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陳廷敬在山西老家閉上了眼。
噩耗傳到京城,康熙爺那邊的動靜挺讓人琢磨不透。
他不光派了老三帶著大臣去吊唁,還親自提筆寫詩悼念,心疼得不行。
擱在大清官場,能落個好下場的大臣屈指可數,死后還能讓皇上這么高規格對待的漢臣,那更是鳳毛麟角。
如今咱們去趟山西晉城陽城的靜坪山,還能瞅見陳廷敬的墳頭。
那是塊風水極佳的地界兒,十米高的大牌坊立著,正樓上頭刻著“皇恩寵賜”四個字。
雖說日子久了,當年的金光閃閃看不著了,但那股子靈氣勁兒還在。
這就不禁讓人納悶:憑啥是陳廷敬?
俗話說伴君如伴虎,伺候了康熙大半輩子,人家不光保住了命,還混成了康熙離不開的鐵桿心腹,家里頭更厲害,攢下了“一門九進士”的好名聲。
不少人覺得這是命好,或者是他太會“來事兒”。
確實,這人情世故他懂。
可你要是細琢磨他這輩子那幾個節骨眼,你會發現,他的“會做人”絕不是那一套圓滑的和稀泥,而是在做決定的緊要關頭,心里那算盤珠子撥得比誰都明白。
尤其是在“錢袋子”和“印把子”這兩件事上,他算出的賬,簡直就是大清名臣的標準答案。
咱們把日歷往前翻,聊聊陳廷敬剛跟康熙搭上線那會兒。
這里有個挺逗的段子,雖說有些書里把它往后排了,其實是康熙八歲那年的事。
那會兒皇上剛坐龍椅沒幾天,還是個貪玩的孩子。
下了課,小皇上冷不丁喊住陳廷敬,張嘴就來:“老陳啊,借點錢花花唄。”
這一下把陳廷敬整蒙了,問皇上借錢干啥。
八歲的康熙歪著頭,理直氣壯:“拿著玩唄!”
陳廷敬后來的回話,常人聽了估計得笑他是個榆木腦袋。
他板著臉回道:皇上要錢花,等臣領了工資,再借給您。
康熙一聽臉就拉下來了,哼道:你那點死工資夠干啥?
我要的是國庫里的銀子,弄個三五萬兩,朕才能痛快玩幾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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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會兒,擺在陳廷敬跟前的,其實是個要命的大坑。
咱們琢磨琢磨當時的情形:皇上年紀小,想動國庫的錢找樂子。
要是那種想鉆營的臣子,腦子一轉肯定想:這是討好主子的好機會啊,區區幾萬兩,對國庫來說那是九牛一毛,把小主子哄樂呵了,往后升官發財還不是一句話的事。
可要是那種死心眼的直臣,搞不好當場就得撞柱子,大罵皇上玩物喪志。
陳廷敬沒走這兩條道,他選了個看似不近人情其實邏輯嚴絲合縫的路子。
一聽康熙要動國庫,他眉頭擰成個疙瘩,立馬嚴肅起來:朝廷有規矩,國庫里的銀兩,誰都不能亂動。
皇上,恕臣不能把國庫的錢借給您!
看懂他的邏輯沒:
第一,私房錢(俸祿),我有交情,也有師生情分,能借。
第二,公家的錢(國庫),那是國家底線,一分都別想動。
八歲的小康熙雖說不樂意,但也只能算了。
這事乍一看是陳廷敬不給面子,把小領導給得罪了。
可把時間線拉長了看,這把陳廷敬可是賺翻了。
過了些年,康熙掌了大權,長成大小伙子了。
再想起這茬兒,恭恭敬敬跟陳廷敬說了句掏心窩子的話:那時候朕歲數小,不懂事,老陳你做得對!
為啥康熙能這么說?
因為當皇上的長大了最怕啥?
最怕身邊人沒規矩,拿國家的錢不當錢。
陳廷敬當年的拒絕,正好證明了他是個能托付江山社稷的人。
這種信任感,靠溜須拍馬是換不來的,那是靠死守底線守出來的。
到了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皇上給了陳廷敬一個肥缺——讓他管錢法,也就是負責鑄銅錢。
這又是個考驗腦子的時候。
那時候是個啥情況呢?
銅錢死貴,市場上不夠用,老百姓買賣東西費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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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老派當官的套路,最省事的法子就是:狠狠打擊私自鑄錢的,加強官方管控。
這符合儒家那一套重農抑商的老理兒,政治上挑不出毛病,可實際上啥問題也解決不了。
陳廷敬上任后,沒窩在辦公室里瞎琢磨,而是親自跑去搞調查。
他扒拉算盤一算,發現病根在于官家鑄錢成本太高、太慢,而民間的礦產都在那兒閑置著。
于是乎,他拍板做個了在當時挺大膽的決定。
他給朝廷提了兩條路子:
頭一條,造分量更輕的新錢,省成本,多造點。
第二條,那是建議朝廷解除“開礦禁令”。
啥意思?
就是準許老百姓自己去挖銀礦、銅礦。
當然了,不是白挖,官府得盯著,還得收稅。
這招的核心就是四個字:官民兩利。
不讓百姓挖,礦就在山溝里睡覺,朝廷沒進項,百姓沒錢賺,市面上缺錢用。
要是放開了,百姓腰包鼓了,市場活了,朝廷稅也收上來了。
康熙琢磨了一番,點頭應了。
效果那是立竿見影,礦業蹭蹭往上漲,清廷的礦稅翻著倍增,整個清初的經濟盤子都被盤活了。
這一手,讓康熙看明白了,陳廷敬不光是個品德好的教書先生,更是個懂經濟、能干實事的能臣。
這也解釋了為啥康熙越來越離不開他。
畢竟,只會講大道理的老師滿大街都是,能幫皇上搞錢抓經濟的老師,那才是稀缺貨。
時間來到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陳廷敬的權勢到了頂——當上了吏部尚書。
這可是管著全國官員帽子的大權,也就是俗話說的“天官”。
這會兒,擺在陳廷敬面前的坎兒不是“事怎么干”,而是“人怎么做”。
那陣子,無數想謀個好缺的官員,帶著金銀財寶排隊登門。
陳廷敬家的門檻都要被踩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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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還是不收?
這賬其實挺難算。
官場講究個花花轎子人抬人,你要是假清高,保不齊得罪一大幫子同僚,往后工作沒法弄。
可陳廷敬心里這賬是這么盤的:我現在已經位極人臣了,康熙爺最恨啥?
恨結黨營私,恨吏治爛透了。
所以,他做絕了:嚴令家里人,凡是有手腳不干凈、想送禮走后門的,一個都不許放進門。
禮物全退回去,后門全堵死。
這做法,當時可能被人罵“不通人情”,可往長遠看,這才是保全這一大家子的唯一法子。
回頭瞅瞅陳廷敬這一輩子,從二十歲中進士當庶吉士,到三十四歲給皇上講課,再到后來的一品大員。
他其實一直都在做“減法”。
皇上小時候想玩,他減掉了“縱容”;
國家缺錢的時候,他減掉了“死規矩”;
自己權勢滔天的時候,他減掉了“貪念”。
1710年,陳廷敬歲數大了,耳朵也背了。
這時候他又走了一步高棋:申請退休。
康熙準了,讓他回老家頤養天年。
回山西后,康熙爺也沒忘了他,甚至親自跑到他在北留鎮的老窩,揮毫寫了“午亭山村”幾個字。
晚年的陳廷敬跟青山作伴,專心教導子孫。
在他的調教下,陳家后來出了好些舉人進士,甚至贏得了“德積一門九進士,恩榮三世六詞林”的美名。
1712年,七十五歲的陳廷敬安詳地走了。
再看一眼皇城村靜坪山的這座墳塋,雖說如今清凈了不少,沒了當年的熱鬧勁,但那高高聳立的牌坊和“皇恩寵賜”的大字,還在默默念叨著一個理兒:
在歷史的大浪淘沙里,真正的高明,不是算計別人太聰明,而是知道啥錢燙手不能拿,啥權不能亂用,啥時候該往前沖,啥時候該往后撤。
這筆賬,陳廷敬算了一輩子,也贏了一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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