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美國眾議院司法委員會聽證會上,多名議員要求美國總檢察長帕姆·邦迪當著愛潑斯坦案幸存者的面轉過身去,向他們道歉,邦迪不同意。她說不愿意配合戲劇化的表演,也不用一個動作來貶低自己。現場氣氛變得緊張起來,幸存者就在她的身后,有人拿著紙巾,有人摳著紙杯邊,她只需要邁半步就能和他們對視,但是她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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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迪把注意力集中在了她的前夫梅里克·加蘭德身上,之后拒絕轉身。杰米·拉斯金指責她同罪犯沆瀣一氣、對受害者置之不理,警告如果不馬上改變策略,司法部主導的“掩蓋”將會成為她政治生涯中無法抹去的污點。賈里德·莫斯科維茨則轉而面向受害者,請他們分享與司法部交流時遇到的情況:主動提交證詞和證據,卻長時間沒有實質性的回復,郵件石沉大海,電話被擱置甚至被拒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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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迪的拒絕不只是一種行為,而是一種立場。她一直為受害者發聲,但是把責任推給了過去;她向“惡魔”道歉,但是沒有直接面對現場的人。轉過來有沒有意義?有人認為態度虛、政策實;也有人認為人受傷了,程序不一定能治愈所有的傷痕。在一秒鐘的轉身中,人們會感覺到自己被看見了。這并不是法條,但是關系到人心。幸存者所需要的不僅僅是“對不起”,還有溝通、被聽見、被尊重。他們已經提交了證詞和證據,但是遲遲不能進門;舉手被記入檔案,成了無聲的控訴和求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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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迪突出“職業檢察官”。職業就是把法律、證據放在前面,也應該有溫度,特別是在那些在制度里奮斗多年卻在外邊被擋著的幸存者面前。她可以不轉身,但是應該拿出具體的改進方案,用行動來回應批評:制定檔案公開的時間表,不再拖延;統一涂黑的標準,優先保護幸存者的隱私;建立有效的溝通渠道,切實承接證詞和證據;每次刪改都要留痕、有解釋、有問責。這些其實也不難,只要把心思放在受害者身上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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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力的自我防衛本能很強,遮住自己是本能。但是司法的主要對象是被害人、事實以及公眾。保護順序一變,制度就變成了只為自己服務的東西,這也是此次風波最讓人擔心的地方。道歉并不能解決所有的問題,轉身也不能解決所有的問題。幸存者最想要的就是受到尊重的程序、受到重視的證詞、受到妥善保護的隱私。加上去之后比任何好聽的話都要管用。
邦迪表示不希望參與到“戲劇化表演”當中去。這是防御,也有可能是姿態。她可以指過去,也應該交出現今的整改清單。遷延及失誤造成了一定的危害,團隊要采取相應的措施。故事并沒有終結。姿態很重要,但是行動更重要;但是在關鍵時刻,哪怕只是直面和承認的一瞬間,也能夠跨越一條冷冰冰的溝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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