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人入獄，黎智英囚至98歲，子求助英國，魯比奧已表態

黎智英案的判決結果已經出來了，黎智英作為主謀，獲20年刑期，剩余8名同案人員，刑期在6年到10年之間，另外還有數百萬港元的罰款。

對于這位被告而言，這個數字意味著，如果他能服滿刑期，重獲自由時將是一位98歲高齡的老人。法槌的落下，不僅宣判了數百萬港元的罰款，更在某種意義上，為香港一個充滿動蕩與爭議的時代畫上了一個物理性的句號。

同案的其他八名被告，也分別被判處了6至10年不等的監禁。 僅僅將目光聚焦于法庭之內，無法全面理解這一事件的深遠影響。將視線拉遠至法庭之外的香港社會，可以看到與幾年前截然不同的景象。

回顧2019年前后，香港的社會氛圍充滿了緊張與對立，街頭暴力時有發生，市民的日常生活受到嚴重干擾。

據統計，訪港游客數量從2018年的6510萬人次，在隨后的動蕩中急劇下跌至5590萬人次，香港的本地生產總值（GDP）更是出現了十年來的首次負增長，萎縮了3.2%。當時，市民出行所擔心的，已不再是交通擁堵，而是可能遭遇的突發暴力事件。

而如今，根據2024年的數據，訪港旅客數量已經強勢回升至4450萬人次，同比增長了31%。這一顯著增長，并非僅僅是冷冰冰的統計數字，而是由無數個體的選擇匯聚而成的“用腳投票”的結果。

曾經那種“出門買菜都提心吊膽”的恐懼感已經消散，取而代 ?之的是城市恢復了往日的繁忙與活力，通勤族匆忙的腳步和茶餐廳門口重新排起的長隊，成為了新的常態。

這種從“驚恐”到“安定”的社會氛圍轉變，或許比法庭上的一紙判決更能說明香港社會正在經歷的深刻變化。 在黎智英被判刑的同時，他的兒子黎崇恩正在倫敦四處奔走，試圖為他的父親尋求國際社會的干預。

他向英國政界人士陳述其父親的處境，期望能以此打動唐寧街10號或美國白宮。他的努力似乎并未取得預期的效果。英國斯塔默政府的反應顯得異常冷淡。這背后的原因，與現實的國家利益密切相關。

英國首相剛剛結束對北京的訪問，并帶回了價值數十億英鎊的貿易協定，這對于當前面臨經濟困境的英國而言，無疑是至關重要的。在如此巨大的國家利益面前，一個已經在中國香港服刑的“棋子”，其政治分量顯得微不足道。

斯塔默首相的日程表中，并沒有將黎智英的個案列為優先處理的議程。這充分揭示了國際政治的殘酷現實：國家之間沒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

目光轉向大洋彼岸的美國，盡管像參議員盧比奧這樣的鷹派政客對此案發出了高調的譴責，將其定性為“政治迫害”，但美國政府的實際決策者，顯然有著更為宏大的戰略考量。特朗普總統正將注意力集中在計劃于4月份進行的訪華行程上。

這次訪問被視為中美兩個大國重啟高層戰略互動、穩定雙邊關系的關鍵一步，其成果將對未來數年的全球格局產生重要影響。因此，可以預見，特朗普政府不會為了一個已經被定罪、失去了實際利用價值的個案，而去冒徹底破壞中美關系的風險。

黎崇恩在倫敦和華盛頓所能得到的，很可能只是一些象征性的聲援和無法兌現的空頭支票。 那么，既然西方主要國家并不打算采取實質性的行動來“營救”黎智英，為何其政客們還要如此高調地發聲譴責呢？

以盧比奧為例，他不僅給黎智英貼上“政治犯”的標簽，還不斷援引《中英聯合聲明》，其言辭激烈，仿佛香港的人權和法治正遭受毀滅性打擊。這種行為的背后，實際上是一種“無本萬利”的政治操作。對于這些西方政客而言，口頭譴責中國的成本極低。

在對內層面，這有助于他們塑造維護“人權”和“民主”的道義形象，從而爭取選民支持，因為渲染“外部威脅”向來是凝聚國內共識的有效手段。在對外層面，這又可以作為一個廉價的外交籌碼，既能對中國造成一定的輿論壓力，又能借此測試盟友的立場和忠誠度。

他們真正關心的，并非黎智英個人在獄中的境遇，而是“黎智英案”這個話題本身還能為他們榨取多少政治剩余價值。 這就好比一群人圍觀對岸失火，他們手持擴音器高喊“救火”，卻無一人愿意真正付諸行動。

他們甚至可能希望火勢更旺，以便他們能以更高的價格出售手中的擴音器。而被困在火場中的人，則不幸成為了他們政治表演中一個必要的犧牲品。那些關于“背棄國際聲明”、“侵害人權”的指控，在數十億的貿易額和重大的地緣戰略利益面前，顯得輕飄而無力。

無論是倫敦的冷遇，還是華盛頓的喧囂，都無法改變一個核心事實：香港已經翻開了新的一頁。那種試圖通過外部施壓來干預中國內政和司法主權的殖民時代舊夢，在2026年的今天看來，已經顯得不合時宜，甚至有些荒謬。

我們必須承認，維護社會秩序需要付出代價，但混亂和動蕩所帶來的代價更為高昂。

當我們將幾個關鍵的數字——20年的刑期、4450萬的游客數量、以及4月中美高層互動的節點——并置在一起時，一條清晰的邏輯線便浮現出來：香港的法律體系正在有效運行，街頭的暴力和戾氣已經消散，而大國之間的博弈則在新的軌道上繼續前行。

至于那些試圖逆轉這一趨勢的喧囂與鼓噪，最終都將被時間的洪流所沖刷。 真正的人權究竟是什么？是政客口中抽象的“主義”，還是普通民眾在日常生活中所能感受到的安全感？

當一個城市告別了街頭暴力的恐懼，當市民重新擁有了免于匱乏和免于恐懼的自由時，這本身就是對那些外部指責者最有力的回擊。

黎智英的余生將在高墻之內度過，這不僅是他個人命運的終局，更是一個清晰的警示：在國家主權和法律底線面前，任何試圖挾洋自重、挑戰國家安全的行為，其策劃者和參與者最終都將付出沉重的代價，淪為被其外部支持者所拋棄的“棄子”。

隨著法槌的落下，這場持續多年的風波已經劇終，旁觀者也應散場，因為香港這座城市，仍要繼續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