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江野獲》 | 上岸不離水 · 非虛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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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

我是劉純安的老茶客了。天熱的時候，江邊夜晚歇涼的人多，他和妻子“擺壩壩茶”，我常光顧。有一次喝茶，把公交卡掉在了那里，大概一個多月后再去喝茶時，順便問起。我想是夜晚，又在江邊堤岸上，他可能沒注意到。

誰知他很快找出來，交還給了我，說：“客人掉在這兒的東西，都會保管得好好的，等他們隨時來取。”

臨走，他妻子熱情地邀請道：“七月份，禁漁期過了，來買魚吃嘛。”我這才知道劉純安夫妻是漁民，空閑時擺攤賣茶。真會做生意。我們這就算認識了。

上篇

2019年初冬的一天，吃過中午飯，我去劉純安的漁船上喝茶，地點在萬州區和平廣場外的輪渡碼頭。正是三峽庫區蓄水期，水位已至175米左右，岸邊沒有了擺茶桌和椅子的地方。

這里是長江支流苧溪河入江口，形成了一個很大的港灣，為萬州漁船集中的停靠點。暖暖的冬陽下，江面寬闊平靜，江水碧藍。漁船很小，只有十多米長，大大小小卻有四五只緊挨著停靠，每條船頭雖說都擺著小茶桌和幾把椅子，倒也顯得比較寬敞。坐在這樣的環境里喝茶，很特別，完全是一種愜意的享受。

劉純安也不問，直接泡上一杯茉莉花茶，他早已熟悉我的喜好。

“老劉，你有這么多漁船呀？”以往喝壩壩茶時是夏天的夜晚，三峽庫區放水期，在岸上擺攤，沒看見過他的漁船。

“不是，有幾只是幫別人照看的，他們出去打工了。”

“給錢不？”我問。

老劉回答：“一條船每年五百塊。”

“哪有點少喲？”

老劉解釋：“順便看到一下嘛，也不做其他事，只是蓄水和放水的時候移一下船。”三峽庫區蓄水前的自然航道時期，川江漲退水無常，經常要挪船，汛期時夜里要起來好幾次。

這時，一直在岸邊釣魚的一位老人笑著搭白：“還有幾天了喲！”

我問：“要補償了？”從2021年起，長江禁漁十年，漁民上岸，漁船補償后集中拆解，“不是說三峽庫區明年三月才開始簽協議嗎？”

“是我兒子還有幾天要結婚了。”老劉臉上樂著。

“哦，恭喜你喲，老劉！”

劉純安五十三歲，個頭不大，身體瘦削，精干，洗衣、做飯的家務活都是他包了的。以前他是下游駙馬鄉江邊的農民，家里土地少，年輕時外出打工。打了幾年工，很辛苦，便回家找事做。他家江對岸地名曬網壩，有不少打魚人，給了他啟發，決定打魚為生。從小在江邊長大，十多歲時開始給生產隊拉船，到萬州裝糞回來當肥料，熟悉江上的生活。只跟老漁民出去學了一次，他就獨立開始打魚。這一打，就是二十多年，結婚、生子，沒離開漁船。

“剛開始打魚的時候，收一次網幾十斤魚。”川江漁民放攔網捕撈，自然河道的時候，一幅網長幾十上百米，高十來米，頭天放，第二天去收。老劉說，現在庫區水深，一幅網高度就達三四十多米，放后要等兩三天才收。有時只幾斤魚，有時甚至放空。他癟著嘴說：“魚越來越難打了。”

“是水深了不好打？還是魚少了？”

“肯定是魚少了塞，也小了。”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中期，我在川江里見過最大的魚有千斤重，是條“臘子魚”(中華鱘)，被輪船的螺旋槳絞傷了，漁民捕撈起來，三個人用鐵錘斧頭才把魚破開。二十年前，江里打起來的“水米子”(銅魚)都有二三斤重，賣十多元一斤。去年我在漁船上買了十多條“水米子”才兩斤多，價格卻要七十元一斤。

老劉老實告訴我：“現在魚貴，我們收入沒少。”

我常在江邊看漁船，基本上了解他們的收入。有一對漁民夫妻，丈夫姓姜，妻子姓李，每天下午收網后，把漁船開到萬達廣場外石梯邊，一邊理網，一邊賣魚，引來許多圍觀的人。妻子李妹擺龍門陣：他倆打魚快二十年了。她原來在賣電器，丈夫開“長安車”(私營小貨車)。經常有顧客打電話拉貨，結果到處找不到他人，躲到江邊釣魚去了，從小就喜歡這個。為了滿足他的心愿，干脆把“長安車”賣了，用賣車的錢買了條漁船，開始打魚為生。我想，遇到這種直爽大氣的女人做妻子是一種福份。

我問她：“上岸后，準備去打工？還是又跑車？”夫妻倆大概只有四十多歲，有一個十九歲的女兒，正上學，需要花錢的地方多著哩。

“想啷個遠做啥子哦？補償都還沒開始，到時再說。”李妹這樣回答，符合她性格。

我看他們網里都是一些十多厘米長的“船釘子”(蛇鮈)“黃股頭”(黃顙魚)之類小魚，每斤賣四五十元，價格不低，但一會兒就賣光了。買魚的人，因為親眼見到是真正的長江野生魚，才下手的。賣魚錢三百多元掃進了李妹的微信，船上的活水艙里還有幾斤河蝦，五十元一斤。丈夫小姜說，是餐館要了的，等會送過去。

我留意了一下，這天他們的收入有五百多元。冬閑期如此，夏天還會更高。李妹告訴我：前幾天網到一條“肥頭”(長吻鮠)，十來斤，賣了一千塊錢。這屬意外的收獲。我估算，他們家的年收入，除去四個月禁漁期，可達十萬元。

劉純安說，有這個數，因此大部分的漁民是不愿上岸的。

“聽你這么說，還是有愿意上岸的喲？”

老劉指著旁邊一只無艙棚的小漁船說：“這船是一個老師的，前幾年才花幾萬塊錢從別人手里買過來的。他打‘耍耍兒’魚，印了那句老話，‘三天打魚，兩天曬網’。”接著指指我腳下：“你坐的這船，主人考了輪機證，上了駁輪，每月拿八千塊錢。他們等著補償了上岸。”

劉純安是漁民，還有一個身份屬移民。三峽庫區蓄水，淹沒了他家部分土地，他一人辦了移民補償，妻子和兒子戶口留在原籍。前幾年建駙馬長江大橋時，又征用他家一些土地，妻子農轉非，老家只剩下兒子的戶口了。現在一家人在萬州買的商品房住，駙馬老家，是一個再也回不去的只能喚起鄉愁的地方。

“我這歲數，上岸找工作，沒有哪個要了。”老劉拿出手機，打開一個視頻，邊給我看，邊說：“你看，生態、環保，我不是不懂，我有我的難處。”視頻中，2017年11月1日，劉純安捕獲了一條長七十厘米、重約七斤的國家二級保護動物野生胭脂魚，立即聯系漁政人員，放歸了長江。同時，老劉不忘給一位認識的記者打電話，《三峽都市報》也報道了這事。

我饒有興趣地問：“網到這魚，你怎么知道是國家二級保護魚？”

“這魚黑紅黑紅的，我從來沒見過，想到可能珍貴，就馬上給漁政打了電話。”看來這些年的野生動物保護宣傳確有效果。

老劉又回到上岸的話題：“我想政府出面，介紹到貨駁上當個水手，我就滿足了！”他說出心里的想法。

“貨駁船現在都是私營的，恐怕有難度喲。”

“我跟老婆都有船員證，我是貨船的，她是客船的。”老劉告訴我原由：前幾年，漁政部門宣傳，長江漁業資源有限，避免今后失業，鼓勵漁民參加上崗培訓，他和妻子都參加了。

萬州大部分漁民歲數和老劉不差上下，很多也是江邊移民，面臨第二次安置。他們上岸后，再就業難度大，沒有技術和專長，年齡說不大也不小，領社保養老金也還要等好幾年。

“我們這代是三峽最后的漁民。”十年禁漁期結束，老劉已經六十四歲，他說：“那個時候就是準許打魚，我也沒這個體力了。”是的，就算那對賣魚的漁民夫妻年輕一些，十年中已有了選擇，肯定不愿又折騰，可能也不再去當漁民了。

我純粹屬于一種好奇，問老劉：“你兒子打魚嗎？”

“他哪愿吃這個苦。讀的師范，教體育，嫌辛苦不去，在一個公司上班。”老劉說打魚苦得很，夏天旺季的時候，早上三四點鐘，正好睡瞌睡，必須去收網，魚販子早上六點要來收魚，等著上市。冬天的水浸骨，江風又寒，也得去收網，冷得手都捏不住網繩。我見到的那對賣魚夫妻，穿著塑料衣褲，雖可防水，但不透氣，濕氣也會往身體里鉆。漁民大多數年齡大一點后，要承受風濕骨痛之類的煎熬。有一位女漁民隨夫打魚，才四十多歲，生理期經常沾冷水，每年都有幾個月手指關節疼痛，十指彎曲，要一根一根扳開才能活動。她說，扳的時候啪啪響。

萬州現有漁民中，打魚人家出身的只五六家，占的比例很少。打魚人的后代不愿再做漁民。于是，我想起一首老歌《漁光曲》：“……天已明，力已盡……腰已酸，手也腫，捕得了魚兒腹內空……”

不知不覺，我和劉純安聊了幾個小時。才下午四點多鐘，因為冬天云層厚，太陽躲了起來，又是江邊，已感寒氣襲人，坐不住了。我笑著一語雙關：“老劉，我要上岸了，你也早點上岸吧！”

劉純安懂我話的意思，爽快地回答：“要得，我們在岸上喝茶！”

我期待。

下篇

再見到劉純安時，已是四年半之后。

2024年6月的一天，我出差到萬州，開車從北濱路三段經過時，一眼望見，和平廣場外的江岸平臺上搭建了很多個攤棚，我肯定有人擺壩壩茶，因為這種休閑方式很對川江人的“胃口”。

劉純安早已“上岸”了，他仍在那里擺攤賣茶嗎？我想去看看。

夜幕降臨，暑熱漸退，來來往往到江邊歇涼的人，散落在寬敞的人行景觀道、江岸護坡梯步和臨水消落帶的草灘上。我沿護坡梯道下去，半坡上有一段很長的平臺，中間留看通道后，兩邊都是攤棚。但一眼可辨，左邊的簡陋，是賣茶水的；右邊的美觀，賣小龍蝦、燒烤，當下人們最時髦的“夜宵”休閑方式。我轉向左邊。

“我認得到你！”劉純安的妻子站在沏茶棚前迎客，臉上堆滿笑容，人比以前更胖了，心里有一股高興勁兒。這時，又黑又瘦的劉純安提著小茶盤過來了，剛給客人送完茶。

“老劉，還認得到我不？”我問。

劉純安回答：“啷個認不到，老茶客了。”但我曉得他不知我姓名。想起四年多前離開時，他兒子幾天后要結婚，忙問：“有孫兒了沒得？”

“兩個了。”

“這么快？是雙胞胎嗎？”

“不是雙胞胎。六年了，該有兩個了噻！”老劉雖然說的是跨年頭有六年了，但時間過得確實快。我關心的是他上岸這幾年的生活：“不打魚了，正兒八經擺壩壩茶了？”

“哪兒喲，去年才開始擺的。”然后，老劉說起了這幾年的經歷。

剛上岸時，有關部門出面，介紹他到一家物流公司上班。工作一段時間后，雙方都不滿意，他干脆辭職回家了。正好孫子出生，夫妻倆整天做家務、帶孫子，接著又添了一個孫子……忙得很。我笑著打趣道：“那說明你上岸轉崗成功了噻！從‘父親崗’轉到了‘爺爺崗’，嘿嘿！”

然后聊起了眼前這個壩壩茶攤。去年夏天，老劉妻子無意中發現，和平廣場外的江岸護坡平臺上，有人大張旗鼓地搭建攤棚，經營起“夜宵”來。她很奇怪，之前不是被禁止了么？因為經營活動會產生污水、垃圾，江邊回收處理不便，她原先在江邊的壩壩茶攤，后來環保部門就不允許擺了。于是去問了個究竟——萬州區有關部門打造濱江路夜市街，為經營者安裝了水、電設施，新建起活動板式公廁和污水回收管道，又統一收取丟棄垃圾，這才有了那些攤棚的合規經營。

老劉妻子瞄準這個機會，當即申請經營壩壩茶。可夜市街管理單位回答：攤位已租完。

老劉妻子不依不饒，拿出原先經營壩壩茶的攤點占道(地)審批手續，說自己有優先權，再亮出退捕轉崗的漁民身份，據理力爭。最終，夜市街管理單位把一個偏角點劃給了她。“偏角就偏角，也要得。”老劉妻子滿足了。

眼前這茶攤有四五十個座位，陸陸續續有客人光顧，生意不錯，我不解：“你這茶攤正當道，不偏呀！”

劉純安解釋：“我們和前面的茶攤老板商量，合在一起經營的。”

江邊的壩壩茶攤，最多只是每年的四至九月份才能擺，其余時間為三峽庫區蓄水期，江岸護坡被淹，沒有了地方。而且那些茶桌、椅子、茶棚、開水瓶、茶杯等經營用具也都沒放處。正好，老劉在江邊有一條自用船，可以擱置這些用具。與他合伙經營的茶攤老板也是看重了這點，一拍即合。老劉夫妻真聰明。

已是深夜兩點，最后一位客人才離開茶攤，老劉夫妻還在忙著收拾桌椅、清洗茶杯。每天都是這么晚嗎？如此辛苦，我好奇他們收入怎樣。

“對頭，每天差不多都是兩點收攤。”老劉笑笑，不正面回答：“找得到啥子錢嘛，只當是打個工。”然后不經意地補充了一句：“在岸邊擺攤，看得到水，聽得見船的聲音，習慣了。”

“上岸不離水”——這是老劉的心愿，我明白。

米芾 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