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日軍當眾凌辱5小時后，她為何從不逃跑，也不求死

1941年12月25日，香港百樂酒店宴會廳的紅燭燒得正旺。

三百張請帖撒出去，只來了四十來號人。所有人都覺得梅綺瘋了——日本兵正在九龍奸殺擄掠，你一個粵語片天后，偏選這時候披婚紗？

她不信。她骨子里流著“南海十三郎”家族的血，從小受寵，成名太早，習慣了這個世道會給她讓路。她篤定自己是名流，日本人也得給三分薄面。她以為那是體面，其實那是她這輩子下的最大一筆賭注。

結果賭輸了。

宴會廳大門被踹開的時候，槍栓一拉，滿屋子文人雅士跑得比兔子還快。新郎張瑛想上前講道理，話沒出口就被一槍托砸趴在地上，血流了滿臉。

那一刻梅綺應該懂了：她引以為傲的名氣、地位、社會聲望，在這群畜生眼里，薄得像層紗。她們不是什么明星，不是什么名媛，她們只是“戰利品”，是酒井隆下令“全軍放假三天”里的一口肉。

那場輪奸持續了五個小時。

五個小時，十幾個兵，當著新郎官的面。婚紗被撕成碎片，餐桌成了刑臺。躲在暗處的酒店伙計聽見女人的哀嚎聲從凄厲到嘶啞，再到徹底沒了聲。他們不敢動，外面滿大街都是太陽旗。

暴行結束后，梅綺躺在血泊里，下身撕裂，身上被刺刀劃得稀爛。張瑛拖著斷了幾根骨頭的身體，把她背回家。

命是撿回來了。但那個曾在銀幕上顛倒眾生的梅綺，那天晚上已經“死”了。

更殘忍的事還在后頭。

幾年后她去上海，遇到富家子弟，兩人談婚論嫁。對方一聽說她在香港被日軍糟蹋過，當場退婚，連句囫圇話都沒給。

瞧見沒？這就是那個年代最操蛋的邏輯：野獸施加暴行，世人卻要受害者用貞操來“洗白”。

梅綺沒吭聲。她回了教會，余生只穿素衣，講經布道，直到四十三歲舌癌死去。她生前從不接受任何媒體采訪那段往事，只在日記里寫過一句：“那天的婚紗是白的，比教堂的百合花還白。”

這是梅綺一個人的悲劇，但絕不是她一個人的遭遇。

同一天，圣士提反書院的護士被日軍按在傷員尸體上輪奸后肢解。同一天，女記者程珊拍下日軍獸行，被發現后刺刀穿胸，尸體掛在高處示眾。此后的三年零八個月，香港從一百八十萬人暴減到不足六十萬，餓死者五萬，被殺者逾十萬，還有上萬青壯年被運去廣州做8604部隊的活體實驗。

很多人至今還在問：梅綺當年為什么不躲起來？為什么非要辦那場婚禮？

問這話的人沒活明白。

當港督楊慕琦在半島酒店簽字投降，當酒井隆那聲“全軍放假”傳遍軍營，這片土地上每個人的命就已經不由自己說了算。你藏地窖也好，抹鍋灰也罷，穿婚紗唱大戲也行——刺刀面前，有什么區別？

所謂亡國奴，不是你做錯了什么才受辱，而是你什么都沒做錯，僅僅因為你贏了，敵人輸了，他們就要用最下作的方式報復在你身上。

侵略者從不挑日子，受害者從沒有錯。

記住梅綺不是記住一個悲慘故事。是記住1941年那個圣誕節，記住酒井隆，記住“放假三天”這四個字底下躺著多少連名字都沒留下的女人。是記住一件事：

國沒了，明星不如螻蟻，新娘就是祭品。婚紗再白，擋不住野獸；名氣再大，換不回尊嚴。

梅綺死前多年已不施粉黛，不接片約，不談過往。有人問她后不后悔那場婚禮。她沒答。

但她在教會里幫過無數同樣被凌辱過的女人，聽她們哭，替她們擦淚，只說一句：“你沒有臟，是那個世道臟。”

今時今日，這七個字依然值得每個站著活的人，念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