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年》高級黑

他們讓錢弘俶在劇情里享受忠臣的榮光，卻不敢拍他在現實里喝下毒酒的代價。

前文回顧：“非虛構”被三毛李娟搞成爛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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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年》播到沒幾集，我終于把遙控器扔了。

不是劇情太虐，是太滑稽——吳越王子錢弘俶出使后晉，竟在朝堂上演了一出忠義脫口秀，聲嘶力竭，青筋暴起，仿佛下一秒就要為中原掏心掏肺。

歷史劇允許虛構，但不能虛構歷史邏輯。

錢弘俶彼時可以被虛構為使節，但不能讓他如此深度參與決策大表忠心，比晉臣還晉臣。

這部標榜歷史正劇的作品，偏偏省略了最正點的史實——《宋史》卷四八〇白紙黑字：“（俶）是夕暴卒，年六十”。

錢弘俶最后怎么死的？正史遮遮掩掩，宋人筆記直指趙光義（宋太宗）那杯毒酒。這就是“愛民如子”的明君下場——被另一個更成功的“明君”像處理過期食材一樣處理掉。

這讓我恍然大悟：《太平年》哪里是歷史劇，分明是大型反諷藝術。它越是把納土歸宋拍得熱血沸騰，越像高級黑。

這杯毒酒，成了檢驗所有歷史敘事的試紙。《太平年》越是用柔光濾鏡美化趙氏家族，就越暴露中國史學的傳統技藝在發揚光大：為前朝的正確選擇涂脂抹粉，對選擇后的清算諱莫如深。

他們讓錢弘俶在劇情里享受忠臣的榮光，卻不敢拍他在現實里喝下毒酒的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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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年》的太平，是蘸著人血吃的。

《太平年》一開場就煮人肉，導演大概覺得自己很寫實。真正的歷史現場里，烹煮同胞的咕嘟聲，才是主旋律。

史官們記下張巡守睢陽食盡，殺妾饗士，再到吃光兩三萬老弱婦孺。筆鋒一轉，竟成了忠烈千秋。

原來忠義二字，不僅能寫在牌位上，還能刻在骨頭上——別人的骨頭。

抽象的道德壓碎了具身的生命，這種扭曲的贊美，比吃人本身更可怖。我們的文化血管里，流淌著這種冰冷的邏輯：只要目的足夠崇高，血肉是可以換算的。

吳越王錢俶“保境安民”的美名傳了千年。翻開賬簿看看呢？百姓賦稅重得直不起腰，西湖邊的樓臺夜夜笙歌。錢王保境安民的牌坊下，藏著西湖歌舞與兩浙餓殍。一邊是民至鬻子，一邊是王宴于碧波亭。

北宋接過了這面大旗。趙匡胤“勒石三戒”說得多好聽，不殺士大夫，要養百姓。可這“民生”究竟是什么？它不是張三能吃飽、李四有冤可申，而是士大夫筆下一個宏大的、用于“上天示警”的概念。

風調雨順是皇帝德行好，山崩地裂是皇帝失德了。民生成了制約君權的工具，這點當然也值得贊嘆，但需知曉的是，真實的歷史語境中，那些具體的、會哭會笑的民，誰在乎呢？

災異多了，皇帝減膳；異象少了，宮殿照修。原來“民生”這個宏大敘事，不過是士大夫制約君權的道德綁繩——它在奏折里重如泰山，在具體百姓身上輕如草芥。

這和前蘇聯宣傳畫里滿是肌肉飽滿的人民英雄，現實中卻如芻狗，有什么本質區別？

抽象的“人民”被頂禮膜拜，具體的“人”被碾作塵埃。被謳歌的“人民”永遠抽象，被犧牲的個體永遠具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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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年》最令人作嘔的粉飾是，對趙家兄弟的洗地。

陳橋驛那個早晨，黃袍不是被風吹到身上的，是精密策劃的兵變。

燭影斧聲那晚，趙匡胤的死因，千年以來都飄著親弟弟的汗味和血腥味。劇里卻拍成了兄友弟恭、天命所歸。

至于被宋朝宣傳為模范生的錢俶，被宋太宗毒殺，更昭示了“太平”的代價：所有潛在威脅，都必須物理清除。

趙匡胤的征伐，不是為了什么狗屁“太平”，是為了趙家的江山夠大、稅基夠厚。滅后蜀，平南唐，哪一場不是血流成河？他和他弟弟，用刀劍和謊言，強行縫合了華夏。表面上結束紛亂，實質上扼殺了另一種可能：一個如同歐洲般多元競爭、在政治與技術上演化的華夏。

賈雷德·戴蒙德在《槍炮、病菌與鋼鐵》里點破：中國后來落后的根子，就在于過早、過久地結束多元發展。失去了競爭壓力，帝國成了一潭死水。

宋朝，就是這個轉折點。它用一百六十年的時間，孕育出帝制與理學最致命的結合。

到了南宋，朱熹們把“存天理、滅人欲”的裹腳布，勒在了整個民族的靈魂上。君權被天道和理學雙重加冕，不可置疑。思想被閹割，人性被禁錮，創新被窒息。中華文明最活躍的神經元，從這時開始大片壞死。

而真正的悲劇在于，當我們在電視前為明君的仁政喝彩時，血管里仍流淌著那鍋肉湯的余溫。它教會我們：贊美集體，忽略具體；崇拜符號，遺忘血肉。

這或許才是最大的失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