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歐同盟“正遭摧毀”，歐洲對中國的指責改了口徑

2月9日，《2026年慕尼黑安全報告》以“正遭摧毀”為題，直接點出歐洲對當前國際秩序劇烈變動的焦慮，也為四天后揭幕的慕安會埋下緊張的伏筆。

13日，會議正式召開。德國總理默茨在演講中呼應報告基調，直言二戰以來以美國主導為基礎的國際秩序已走到盡頭，歐洲在華盛頓保護傘下“從世界歷史中休假”的日子一去不返。但他隨即用英語向美方喊話，強調北約對美同樣是戰略資產，呼吁共同修復跨大西洋信任。一番發言，道盡歐洲對盟友既依賴又不安的復雜心理。

與此同時，美國對外關系委員會會長弗羅曼（Michael Froman）在《紐約時報》撰文稱，美對歐要求前所未有地高，歐對美期望卻空前之低。他認為歐洲戰略自主無法靠三天會議解決，若無實質進展，慕安會恐淪為跨大西洋“離婚現場”。

美歐關系正面臨“核心準則認知撕裂”，這是特朗普時代的短暫波折還是不可逆的質變？“歐洲戰略自主”強調已久，為何遲遲難以落地？既有國際秩序“正遭摧毀”之際，中歐關系又將走向何方？在會議召開前夕，觀察者網特邀上海外國語大學歐洲研究所執行所長胡春春，從歐洲視角出發，深度解析跨大西洋關系的演變，并對中歐關系的未來走向作出預判。

【對話/觀察者網 李泠】

·跨大西洋關系從“分歧”到“撕裂”

觀察者網：您分析過前幾屆慕尼黑安全會議的報告。對于今年這份新發布的報告，您看完后覺得其中有哪些新意或值得關注的要點？

胡春春：如果要說“新意”，從我多年觀察慕安會報告文本的角度來看，它想為今年的討論定個調，也就是明確歐洲或者說德國眼中，當前安全問題和世界局勢的重點關切是什么。從這個角度看，新意其實不大。因為從2020年開始，歐洲和德國就在不斷對西方主導的國際秩序發出警報，一直在喊“狼來了”，說這個秩序正面臨危險和挑戰。所以，今年的報告在某種意義上只是這種擔憂的延續。

不過，從內容切入的角度，以及他們所指的“狼”究竟是誰來看，今年的報告確實有點令人震驚。以前討論的話題，無論是“西方缺失”（2021年）、西方世界的“無助感”（2022年），還是世界出現“多極化”傾向（2025年），基本上還是從西方整體身份的視角，發出一種自我警示。但今年的報告指出，這種警示雖然是針對西方整體的，但問題的根源也出在西方內部，這種認知可以說是一種新意。以前我們覺得西方內部至少還保持著某種團結，比如習慣通過G7或北約這種小圈子、排他性的文化來運作，但今年這份報告在某種程度上已經掩蓋不了內部的深刻分歧了。

觀察者網：您剛才提到的“令人震驚”，是否是因為歐洲這次不再掩飾，直接揭露了“房間里的大象”？

胡春春：是的，揭露美國這頭“房間里的大象”，基本上可以用“震驚”來形容——我之所以說“基本上”，是因為大家其實已經有心理準備。過去幾年，從德國和歐洲人字里行間流露出的焦慮中，我們已經能隱隱感覺到矛頭所指。但隱約所指和直接說出來，而且說得如此徹底和直白，還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如果你要用“震驚”這種帶有情緒化、文學化的表達來形容，我覺得是可以的。

《2026慕安會報告》封面是一只“房間里的大象” 圖源：德媒

觀察者網：報告指出，歐美關系正經歷從“具體政策分歧”到“核心準則認知撕裂”的質變。歐洲本土輿論也在熱議“歐美關系是否已無可挽回地斷裂了”。在您看來，這種質變只是跨大西洋關系在特朗普時期的一次短暫波折，還是一個不可逆的結果？

胡春春：這個問題可以從兩個層面來看：首先，這次矛盾的集中爆發，是偶然現象，還是長期積累導致的結果？其次，這種分歧是短暫的畸變，還是長期的必然？根據我個人的觀察和許多國外學者的分析，我都傾向于后者。

也就是說，美歐之間最根本的問題確實出在價值觀上，兩者存在根本性的分歧。而且，這種分歧首先是由美國挑明的，特朗普政府，尤其是在第二屆任期內，其無論言辭還是行動，都被歐洲和德國視為“美國可能不再是價值觀同盟”的信號——此前有些話是隱約表露，而今年的慕尼黑安全報告則將其講得更加明確。

我們可以從普遍性的大趨勢和具體現象兩個角度分析原因。

從大趨勢看，特朗普第二屆任期內，美國政府和社會上一些人士表達出的思想，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一場運動——這并非美國獨有的現象，否則就無法解釋為何特朗普上臺后，某些國家會出現共振，出現同頻人物和同盟軍。

從具體情況看，特朗普能再次當選絕非偶然，這反映了美國社會深刻的極化現象，即社會發展到一定程度后矛盾激化，社會內部對問題的看法完全對立、無法統一。如果是一個小國，其內部極化可能不會引起全球如此大的關注。但美國不是普通國家，它是二戰后國際秩序的締造者和最大擁護者，是西方世界的“隊長”；對德國而言，美國甚至是其當代秩序的締造者，沒有美國領導盟國，就沒有二戰后1949年建立的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德意志聯邦共和國也不會從第三帝國希特勒的獨裁政權變成世界民主的模范。就此來看，美國國內極化產生的“MAGA”運動反噬國際秩序，恐怕不會是一個短期現象。一個新思潮興起后，其影響力能持續多久很難說，但美國這樣一個大國掀起的這波浪潮，即使最終要平息，其持續時間也絕非中小國家可比。

綜合這兩個層面，我認為這次歐美之間的價值觀分歧，不太可能短期內就煙消云散、大家重歸于好。這種美好想象曾經是德國跨大西洋主義者比如默茨等人一年前的幻想，但現在看來，可能真的只是幻想罷了。

2月13日，在德國慕尼黑，德國總理默茨在第62屆慕安會開幕式上致辭。 圖源：新華社

觀察者網：確實，我們看到默茨政府這幾天也在呼吁，歐洲不要再幻想歐美關系能回到過去的美好時光。他對歐美關系的認知聽上去出現了轉變。

胡春春：對于政治人物的口頭表態，我有時不太當真。比如從默克爾時代就開始說“我們只能靠自己了”，這話我們聽了多少年了。

觀察者網：說到美國國內社會的演變，這次報告直接稱特朗普治下的美國政府為“威權化的美國政府”。除了“威權化”，國際輿論中也有“法西斯化”的說法。好奇德國社會是如何看待當下美國社會的？他們是否也認為美國在“法西斯化”？

胡春春：這確實是一種很有影響力的看法。

特朗普與其支持者 圖源：美媒

“法西斯化”這個詞通常在兩種語境下使用：

一種是日常語言語境，比如說這人是“法西斯”、這個社會已經“法西斯化”，指代某些現象與歷史上的法西斯運動——如1930年代的意大利和德國——有表面的相似性，是一種比喻或隱喻。

另一種是在學術語境中，學者們對“法西斯”有特定的學術定義和特征描述，比如崇拜權力和強權、將社會矛盾轉嫁給外人和弱者等。從這個角度看，確實有相當一部分有力的分析認為，受“MAGA”運動影響的美國社會，出現了一些與法西斯主義傾向的共性。

觀察者網：再來看歐洲內部。面對“美國風險”，不少人呼吁歐洲展現更多“政治勇氣”。您認為當前歐洲內部在如何應對美國、如何定義自身安全這兩個問題上，最大的共識和最深刻的分歧分別是什么？

胡春春：從最近的進展可以看出，最大的共識無疑是“歐洲必須增強戰略自主性”。無論是跟美國走得近的波羅的海國家、東歐國家，還是對俄烏沖突背景下美國的角色感受沒那么深的南歐國家，對此都有清晰的認識。慕尼黑安全指數也反映出，對于“美國退出后”的一系列問題，歐洲國家的看法相對一致。

然而，歐洲嘴上喊得震天的“戰略自主性”能否落實為行動，最大標志是看對美國核保護傘的態度。關于核保護傘，美國現在放緩語調說會繼續提供，但不排除它日后變卦的可能，如果美國一會兒說東一會兒說西，相應地，歐洲人的自主性體現在哪里？歐洲人能否討論出只屬于歐洲、沒有美國參與的核保護機制？

至于分歧，除了核保護傘問題，還有兩個關鍵點：一是是否要在北約框架之外建立獨立的“歐洲軍”；二是歐洲的軍事工業和國防采購能否實現整合。這最后一點是最大的障礙，德國跟法國觀點完全矛盾，導致歐洲下一代戰機計劃基本擱淺。因為歐洲最成體系的軍工體系是法國的，所以法國主張“買歐洲貨”（Buy European）。然而，馬克龍一說這點，默茨馬上就潑冷水，認為這提法不好，不公平且缺乏效率。因此，我對歐洲能否在安全領域實現真正的自主性，并不太樂觀。

這其實也是歐洲的老毛病了：將意見多元看作是一種優點和美德、認為是自己活力的體現。在順境中，這一點可能確實令人羨慕；但到了需要展現行動力的逆境，爭吵不休就未必是優點了。

北約軍隊在羅馬尼亞進行“堅定飛鏢-2025”演習。 圖源：法新社

觀察者網：關于核保護傘，歐洲內部在這方面的分歧具體表現在哪里？

胡春春：核保護傘的根本問題，在于歐洲內部是否存在完全的互信。

首先，是否要在北約之外另建歐洲核安全體系？若在北約之內，就沒啥好討論的，因為美國還在。而在北約之外建立，那北約還要不要了？所以這是個痛苦的選擇。

其次，即便確定要在北約之外另建一個核保護傘機制，英國“在還是不在”是個大問題。歐洲現在只有英法兩個核大國，若兩國聯手建立核安全機制，英國連歐盟都退出了，它會以何種信任把保障國家安全的最高機制交出來與歐洲人共享？這點在邏輯上就很難說通。

再退一步，核威懾的關鍵在于“在，同時又不在”：在，就是誰都知道它是有一個明確的決策機制；不在，即決策機制又保持了一種模糊性——用，還是不用？威懾力就在這里。我們權且不講法國跟英國怎么去協調，即使是法國內部，萬一未來法國的總統是右翼民粹勢力呢？一個內部撕裂的法國，又如何能融入統一的歐洲安全機制？這些現實問題，在幾年前都是難以想象的。

觀察者網：說到英國，有一種看法認為英國對歐洲大陸有點“隔岸觀火”，歐洲大陸越亂，它可能越能從中漁利。您認同這種觀點嗎？

胡春春：說實話，我對此不太認同。這種看法更多是基于19世紀歐洲大國政治和帝國主義時期的戰略文化。那時候的合縱連橫確實復雜，所以大家會盡量不讓對方成事、形成阻礙自己的權力聯盟。但到了21世紀，英國的經濟體量和實力已只是一個中等強國。即使它還有這種想法，也“玩不動”了，不再是當年的那個大國了。而且，后現代時期民主國家的利益訴求，與過去也有本質區別。

觀察者網：關于“歐洲軍”，我想到最近一件在中國人看來有點滑稽的事情：特朗普對格陵蘭島虎視眈眈，而歐洲卻只派了7個人去防衛。關于歐洲軍這點，歐洲內部的分歧主要表現在哪兒？

胡春春：歐洲軍建設背后涉及到軍事工業整合、軍備采購統一等實際問題，既有主導權之爭，也有實打實的利益之爭。德法在軍工采購上的意見相左就是明證。

俄烏沖突到現在，歐洲的支持力度很大，但好像無法起到決定性作用，最根本問題也是因為歐洲內部整個軍事體系，尤其是武器系統五花八門。比如說他們主戰坦克就有多種系統，真正出現重大危機時會非常混亂，難以形成戰斗力，最后大概只能各自為戰。

2019年5月20日，在德國蒙斯特，北約快速反應部隊裝甲車及直升機參與演示。 圖源：新華社

觀察者網：所以，我從這份慕安會報告中讀出了一種“扭捏感”：一邊高喊戰略自主、防務自主，一邊又希望美國回心轉意，繼續合作主導國際秩序。這是我的錯覺嗎？

胡春春：這完全不是錯覺。戰后歐洲的恢復、壯大和騰飛，讓他們一度自視為“世界道德模范”，希望自己的規則能推廣到全世界。這種心理不可能一夜之間消失。很多西方人依然希望歐洲能重回那個地位。這種心態在報告中確實有種“猶抱琵琶半遮面”的感覺。

觀察者網：提到戰略自主，您也說了，聽了這么多年都快聽麻了。那是否可以預測，未來幾年這說法仍將只是一句空喊？

胡春春：肯定是空喊。

不要只看文件就得出結論，從文件角度研究政治行為體的行為可能會被遮蔽很多事情。單看歐盟對某些國際事務的反應、出臺的文件，會覺得歐盟行動力、決斷力一等一；但實際問題是，歐盟最擅長迅速地生產沒人知道生產了什么的文件，就是不斷talk、talk、talk，一直在說。

再舉個小例子，德國在俄烏沖突后表態要在東歐的立陶宛駐軍，派一個旅。現在的狀況是旅組不成，因為德國想用志愿報名的形式成軍，但是報名的人數不夠。

當年德國參加阿富汗的軍事行動，派出很多以東德士兵為基礎的部隊，有人吃驚德國戰后是和平主義文化，為何這么多年輕人愿意打仗？調查發現東德當地就業形勢一般，那些人到國外當兵補貼、軍餉立馬翻番，當兵是條好出路。

德國現在要派兵去東歐，到目前為止報名人數不足，這是昨天剛出來的消息。這很搞笑，不是說要笑它，而是背后體現后工業化時代、后現代主義文化影響下，一些西歐社會對真正軍事沖突的看法、心態。研究界稱之為后英雄主義文化，即沒有人為某些歷史或政治層面的偉大英雄敘事而熱血沸騰。從文化研究角度還可進一步認為，后現代主義社會進入非男性文化，男性氣質或雄性氣質不再為大家所仰慕。

所以，如果西歐真的把俄羅斯當作主要安全威脅，想讓其社會心態回歸到愿意上戰場的狀態，恐怕不是時間能輕易解決的。

再以德國為例，俄烏沖突最根本的動員點是民族國家敘事，即國家正受欺辱、民族處于危亡之中。但德國在二戰后不敢說民族這個詞，因為那個民族折騰世界、歐洲長達200年之久，是令人厭惡、恐怖、在道德上無法獲得尊重的民族。所以德國人不好意思提民族，德國后來起勁建設歐盟，就是因為要用“愛歐洲”替代“愛國”。讓德國民眾回到二戰之前觀念，一夜之間、幾年之間甚至幾十年之間都不太可能做到，思想轉變沒那么容易。

·中歐關系何去何從

觀察者網：您提到歐洲習慣于說得多、做得少，行動力相對較弱。但在對華政策和立場上，他們似乎更干脆，也更容易形成共識和合力。這個判斷準確嗎？

胡春春：政治意識形態上的共識是存在的，但行動上能否形成共識，我很難給出確切答案。意識形態上的共識更多是慣性使然。過去這些年，歐洲人熱衷于構建一種新敘事，比如“民主力量vs非民主力量”這類新冷戰式的框架，這是他們習慣的思維方式。因此，在意識形態層面，他們相對容易對中國形成一致的看法。

借用亨廷頓的文明觀來看，中國在他們眼中屬于一種“不理解、也不愿理解”的異質文明。中國的政治制度與他們不同，按照他們的邏輯本應失敗，但卻如此成功，這讓他們難以理解，也不愿換位思考。這種對中國的陌生感長期存在。

不過，意識形態上的陣線與實際行動力是兩回事，畢竟大家還要做生意、打交道。

值得一提的是，他們在意識形態領域感受到的所謂“中國威脅”，與歐洲人或德國人實際感知的安全壓力，完全是兩回事。中國如果真想到德國門口“稱王稱霸”，大概需要付出我們都難以想象的努力。所以，所謂中國在意識形態領域的威脅，更多只是說說而已。明眼人都看得出，中國對歐洲、德國構成的直接安全威脅幾乎為零。

2025年12月31日夜，中歐班列（西安）2026年新年首列暨跨里海國際運輸走廊班列在西安國際港站等待發車。 圖源：新華社

觀察者網：這讓我想起您之前提到，慕安會的報告更多是精英視角，反映的是精英階層的焦慮，與歐洲社會民眾的認知有很大脫節。

胡春春：是這樣的。

觀察者網：這次報告還提到中國的稀土政策，他們頗有微詞。當然這也可以理解，無論是特朗普的關稅政策，還是中國的稀土管制反制，歐洲都是被動承受者。您了解我們的稀土政策對他們經濟有哪些實質影響嗎？您如何看待報告中的相關批評？

胡春春：影響肯定是有的，比如他們的汽車工業需要稀土。除了稀土，還有荷蘭安世半導體事件引發中國對汽車芯片生產供應的反制，他們都有不少意見。但從某種意義上說，報告在這方面的分析邏輯有些混亂。

他們每次談到中國時，從不考慮因果關系，從不思考中國行為是主動出擊還是被動反應，也從不考慮中國的行為是針對歐洲，還是出于自保導致效果外溢波及歐洲。好比中國的法律判決常常會分析責任比例，比如你承擔80%、他承擔20%；但按照歐盟的邏輯，中國永遠承擔100%的責任，這與我們的感受完全不符。

比如關鍵供應鏈問題——汽車芯片受中國政策影響。問題是荷蘭先違法，用行政指令剝奪中國業主的產權，這本身就很荒謬。中國業主自保的行為引發了連鎖反應，影響到歐洲，他們卻指責“中國人不可信”。這種因果顛倒超出了普通人的常識。

稀土政策也一樣。難道是中國喜歡控制稀土嗎？首先是美國發動貿易戰“卡中國脖子”，其次是歐美針對中國某些供應鏈環節進行“卡脖子”。中國用稀土政策反制讓他們難受，那中國想生產芯片時，歐洲先卡阿斯麥的光刻機，這就不提了？從中國人的角度看，這些指責完全是主觀片面的。

觀察者網：您提到歐洲陷入自己的錯誤邏輯且不會換位思考，那后續對歐貿易該如何進行？我們回擊，他們可能會說“看，中國就是這樣的”；不反擊，他們又得寸進尺。到底該怎么辦？

胡春春：我覺得矛盾永遠存在，因為雙方利益不可能完全一致；而且利益的表現形態也在不斷變化，比如技術領域或制成品領域，各國強弱此消彼長。最根本的問題還是要談，而不是抱著敵對心態。因為回到“老死不相往來”的狀態根本不可能，除了有條件地克服矛盾、尋求合作，沒有第二條路。

其實，歐洲對中國的某些指責，放在前幾年他們自己都不會說出口。比如現在歐洲制造“中國產能過剩”的說法，尤其指責中國新能源汽車產能過剩、政府補貼。這完全是個幌子。中國汽車有補貼嗎？有。產能過剩嗎？這在經濟學上是個極具爭議的話題。德國生產的汽車80%用于出口，這算不算德國汽車產能過剩？所以這個話題根本沒有公平討論的基礎，說白了就是一種政治話語。政治話語到一定程度，可能自己都撐不住了。你看德國或歐洲對中國新能源汽車的口徑又變了，不再指責“產能過剩”或“補貼”，只是說如果價格不嚴重沖擊他們的汽車工業，也可以進口。

所以我認為，有條件地以克服矛盾、尋求共識為目標的合作，是唯一的途徑。

我們中國人比較謙虛，愛自我反省、自我批評。中國確實很難與其它國家完全對等地進行貿易往來，因為中國體量就在那里。以前兩國貿易往來，你掙多了、我掙少了，大家說說就過去了。但現在中國的體量擺在這兒，對歐洲一些中小國家來說，不管實際沖擊有多大，心理上的沖擊都非常大。所以我們確實要謙虛地反思：是否應該尋找另一種貿易方式，避免讓這些中小歐洲國家在心理上產生極度受威脅的不安全感。

在江蘇省太倉港國際集裝箱碼頭，一批新能源汽車即將通過專用框架運輸方式出口。 圖源：新華社

觀察者網：您曾以汽車、通信產業為例，說明合作模式可以升級轉型，這種“反哺”與“共同進化”的邏輯或許能緩解您剛才提到的問題。但首先得考慮，如何讓這種邏輯在西方成為主流敘事。

胡春春：想克服他們政界的驕傲確實比較難，但在經濟界、產業界，這其實是一個非常實際的話題。

舉個簡單的例子，我們前幾個月去太倉的德企調研，那是一家世界知名的汽車零部件企業。我們看到很有意思的一幕：生產線上貼著一排排訂單企業的名字，其中不少是中國知名的新能源汽車企業。也就是說，中國新能源汽車走向世界，里面很多高質量零部件都是德企提供的，比如車窗系統、制動系統、防抱死系統等等。這說明中德企業都能從合作中獲利。

這個事實我親眼所見，我想產業界、工業界根本不需要討論“要不要思想轉換”的問題。真正需要思想轉換的是政界和社會輿論。

觀察者網：那是否可以預判，未來幾年德國政界對華政策的“鐘擺”會在“務實利益”與“價值觀焦慮”之間繼續搖擺，但經濟界的合作會繼續深化？

胡春春：我覺得這個判斷大致成立。但如果說“經濟界”也不能太籠統，因為我不太清楚德國中小企業怎么看這個問題。它們和大企業不一樣。大企業在中國幾十年了，有經驗，了解中國市場，也知道在很多領域中國有全世界罕見的“地獄級競爭”——按他們的話說。大企業，尤其是大眾、巴斯夫這樣的跨國企業，對此是有準備的。但德國的大量企業是中小企業，它們有沒有準備、會不會有恐懼感？還不太好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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