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鄭永年：日本大選和對日本的現實主義看法

對話鄭永年：

日本大選和對日本的現實主義看法

Dialoge 2026.02.13

世界｜對話｜觀點

本期對話亮點

HIGHLIGHT

日本自民黨的一黨獨大體制是否才是右翼勢力長期坐大的真正土壤？

當美國從“管控者”變為“放任者”，日本國家正常化的內外制約是否已全面崩潰？

日本將臺灣問題“內政化”，究竟是地緣政治算計，還是殖民心態的延續？

日本的極右翼勢力的危險性為何被認為遠超歐洲的？

編者按

2026.02.13

日本大選塵埃落定，自民黨在高市早苗帶領下大勝，極右翼參政黨席位亦大幅增長。選票背后，不只是一次政黨勝負，更是全球民粹右轉與日本“一黨獨大+右翼上升”疊加后的結構性回響：當外部刺激被巧妙轉化為國內動員工具，“臺灣有事”之類口號更被推進到“內政化”的危險地帶。

本篇對話深入分析，日本右翼壯大并非偶然，而與戰后歷史清算缺位、社會順從性更強、右翼更易“綁架國家機器”密切相關；更值得警惕的是，過去制約日本“正常化”的憲政、美國與民間三重約束正在弱化乃至消失，日本加速右轉的制度條件與社會基礎同步形成。

在這樣的新周期里，中日關系需要更現實主義的坐標：既不抱幻想，也不放棄改善空間，但必須以實力與底線為前提，堅決反對將臺灣問題“日本內政化”，并在經濟與安全層面做好多手準備。日本會否走向更激進的“正常國家”路徑、并把亞太拖入更高烈度的安全困境？我們又該如何在斗爭與合作之間把握分寸、以戰略定力避免被他國民粹牽引？這些亟待厘清的問題，正是本篇對話的探討所在。

大灣區對話

邀請嘉賓：鄭永年

本期采編：王希圣

對話時間：2026.02.11

大灣區評論：

據日本放送協會（NHK）的數據，高市領導的自民黨獲得1955年創黨以來史上最大勝選，自民黨316席單獨過半，與維新會的執政聯盟獲得356席約四分之三席位。您如何認知和應對日本右派的再次崛起？

鄭永年：

這是高市早苗的一大勝利，無論是國內媒體還是外國媒體都這么說。不過，我并不感到任何驚訝，原因有幾個。首先，日本長期以來是一黨獨大的體制，反對黨只執政過兩段非常短暫的時間，基本沒有太大的發展空間，這和西方的多黨制很不相同。日本從未真正實現過西方意義上有實質性意義的政黨輪替，即便偶爾發生，也毫無實際意義，反對黨根本做不了任何事。所以在很長一段時間里，連美國等西方國家都不認為日本是民主國家，因為西方對民主的定義核心是政黨輪替，而非僅僅是選舉制度。其次，日本的右翼勢力一直很強大，只是現在變得更加強勢了，這種變化的原因在于全球范圍內的民粹主義的興起。像美國這樣的多黨制國家，右派也全面獲勝，歐洲的右派勢力也在整體崛起。而日本是右翼勢力與一黨獨大體制的結合，這自然會讓自民黨在此次選舉當中贏得更多支持。很多人說這是“驚喜”，我卻一點都不覺得意外，完全不需要驚訝。從選舉情況來看，這沒什么好驚訝的，但它帶來的后果無論是在內政還是外交層面，我們都必須特別關注。

2026年2月8日，在日本東京，工作人員在一處計票站內工作（圖源：新華社）

大灣區評論：

如您所言，在選舉過程中民粹主義可能占據了相當重要的位置。您認為本次選舉中，是政治因素（如外交議題）占據更主要的地位，還是國內因素（如經濟議題）產生的影響更為關鍵？

鄭永年：

我想這兩者是分不開的。如果一定要權衡哪個影響更大，我覺得很難判斷，畢竟對不同選民的影響不一樣，兩個因素都有影響。從外交層面來看，尤其是國際媒體的報道似乎認為，外界的刺激因素，比如中國的反制高市的政策刺激了日本。但是，我覺得這種看法并不準確，不應過度夸大其外交層面的影響。當前的核心還是日本的內部問題，大部分選民更關注民生和國內事務。日本確實面臨著老齡化、政府債務、福利、移民等諸多問題，而且問題非常多，涉及方方面面。

在這種背景下，高市巧妙地利用了所謂的外交壓力，將其轉化為政治動員的工具。無論在哪個國家，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不僅互相無縫對接，而且往往可以自由切換，而日本更是如此。正如我們之前的對話所討論過的，日本的右派甚至軍國主義勢力從未被徹底清算，這種勢力從小泉純一郎，到安倍晉三，再到高市時期，一直呈上升趨勢，這并非一朝一夕形成的。他們利用外部壓力動員民眾的手法，我認為與西方的右翼勢力頗為相似，拉美地區的左右翼民粹主義也常借助外部壓力或形勢來動員民眾，本質上是相同的機制。

很多日本民眾主要關心內政，對于外交事務了解有限，而高市等人正是利用這些外部因素鼓動民眾，尤其是公開叫嚷“臺灣有事，日本有事”，將臺灣問題“內政化”，似乎臺灣問題是日本的內政問題。一方面凸顯出其反華的立場，另一方面“喚醒”著右派和很多日本民眾的帝國殖民意識。這一點對我們影響很大。

大灣區評論：

日本防衛大臣小泉進次郎在2月10日表示，修憲是自民黨的既定方針，黨內無人反對修憲，因此應盡早為國民提供公投的機會。而高市早苗曾揚言，要讓日本成為一個擁有開戰權的“正常國家”。日本修憲需先經參眾兩院三分之二多數同意，再通過國民公投。您如何看待接下來高市政府即將可能推動的國家“正常化”呢？

鄭永年：

日本右派的議程，從之前提到的小泉純一郎，到安倍晉三，再到高市早苗，都是一脈相承、逐步實現的，其核心目標顯然是推動日本國家“正常化”。對于中國而言，我們確實難以干預日本推動所謂的國家“正常化”發展。

過去，日本的國家“正常化”主要受到三方面制約：一是受到內部憲政體制的約束；二是受到美國的管控；三是受到日本國內氣氛對和平訴求所產生的制約。簡單來說就是憲政的制約、外部的制約，以及民間的制約。但現在，日本保守政府已經完全自由了，這些制約因素幾乎都消失了。

從國內民間社會來看，右派民粹主義正在崛起。民粹主義這一現象很復雜，因為它既涉及內政又關聯外交，兩者相互交織，很難明確區分哪些是國際因素，哪些是國內因素，促使了右翼的崛起。但總體而言，右翼勢力推動國家“正常化”已經具備了相當的社會基礎。而現在，日本在制度層面也有了支撐，那就是日本保守勢力在眾議院擁有了更多的席位。

與此同時，美國因素也發生了變化。過去美國是日本的外部制約，但特朗普提出“日本的安全由自己負責”，這使得外部約束也不復存在。當內外制約都消失后，日本自然會加速推進國家“正常化”進程。這并非高市早苗個人的議程，而是日本右派長期以來的計劃。

這一進程不可避免地涉及到臺灣問題。此前我們討論過，美國傳統精英對臺灣問題的看法更為復雜，而特朗普則傾向于將臺灣問題工具化，利用它來制衡中國。對美國而言，亞太地區的地緣政治利益與經濟利益高度重合，這里既是全球經濟發展最快的區域，也是其地緣政治博弈的核心地帶。因此，美國一直將日本視為在亞太地區實施“離岸平衡”戰略的重要支點。

需要注意的是，美國與日本在臺灣問題上的利益訴求不完全相同。美國更多是“以臺制華”，甚至可以用來討價還價；但對日本來說，臺灣問題已不僅僅是地緣政治上的安全問題，而是上升到了“臺灣有事即日本有事”的內政化層面，這可能帶來嚴峻后果。我早些時候說過，如果未來局勢失控，亞太地區的沖突點可能集中在日本、朝鮮半島、臺灣地區或南海等地，這些沖突有可能引發第三次世界大戰。但是現在的趨勢似乎更加明顯了，隨著兩岸關系走向冰點，加上日本國內的民粹主義情緒，很可能成為爆發沖突甚至戰爭最關鍵的變量。

2026年2月5日，特朗普在“真實社交”發帖稱，表示“完全且全面支持”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及自民黨與日本維新會的執政聯盟（圖源：真實社交）

大灣區評論：

那您如何看待美國方面對日本推動國家“正常化”？特朗普政府真的會放任日本“放虎出籠”嗎？畢竟您也提到，日本在臺灣問題上與美國的利益邏輯不同，且美日曾在二戰中交戰。您是否認為美國真的會放心讓日本來制衡中國？

鄭永年：

這要結合新的形勢來看，畢竟形勢一直都在變化的。不過日本右派對美國的仇恨是根深蒂固的。上世紀80年代，右派人物石原慎太郎就提出“日本可以說不”，這話就是說給美國人聽的。但是，日本安全完全是美國的延伸，日本反美沒有任何力量，反而很快被美國打壓下去。后來因為中國崛起，他們轉而采取反中親美的策略去達到其目標。在日本，對美國的仇恨和對中國的恐懼都是真實存在的，這一點毋庸置疑。所以這里其實就是一個國際博弈的問題——日本、美國、中國三方之間，我們該如何應對？臺灣問題我剛才提到過，對美國和日本來說意義不同。美國奉行的是離岸平衡戰略，而日本呢，因為臺灣曾是它的殖民地，且它從未放棄過殖民心態，所以會覺得臺灣的事就是自己的事，這本質上就是殖民心態自然流露。因此，關鍵還是要看中美之間如何互動，以及美國如何認知當前的局勢。

美國國內對日本的認知也并非統一，不同群體的看法存在差異。比如特朗普可能會把日本當作打擊對手的工具；美國的親日勢力和反華勢力看法也不一樣；而民眾中和平主義者的觀點又會有所區別。但就目前而言，關鍵還是取決于中美之間的互動。如果中美之間建立起信任，雙方就能共同意識到日本軍國主義和右派勢力重新抬頭的問題，并尋求解決之道。可如果中美之間缺乏信任，甚至互為競爭對手，那日本必然會利用中美矛盾來擴大自身的戰略空間。我之前就說過，一旦中美關系緩和，日本肯定會設法破壞，因為日本最害怕的就是中美找到更多共同利益，那樣它的戰略空間就會被大大壓縮。而日本戰略空間最大的時候，恰恰是中美對抗之際。所以我們自己也不能只被民粹情緒所左右，更要從大的戰略層面來考慮這些問題。

角板山蕃童教育所，臺灣日據時期用于“教化”原住民兒童的機構（圖源：長安街知事）

大灣區評論：

沒錯，我們不應該被民粹主義左右，而應該從大的戰略來思考。那我們回到臺灣問題，從大國博弈的角度來看，您覺得此次日本自民黨若推動修憲，會對和平或武力解決臺灣問題產生怎樣的影響？其中哪方面的影響可能更大，哪方面可能更小呢？

鄭永年：

大陸當初提出“一國兩制”，其背后的意涵就是和平統一。大陸之所以會提出“一國兩制”，其背后的目的就是我們決定用和平方式解決國家統一問題，解決臺灣問題。因為如果要武力統一，就不需要“一國兩制”了。“一國兩制”的核心前提就是和平。但如果任由局勢發展下去，和平統一的希望可能會越來越渺茫，尤其是考慮到日本因素的話，情況會更加復雜。中國人民的民族情緒、大陸對待臺灣民眾的感情與對待日本右派的態度存在天壤之別，對待各方的戰略立場也各不相同。我們一直強調“中國人不打中國人”，可一旦日本卷入其中，性質就完全不一樣了。

大灣區評論：

您剛才提到日本是一黨獨大的局面，執政權力基本由右翼把持。不過近五到十年，日本新崛起了一個名為“參政黨”的極右翼政黨。我們也注意到，極右翼勢力在歐洲正逐漸主流化，并且越來越多地掌握執政權力。在這次選舉中，參政黨的席位從原來的2席增加到了15席。您是否認為，這種極右翼勢力會否在日本不斷壯大，甚至有一天像特朗普影響共和黨那樣，讓自民黨本身也走向極右翼化？這種可能性是否存在呢？

鄭永年：

這可能性很大。日本的情況和歐洲類似，都存在右翼勢力。比如德國現在執政的是右翼，還有極右翼的選擇黨；法國也一樣，馬克龍本身就中偏右，同時也有極右翼的國民聯盟；英國、意大利等國也都有極右翼存在。從這個角度看，極右翼崛起其實是一種世界性潮流，日本的極右翼做法也在模仿歐美的極右翼模式。

不過有一點值得注意，日本民眾的順從和從眾性更強，比歐洲要嚴重得多。歐洲民眾會公開站出來反對極右翼，但日本民眾基本上對權威和權力非常順從，并且是隨大流的。回顧歷史，日本二戰前曾出現過軍隊里的極右翼勢力綁架政權的情況，而一旦極右翼掌握了國家機器，日本人就會完全認同這個政權。當下這種極右翼綁架政權的可能性，在日本要遠遠高于歐洲。

比如德國的極右翼，即使是右派政黨也會非常小心地對待；法國整體偏右，但對極右翼保持警惕。可在日本，國民性決定了民眾不僅很少反對，說不定還會推波助瀾。這就導致自民黨被日本極右翼綁架并占據主導地位的可能性，要遠遠大于歐洲國家的極右翼勢力掌權的可能性。我們對此要更加小心。

大灣區評論：

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一點也呼應了您剛才的觀點——如果真的發生第三次世界大戰，亞太地區的可能性或許更大。畢竟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德國的掌權者也是通過民選上臺的，而當下的情況，似乎也能看到類似的些許影子。

鄭永年：

是的。就今天的局勢來說，在我們亞太地區，很多世界大戰的引爆點其實可以先排除——我不認為南海會發生世界大戰，也不認為中印邊界會引發世界大戰。繞來繞去，核心問題其實還是日本。那些懸而未決的歷史遺留問題，一直沒解決好。你看看歐洲就知道，一戰引發了二戰，二戰后徹底清算歷史，才算穩定下來。但我們亞太地區，從來沒有真正清算過歷史，尤其是對日本，無論是對精英階層還是對普通民眾，他們都沒有清算歷史的意識。

日本老是修改教科書，不肯承認侵略亞洲國家、給亞洲人民帶來深重災難的事實，反而把自己塑造成受害者——覺得自己遭受了核打擊，就是戰爭的受害者。正因為從未清算歷史，日本的右翼社會基礎才會一步步擴張。很多人說高市早苗冒險，但她作為從基層上來的政客，肯定清楚日本的社會基礎已經變成什么樣了。我們以前總盯著日本的“好話”，比如說所謂的“和平主義”，覺得今天的日本不可能走極端，這些說法其實缺乏深層的思考。

就像此前我曾經說過的，從思想意識形態、組織人事系統到家族脈絡，日本從來沒有清算過軍國主義。當年只是象征性地吊死了幾個戰犯，形式大于實質，從精英到基層從未進行過歷史清算。這種情況下，右翼勢力壯大是自然發展的結果，這一天遲早會來，現在不過是時機成熟了而已。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圖為東京審判現場。（圖源：新華社）

大灣區評論：

我們剛剛從日本國內視角討論了此次日本大選，也從日本外交及大國博弈的角度談了相關話題。那站在中國外交的立場，應該如何處理中日關系呢？

鄭永年：

在中日關系上，中國不必抱有任何幻想。中日之間的問題，我們之前也討論過，日本人是一根筋的，他們只相信硬實力，不相信其它任何東西。你看中國歷史上的唐朝時期與日本的飛鳥時期，二者一戰后，日本安分了很長時間，足足幾百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日本從來沒有承認過投降或戰敗，只承認戰爭結束了，尤其不承認是被中國打敗的。這時候我們要思考，如果現在的外交手段不僅解決不了問題，反而可能被認為是在幫助肇事者，那該怎么辦？

經濟上如何應對日本？軍事上如何準備？這些都得有所規劃。準備了不一定用，但必須有準備，具體看情況而定。當然，我們也不放棄改善中日關系的希望，但如果沒有實力基礎，一切都是空談。有人總說中日同屬一個文明、文化相近、是友好鄰居，但事實上是，沒有實力的話，你自己就會成為日本的受害者。近代歷史就是這樣走過來的。日本人只相信實力，只屈服于實力，從不相信其他東西，這是他們根深蒂固的國民性。

所以我們要做多種準備，不能活在幻想里。良好的關系不是憑空而來的，是靠實力爭取的。基于實力的關系才是真正的關系。現在不要有太多愚昧或盲目的想法，無論左右，都要認清現實。臺灣問題上我們有自己的原則，不允許它被日本內政化。就算不算歷史舊賬，未來的歷史走向也應該是由我們自己主導。

因此，外交斗爭要繼續，經濟和軍事上的準備也要跟上，尤其是要正視歷史問題。釣魚島、琉球群島這些地方的歸屬問題要理清楚。比如琉球的地位其實并未確定，因為當初是靠實力確定的。如果日本繼續挑釁，我們為什么不考慮用實力重新確定呢？這完全可以。我們可以承認琉球目前在日本實際控制下，但堅決反對其在相關島嶼進行軍事化，因為軍事化威脅到我們的安全。我們要對日本明確劃出底線。無論是臺灣問題還是涉及我們安全的問題，都要劃出底線。國際政治表明，實力政治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國家有了實力而不去巧妙地理性地使用，那么最終反而會受到“懲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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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內容為《大灣區評論》編輯組根據與鄭永年教授的訪談內容整理而成。

GBA 新傳媒

對話整理 | 王希圣

校對 | 伍子堯

排版 | 許梓烽

初審 | 王炳云

終審 | 馮簫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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