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媒：高市早苗要在2月18日辭職，其支持率年輕群體中竟高達92%？

按照憲法規定，眾議院選舉結束后30天內必須召開特別國會，并進行首相指名選舉，隨后現任內閣全體辭職，再由新當選的首相重新組閣。

這是一套固定流程，不管勝負懸殊與否，都必須照章辦理，2月18日，就是這個時間節點。

表面上看，這是“全體辭職”，聽起來像權力終結，實際上卻是權力的重新確認，高市早苗并非下臺，而是通過法律程序再次被指名為首相，完成形式上的交接，然后繼續執政。

更關鍵在于席位結構，要知道，2月8日的選舉中，她所在的執政陣營在眾議院掌握了超過三分之二的席位。

這樣的數字不僅意味著在首相指名選舉中幾乎不存在懸念，同時也意味著在眾議院可以單獨通過大多數法案，甚至在某些情況下可以壓過參議院的反對。

換句話說，2月18日的特別國會不是懸疑劇，而是一次確認儀式，電子顯示屏上跳出的名字，幾乎已經寫好。

真正有懸念的不是“誰當首相”，而是“她接下來要做什么”，她最緊迫的任務，是2026年度預算案。

預算不僅是數字分配，更是政策方向的集中體現，財政支出往哪里傾斜，決定了經濟刺激的力度、產業扶持的重點、社會保障的結構。

高市早苗要在新任期的起點推出這份預算，相當于向外界宣告她的執政路線，如果預算獲得順利通過，她的權威會進一步鞏固。

如果在執行階段出現財政壓力、經濟反彈乏力，支持率就會受到考驗，因此，2月18日只是程序起點，真正的壓力來自隨后的政策兌現。

而要理解這股壓力的來源，就必須把視線從議事堂移向街頭，在日本18歲到29歲的年輕選民中，高市早苗的支持率達到92%，30歲到40歲群體也超過80%。

在一個多黨競爭的成熟民主國家，這樣的比例極為罕見，這說明支持她的，并不是傳統意義上的穩健中間選民，而是一大批對現狀極度不滿的年輕人。

過去幾十年，日本經濟長期低增長，實際工資停滯，房價在部分城市高企，就業穩定卻上升空間有限。

年輕人普遍感覺“努力和回報不成比例”，階層流動變得困難，這種情緒已經體現在文化表達上。

澀谷、新宿等地流行的“梅毒妝”打扮并不是簡單的時尚，而是一種對現實壓力的外化，蒼白的底妝、刻意強化的紅色眼影，表達的是焦慮、疲憊、失望。

年輕人并不一定熱衷于意識形態爭論，他們關心的是收入、住房、未來發展空間，當他們認為溫和改革無法改變結構性問題時，就更容易把希望寄托在態度強硬、主張突破常規的政治人物身上。

高市早苗在競選中強調經濟重振、產業政策調整以及更果斷的決策風格，這正好擊中年輕選民對“效率”和“改變”的期待。

對他們來說，風險并非最可怕的事情，停滯才是，但高支持率本身并不等于長期穩定。

情緒驅動的支持，來得快，也可能退得快，如果經濟數據沒有明顯改善，或者生活成本繼續上升，支持率會迅速松動。

一旦年輕群體的耐心耗盡，政治反彈會非常劇烈，因此，這92%的數字既是力量來源，也是潛在壓力點。

而在社會層面之外，黨內與外交層面的變量同樣在積聚風險，高市早苗雖然在選舉中取得壓倒性優勢，但自民黨內部并非鐵板一塊。

傳統派閥政治強調事前協調與利益平衡，重大政策往往通過“根回”方式在會外達成共識，再在正式會議中通過。

高市早苗上臺后明顯削弱這種運作方式，更強調首相主導與效率優先，短期內，這種做法提升了決策速度，但也削弱了黨內既得利益集團的參與感。

目前黨內大佬之所以保持克制，是因為她擁有強大的選票吸引力，如果失去這張“吸票王牌”，自民黨在部分選區的優勢會下降。

但一旦她的支持率出現明顯下滑，黨內力量就可能重新活躍，日本政壇并不缺乏通過內部壓力迫使首相下臺的先例。

換言之，她的政治安全高度依賴外部民意表現，而民意又與經濟成績直接相關，更復雜的是外交環境。

2025年底，她關于“武力介入臺海”的表態引發中日關系緊張，中國是日本重要的貿易伙伴和產業鏈合作對象，如果高層對話渠道長期凍結，企業投資信心可能受到影響。

與此同時，日本在安全政策上與美國保持緊密合作，這使外交選擇空間進一步收窄，她在國內需要通過預算刺激經濟，在外部卻面臨經貿關系的不確定性，這形成明顯矛盾。

如果經濟增長未達預期，年輕選民的支持會削弱；如果外交摩擦升級，企業和資本市場的信心也會受影響，兩者疊加，黨內反對力量就有可能尋找突破口。

因此，高市早苗當前的局面并非穩固的勝利，而是高風險運行狀態，她必須在經濟、黨內整合與外交平衡之間找到可執行的路徑，否則支持結構會迅速改變。

總結來看，2月18日只是程序節點，真正決定她政治壽命的，是預算執行效果、青年群體耐心以及對外關系的管理能力。

當高支持率建立在強烈期待之上時，兌現能力就成為唯一標準，接下來幾個月的數據表現，將比任何演講都更具決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