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敘事的張力與溫度

宋寶偉。

□宋寶偉

（哈爾濱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

全勇先的小說《秘密》高度還原二十世紀30年代發生在黑龍江大地之上的抗日斗爭的歷史現場，讓我們再次感受到抗日先烈們英勇不屈、勇赴國難的犧牲精神。同時小說用充滿溫度的目光與情懷書寫在殘酷戰爭環境中普通人的悲歡離合。

小說《秘密》混合著兩種敘事，一種是英雄敘事，一種是平民敘事，這兩種敘事共同構成小說的多維視角。毫無疑問，小說中的英雄敘事是以趙一曼烈士被捕后英勇就義的過程為基本框架，表現趙一曼烈士的生活化側面。小說沒有直接描寫趙一曼烈士在敵人的嚴酷刑罰下如何的堅貞不屈，而是用大量篇幅刻畫趙一曼在醫院療傷過程中的生活化細節，譬如讀書、剪指甲、聊天等看似與慣常理解的英雄形象毫無關聯的生活情節，展現在讀者面前的是一位身形瘦弱、為人和氣、溫文爾雅的“大小姐”形象。作家有意選擇這種“旁觀者”客觀化視角，還原常常被人們忽略的生活化的一面，為后面英雄形象的躍然而出作了足夠多的細節鋪墊。同樣，對協助趙一曼逃離虎口的兩位英雄——董警士和韓護士，作者依然沒有將他們進行“臉譜化”塑造，相反卻一再描寫董警士的“冷酷無情”以及董警士與韓護士二人之間的“矛盾”，這與后面兩人的英勇行為構成強烈的反差，使故事情節跌宕起伏、扣人心弦。小說中的英雄敘事改變慣常的“理念化”塑造手法，對抗日英雄進行一種平民化塑造，不刻意凸顯英雄的地位，這種平民敘事將故事中的人物放在統一的視角下，書寫人物在民族存亡和個人生死的抉擇中的命運沉浮。小說描寫了很多人物，尤其是作為敘述者的紀德榮以及冬妮、弟弟德明等，作為歷史的“參與者”卻又被滾滾洪流拋置于歷史之外，身處其中卻無力掌控自己的命運，劫后余生的結局令人不勝唏噓卻也令人感到一絲寬慰。

小說《秘密》采用近乎“口述史”的描寫方式還原一段東北抗聯艱苦卓絕、可歌可泣的抗日歷史，這種敘事方式將歷史的紀實性和文學虛構性巧妙地結合在一起，在紀實與虛構的張力中還原歷史的真實性，同時也為文學虛構的縱橫捭闔預留下足夠的書寫空間。小說敘述者紀德榮兼具歷史的“見證者”和“親歷者”兩種“身份”。作為“見證者”見證和記述著趙一曼烈士等英勇無畏的抗日歷史，使小說的敘事更接近歷史的真實。同時，他是歷史的親歷者也是幸存者，承受著民族的劫難和歷史的戕害，他的遭遇讓人們深深感受到歷史的冷酷無情，以及深陷歷史漩渦中的無力感和命運的荒誕感。小說通過真實的歷史材料，譬如趙一曼留給兒子的兩封信，無疑增強了小說的“紀實性”特征，藝術性地深化了“見證”的效果。作家通過虛構筆下人物在面對民族、正義、家庭、生存、死亡等諸多問題時的心理真實，同樣高度還原了歷史現場中被歷史裹挾著的人們那種抗爭、掙扎到被迫接受命運安排的心路歷程。小說的紀實性和虛構性緊密結合，作家努力調適二者之間的平衡，在充分尊重歷史史實的基礎上進行文學的虛構。一般的文學作品，作家可以沒有任何限制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和故事情節的需要自由虛構，而《秘密》這部小說的文學虛構是在歷史真實的制約下完成的，因而小說是嚴肅的且不失藝術性的。

歷史是冷酷無情的，但歷史書寫是有溫度、有情感的。全勇先以“實證主義”精神在小說中高度還原歷史現場，不僅有歷史事件的真實，還有許多歷史細節也高度具象化，在這些具體可感的細節中蘊含著作家溫潤的情懷。歷史往往是一副冷冰冰的面孔，它告訴我們的“歷史”多是規律、事實甚至簡化為文字材料和器物，而人的生活往往是缺席的。小說恰恰填補了歷史的某些空白，將冰冷的歷史賦予生活的溫度和人性的溫暖，使歷史變得更豐滿、更真實。黑格爾曾經說過，藝術家之所以為藝術家，全在于他認識到真實而且把真實放到正確的形式里，供我們觀照，打動我們的情感。小說《秘密》中有三四十年代哈爾濱市民生活和城市歷史的真實再現，充滿了人道主義的理解和關懷。作為文學單單還原歷史是遠遠不夠的，文學講究情懷，小說補足了歷史所缺乏的生活肌理和脈絡，更應該為歷史增加溫度。文學打動人心，不僅在于作家的胸襟和氣度，還有作家賦予小說的濃濃情懷，它讓我們在面對歷史時，不再是超時空的冷眼旁觀者，而是化身為與歷史同呼吸的參與者和行動者，唯其如此，歷史才能真正鮮活起來，方能永駐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