到誰的手里就不是漢武帝本人能夠控制得了的了。

御史大夫桑弘羊給出回應：匈奴屢次犯邊，劫掠邊境，屠殺邊民，朝廷為了保護邊境人民，需要組建軍隊打擊匈奴，打仗需要用錢，鹽鐵專賣、均輸平準等政策能賺錢，所以很有必要存在。

“賢良文學”們與桑弘羊都說自己干的事是為了國家和百姓，這一輪關于道德制高點的爭論，雙方不分上下。

這里需要解釋一下當時的鹽鐵專賣和均輸平準兩項經濟政策。

鹽鐵專賣好理解，漢武帝時期開始，鹽、鐵、酒三種生活必要品由國家專營，其他人不得進入，“均輸平準”稍微復雜些，武帝時期，朝廷設立均輸官，游走于全國各地，在商品價格低時買入商品，價格高時賣出商品，如此不但能幫助國家賺錢，還能起到平抑物價，防止物價過份波動的作用，當然，這些作用只是理論上成立。

鹽鐵專賣與均輸平準都是幫助國家賺錢的，“賢良文學”以這兩項經濟政策與民爭利為由提出反對，而桑弘羊則以這兩項政策能增加國家收入，并能起到保護百姓的作用為理由，為這兩項政策辯護。

雙方嘴上說的都是“百姓”，內心里打的都是自己的小算盤。

這是中國古代辯論的基本套路，第一輪未分勝負那就進入下一輪：

桑弘羊不是提出打仗了嘛，“賢良文學”們馬上發難，說孔子等先賢們認為立國得靠德，不能靠武力，所以不能總是打仗。

桑弘羊則列舉出了周武王以及漢高祖劉邦這樣的“有德之人”也打仗，并說他們打仗并非爭勇斗狠，而是要保境安民。

其實在打仗這個問題上，“賢良文學”們說的就很不在點上，匈奴都過來打你了，你去用道德感化他們？

其實如果要從打仗這個角度去瓦解桑弘羊的理論是很好找理由的，匈奴已經遠遁漠北了，漠北遠征消耗太大且收效甚微，所以這樣的遠征不能總搞，這是個十分現實的理由，在我們今天看來，這個理由遠比什么“以德服人”要充分一萬倍，但是在中國古代的語言環境下就是不能這樣說，因為儒家講究的是重義輕利，你從利益角度去分析一個問題，你在格局上就輸了。

“以德服人”是“義”，“成本太高”是“利”，所以“以德服人”這個觀點盡管很蠢，但是以儒家正統自居的“賢良文學”們也得選“以德服人”。

是不是有點明白當時時代背景下討論問題時的習慣了，簡單說，就是一定要在所謂“根本”問題上做文章，就算你內心要討論的不是這些“根本”問題，也得把你想討論的問題往“根本”問題上靠。

在以上兩輪交鋒后，“賢良文學”們終于圖窮匕見，開始和桑弘羊認真討論經濟問題了。

因為“賢良文學”一開始就打出了儒家這面大旗，在之后的討論中，他們還是得從“根本”問題入手。

但隨著話題的展開，一個無比詭異的情況出現了：支持市場經濟的一方在反對商業，而支持計劃經濟的一方卻在拼命為商業辯護。

真是滑天下之大稽，這一切是怎么發生的呢？讓我們接著看。

本末之爭

先讓我們簡單總結一下鹽鐵會議雙方的利益述求，鹽鐵會議的主要議題是鹽鐵專賣和均輸平準這兩項帶有計劃經濟性質的政策是否還要繼續，桑弘羊是正方，認為這兩項政策有利于國家，應該繼續，而“賢良文學”是反方，其認為這兩項政策是與民爭利，應該放給民間。

鹽鐵專賣和均輸平準這兩項經濟政策帶有明顯的計劃經濟性質，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講，桑弘羊支持的是計劃經濟，而主張將這兩項政策放給民間的“賢良文學”們好似是在支持市場經濟。

商業是市場經濟的主要載體，但接下來，充滿了撕裂感的一幕出現了，“賢良文學”們做的第一件事竟然是“反對”商業。

在終于將話題引入到經濟領域后，“賢良文學”們依舊是施展自己的“傳統手藝”，得先搶占輿論制高點：國民經濟活動中，誰是“本”，而誰，又是“末”？

其實這個問題根本就不用討論，從漢帝國建立之初就繼承了秦帝國重農抑商的基本國策，漢高祖劉邦時規定商人不得乘車，不能穿絲綢做的衣服。

“賢良文學”們為什么要從農業和商業哪個是“本”，哪個是“末”，這個看起來根本就不是問題的問題與桑弘羊展開討論呢？

因為他們巧妙地利用了一個邏輯漏洞：既國家主導的商業算不算商業？

桑弘羊主持的鹽鐵專賣和均輸平準兩項政策目的都是增加國家財政收入，是為國家賺錢的。

但“賢良文學”們就是要玩一下這個文字游戲，為國家賺錢的商業是不是也是商業？如果是，那么他的重要性是不是要弱于“農”？

這個問題十分不好回答，如果桑弘羊是一個詭辯的高手，他此時應該做的就是來一出“白馬非馬”氏的詭辯，證明國家主導的商業不能算商業，無論有沒有道理，至少能保證道德制高點不丟。

但桑弘羊沒有這樣做，他的做法是從實際出發，向“賢良文學”們證明商業有多少好處，為百姓帶來了多少方便，為國家帶來了多少財政收入。

玩儒家那一套畢竟不是桑弘羊的主業，他和漢武帝一樣本質上都是法家，“賢良文學”們說的十句話有九句半是站在道德的制高點上憂國憂民，只有半句透露自己的真實想法，而桑弘羊雖然也知道為自己的理論找一個高大上的理由，但是畢竟不能把儒家理論應用的如天天研究這些事的“賢良文學”們得心應手，這也是當辯論進入到經濟領域后，桑弘羊開始落入下風的原因。

各自的算盤

其實從“賢良文學”們拋出農和商誰是主，誰是末，而桑弘羊沒能繞開這里面的邏輯陷阱那一刻開始，他就已經落入下風了。

“賢良文學”們的文字游戲背后是這樣的邏輯：既然你桑弘羊承認了官方主持的商業也是商業，那么你就無法否認它的重要性不如農業。

只要確定了這些官方主持的商業重要性不如農業，就可以理直氣壯地以這些行業傷害農業本身為由，讓桑弘羊放棄這些行業。

國家主持的這些商業天生就有計劃經濟屬性，“賢良文學”們主張國家放棄這些行業，那么等于說要讓這些行業回歸市場。

所以說，支持市場經濟的“賢良文學”群體并不是真的反對商業本身，他們反對的只是桑弘羊等人主導的國家經營的商業。

“賢良文學”們這一出邏輯迂回戰可謂打得相當漂亮，倉促迎戰的桑弘羊確實被打了措手不及。

還記得“賢良文學”們的身份嗎？都是有資源，有實力的地方家族。

如果真如“賢良文學”們所期待的那樣，桑弘羊等人放棄“與民爭利”，讓這些行業徹底回歸市場，這些行業真的能讓天下百姓都受益嗎？

看似是在“為民請命”的“賢良文學”們是否真的是在為百姓著想呢？或者說在“賢良、文學”們語境中到底哪些人才有資格被算作“民”呢？

這些問題的答案，“賢良文學”們打死也不會說，但是所有人又都心知肚明。

不得不說，“賢良文學”們從商業與農業的本末之辯這個角度發難的確刁鉆，這是桑弘羊沒有想到的。

但桑弘羊畢竟是從武帝時期就在朝中摸爬滾打的老臣，他雖然在輿論語境上落了下風，但是很快就穩住了陣腳，一方面他繼續跟“賢良文學”們講道理，說商業雖然是末業但是也有存在的必要，它給百姓生活帶來了極大方便。

桑弘羊其實也在給“賢良文學”們挖坑，他期待“賢良文學”們順著他的思路走，說商業活動造成社會不穩，少數商人囤貨居奇導致物價飛漲，給百姓生活帶來極大不便。

如果“賢良文學”們真的這么說，桑弘羊就可以順勢說既然少數商人囤貨居奇造成市場混亂，就更應該由國家統一做這件事了。

但很可惜，“賢良文學”們沒有按照桑弘羊預想的那樣說，他們仍舊圍繞著本末之爭與桑弘羊打擂臺。

眼見這招引蛇出洞不成，桑弘羊決定直奔“賢良文學”們的軟肋：你們如此迫切地主張結束鹽鐵酒等行業的國家專營，真的只是“為民請命”嗎？不，你們的動機不純，你們的私心很重，既然你們自己不想說，那我桑弘羊就幫助你們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