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以為貧窮生下四子無力撫養送走兩個，沒想到四個兒子后來竟全部成為億萬富翁！

1956年的一個冬夜，四川新津縣古家村的夜風格外刺骨。土墻小屋里，油燈昏黃，鍋里冒著寡淡的清湯。劉家老兩口對坐良久，誰也不開口，直到母親終于忍不住，壓低聲音問了一句：“再這樣下去，娃兒們怕是要餓出毛病。”這句話，說得小心，卻像一把鈍刀，在屋子里緩緩剜著每個人的心。

那幾年，新中國剛剛成立不久，百業待興，農村的貧困幾乎成了常態。古家村只是無數西南鄉村中的一個縮影，地少人多，災荒剛過，家家都緊巴著過日子。可對劉家來說，困難又重了一層——他們有五個孩子，四個是兒子，一個是小女兒，每天光是填飽肚子就是難題，更別說讀書、看病這種“奢侈事”。

父親是城里一名普通小職員，母親在鄉下教書，工資不高，路途遙遠，常常一半心思在講臺，一半惦記家里的一鍋稀粥。日子一天天挨過去，糧食卻一斗斗見底。到了1950年代中后期，家里連借都不好借了，鄰居們都苦，誰也拿不出多余的糧食。

就在這樣的背景下，那場影響劉家命運的決定，慢慢逼到了眼前。

母親曾經試著盤算：大兒子劉永言，書念得好，舍不得；最小的妹妹又是女孩，更不能送；剩下三個男孩，誰走誰留，都是肉。父親沉默了很久，只說了一句：“不送，大家一起熬，怕是一家子都得塌在路上。”話說得直白，也殘忍，卻是當時很多窮人家都不敢細想的現實。

糾結了很久，他們還是咬牙選出了兩個兒子。那一夜，幾乎沒人睡著。

有意思的是，后來回頭看，這個在當時看起來近乎絕望的選擇，卻像一塊沉重的石頭，意外砸開了四個兒子截然不同的人生口子。只是當時的劉家，誰都想不到，幾十年之后，那幾個吃不飽飯的窮娃子，會同時站在中國富豪榜上。

一、被送走的兩個兒子

被選中的兩個孩子，一個是劉永行，一個是劉永美。說是“送人”，在當時的農村語境里，其實夾雜著收養、幫襯、托付等多層含義。對親生父母而言，是忍痛放手；對收養家庭來說，既是幫忙，也是添人手。中間沒有什么動人的儀式，只有悄悄抹掉的眼淚和樸素的口頭約定。

劉永行被送到鎮上一戶做布匹小生意的人家。城鎮和農村在那個年代的差別并不體現在燈火輝煌，而是多半能吃上稍微好的飯菜，不至于一天只圍著糠殼和紅薯葉轉。不過，養父母做的是小本買賣，日子也不富裕，劉永行既是“兒子”，也是幫工。

剛去那陣子，他還算安靜懂事。干活勤快，學東西也快，跟著跑布店、記賬、搬貨，見識比在村里時寬了一些。他心里一直明白，自己只是從劉家“分出去”的孩子，這份清醒，讓他格外珍惜來之不易的每一口飽飯。只是命運轉彎的時候，從來不會打招呼。

一次搬貨，他不慎摔了一跤，腿部受傷。當時醫療條件有限，養父母又顧著生意，起初只當是普通跌打，拖了幾天才送去治療。結果錯過了最佳時機，傷勢反復，留下后遺癥。那段時間，他常常聽到大人小聲議論：“這孩子腿怕是廢了，以后干不了重活。”這些話像針一樣扎在他心里。

傷勢越來越重，養父母逐漸對他的前途失去了信心。出于現實考慮，也因為心中難免有“虧欠”，他們最終決定把劉永行送回原來的家。就這樣，他帶著尚未痊愈的腿傷，重新踏進了那個熟悉卻又略顯陌生的土屋。母親看見他，一句話沒說，先是怔住，然后突然轉身去廚房里忙活，肩膀卻止不住地抖。

這次折返，對年幼的劉永行來說，很難不留下烙印。他親眼見識到“被選中送走”的滋味，也嘗過“被退回”的尷尬。不得不說，這種心理沖擊，對一個孩子的性格、眼界和日后行事方式，都有很深的影響。

與劉永行不同，劉永美的道路顯得平穩一些。他被一個姓陳的家庭收養，生活條件相對寬裕。陳家在當地算是過得去的人家，有穩定的營生，也懂讀書識字的重要性。劉永美被收養之后改名“陳育新”，這個名字本身就寄托了養父母的某種期望——“育新”，培養新的希望。

陳家對他不薄，衣食無憂，逢年過節還會托人捎些糧食和生活用品回古家村，給劉家帶去一點緩解壓力的余地。這些看似不起眼的“送東西”，在那個物資緊缺的年代，足以讓一個家庭多熬過幾個難關。村里人看在眼里，多少帶著幾分羨慕。

然而，血緣并不會因為改名而完全切斷。每當有人問起他的來歷，劉永美總會略微停頓一下，說自己“原本是劉家娃”。這種介乎兩家之間的身份，讓他從小就學會了在兩種環境中切換：一邊適應新家庭，一邊心里裝著遠在村里的親生父母和兄弟。試想一下，一個尚未長成的孩子，得背負這種復雜情緒，心理成長速度往往會比同齡人更快。

值得一提的是，陳家對劉家持續的物質幫助，也在無形中延長了劉家原本就緊繃的生活線。雖然窮困依舊，但至少不至于一下子斷糧。這些細微的連結，為后來兄弟幾人重新匯合打下了某種看不見的基礎。

留在家中的，則是大哥劉永言、小弟劉永好，再加上小女兒劉永紅。兄妹三人擠在一間小屋里，和父母一起，用一點點糧食、一點點希望硬撐著生活。每天上學之前，大哥要先劈柴，小弟幫忙挑水，妹妹年紀小，卻也懂得幫母親收拾書本、整理灶臺。那種日子不算光鮮，但對他們來說，卻是最真實的童年底色。

二、從工廠學徒到改革風口

在幾個孩子中，大哥劉永言最讓父母放心。人聰明，腦子靈，書又念得好。條件艱苦，他卻總能擠出時間學習。哪怕蠟燭快燒完了，他也會趴在桌邊再多看兩頁。母親曾對他半是玩笑半是認真地說：“你要是能考上大學，劉家的命就全指望你翻了。”這句話后來沒能如愿，但在當時，確實是全家的盼頭。

然而歷史進程不以個人意志為轉移。上世紀六十年代末，高考制度被中斷，讀書改變命運的路被粗暴截斷。劉永言讀到一定階段，只能悻悻離開課堂。對一個把全部希望寄托在書本上的年輕人來說，這無疑是重重一擊。

不過，他沒有因此自暴自棄。教育這條路走不通，他開始琢磨另一條路——技術。經過打聽，他把家里能變賣的東西都清了個遍，湊了點錢，換來一個進入電子廠當電工學徒的機會。有人不理解，覺得當工人不如留在地里踏實，但在他眼里，接觸機器、電路，遠比一輩子圍著田壟更有前景。

電子廠的工作并不好干，重復、枯燥，而且常常加班。白天他跟著師傅拉線、修理、檢測，晚上別人休息，他還會獨自留在角落里，翻廠里的技術資料，試著畫簡單的電路圖。有時他會把廢棄零件收集起來，拼裝一些小裝置，哪怕只是一個能亮起的小燈泡，他也要弄清楚電流是怎么跑的。

不得不說，這份鉆勁，在當時的工人群體里并不多見。日積月累，他在廠里逐漸有了口碑，別人遇到電路故障，常常第一時間想到他。一次廠里照明系統頻繁跳閘，大家一時找不到原因，他晚上自己摸索，設計了一套簡易發電裝置和改造方案，減輕了用電壓力，問題很快得到緩解。這件事雖然沒有立刻換來高額獎金，卻悄悄為他積累了名聲和自信。

來到1970年代，中國工業體系在不斷調整，各地工廠的技術革新被頻繁提上日程。劉永言在這種氛圍中，接觸了更多設備、更多資料，也更多地思考：技術可以改變一個工廠，那能不能改變一個家庭，甚至一群人的命運？他開始主動提出改進意見，研究生產流程，琢磨如何節省成本、提高效率。

在外人看來，他不過是電工崗位上的一名普通青年；可在他自己心里，一個更大的念頭已經悄悄生根——要不要嘗試做一件屬于自己的事？那時距離改革開放的正式拉開帷幕，已經不遠了。

在古家村，生活依舊艱難。被送走又被接回的劉永行，腿傷逐漸好轉，卻再也不愿讓自己的人生交給別人安排。他開始主動跑城鎮，幫人修理收音機、無線電設備，手藝一點點磨出來。每修好一個，他都要多看幾眼內部構造，多問一句原理。時間長了，他對無線電、簡單電器的理解，遠遠超過了一般“修理匠”。

有一次，有人看他忙前忙后，半開玩笑問：“你這腿不好，將來還能干多久？”劉永行只是笑了笑，說了一句：“腿不靈光，腦子總要靈一點。”這話聽著輕巧，背后卻是一種逼出來的現實感：身體的限制，讓他更早意識到，想走遠，靠的不只是力氣。

在陳家長大的劉永美，則更多接觸到農業一線。他對土地并不排斥，反而從種子、肥料、飼料這些細節里，看出不少門道。陳家對種植、養殖的投入不算少，他就在旁邊看、學、問，慢慢摸索出一套自己的判斷：農業不只是“種莊稼、養豬雞”，若能用科學的方式經營，也可能成為一門實實在在的好生意。

最小的劉永好，當時年紀還小，主要在人群和信息的縫隙里長大。他跑得快，消息靈通，誰家收了什么貨，哪家有了小本生意，他都喜歡打聽。久而久之，他對“錢是怎么流動的”有了模糊但敏銳的感覺。后來他走上金融道路，從這一點看，并不突兀。

到了1978年前后，改革開放的風吹起，沿海與內地、城市與農村之間的信息差開始縮小，民間的試探性“弄點副業”的聲音越來越多。很多人還在觀望，劉家兄弟卻已經在各自的小領域里摸出了些門道，這為他們后來抓住機會打下了基礎。

三、兄弟合力與“希望”的誕生

1980年代初，中國的私營經濟剛剛抬頭，各種政策、文件、試點紛紛出臺，既新鮮，又讓人心里沒底。在這種環境下，敢第一個吃螃蟹的人，不是沒風險，而是格外需要膽識和判斷。

劉永言憑借多年在電子廠積累的技術經驗，對“自己辦點什么”已經想了很久。他一邊系統學習企業管理和市場知識，一邊多方打聽政策走向。那時，很多“技術人”還沒從“鐵飯碗”的思路中轉過來，他卻已經開始考慮：技術能不能裝進自己的廠子，而不是永遠待在別人的車間。

有意思的是，這個階段，他并沒有急著大刀闊斧，而是從小規模、低風險的嘗試做起。一方面利用自己掌握的技術，為周邊企業提供設備改造方案，一方面積累資金和人脈。穩扎穩打，看似慢，卻讓他在起步階段少走了不少彎路。

劉永行則憑借熟悉的無線電、修理本領，在城鎮間摸爬滾打。他最初只是修理師傅，后來慢慢嘗試買賣零件，再到參與一些小規模設備采購。他在市場上練出的眼光，與大哥的技術背景，恰好形成互補。一邊懂技術，一邊通市場，這種組合，在當時的私營企業中并不多見。

劉永美把重心放在農業領域。他看準飼料、生豬養殖這些與民生緊密相關的產業，開始思考如何用更科學的方式提升產量和質量。在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過渡的節點上，這樣的想法堪稱超前。他不僅關注產量，也關注營養配比、飼養管理等細節，背后既有田間觀察，也有對資料的系統消化。

與此同時，小弟劉永好開始更多關注資金、資本層面的運作。他從簡單的資金周轉、借貸關系，到更大范圍的資金調度，逐步摸索出一套適應當時經濟環境的思路。對于那些正在萌芽的民營企業來說，資金短缺幾乎是共同問題，他很早就意識到，誰能在資金鏈上找到解法，誰就能在競爭中占先。

在這樣的分工背景下，兄弟幾人之間的聯系越來越緊密。無論是業務上的合作，還是關鍵節點的互相支持，都體現出家族內部極強的凝聚力。有時候，意見難免不同，但在大方向問題上，他們始終保持共識——要做實業，要做長久的事業，而不是一錘子買賣。

1980年代中期，他們順勢而為，創立了以飼料業務起家的企業，這便是后來廣為人知的“希望集團”的雛形。起初規模并不大，設備也談不上先進，但在飼料配方、生產工藝、銷售思路上，兄弟幾人下足了功夫。技術上的把關、市場上的摸索、農業一線的經驗，再加上對資金的合理運作，幾乎構成了一個完整的小型生態。

隨著業務不斷擴大，集團在各地的布局越來越密集，他們逐漸成為中國飼料行業中頗具影響力的力量。值得注意的是，當時民營企業帶著明顯的“新鮮感”，既有機遇，也有質疑。很多人觀望、等待，而他們則在實踐中不斷調整結構，尋找更合適的發展路徑。

在這個過程中，兄弟之間的分工更加清晰：劉永言偏向科技和技術決策，負責把關產品和產業升級；劉永行承擔更多實業拓展，推動車間、廠房、生產線的建設和改造；劉永美深耕農業，帶動更大范圍的現代農業項目；劉永好則漸漸在金融領域搭建平臺，為民營經濟注入更多資金活水。

四、多元布局與四兄弟的高度

到了1990年代，中國經濟加速發展，民營經濟在更大范圍內走上舞臺，競爭也迅速加劇。單一飼料業務已經難以滿足集團長遠發展的需要，劉家兄弟非常清楚，繼續依賴單一產業，風險太大，于是開始了更大范圍的多元布局。

劉永言延續自己對科技的偏好，把目光投向高新技術領域。他格外看重技術在產業升級中的作用，強調研發投入，推動集團從傳統飼料向更廣泛的農牧食品、機械設備、現代農業科技等方向延展。技術部門不再只是附屬，而成為集團戰略中的重要一環。從某種意義上看，他是用工程師的思維在做企業布局。

劉永行則繼續扮演“實業干將”的角色，著力推動集團生產體系的優化升級，從廠區規劃、設備更新到供應鏈協同，他都親力親為。隨著集團涉足鋁業等新產業，他在資源整合、項目推進上發揮了關鍵作用。腿傷給他帶來的不便，反而促使他更多站在整體角度去思考問題，少了一些沖動，多了許多冷靜。

在農業主戰場上，劉永美依靠多年積累，推動新希望集團在農科領域不斷向前。他引進先進的農業設備和管理理念，強調規模養殖、標準化生產和食品安全體系，把傳統養殖業逐步拉向“現代農牧”的方向。他重視技術，也重視農戶利益，嘗試用企業模式帶動周邊農業一同發展。

值得一提的是，小弟劉永好在金融領域的動作，很大程度上改變了兄弟事業的發展空間。1996年，他聯合多方力量發起設立民生銀行，成為中國第一家主要由非公有制企業入股的全國性股份制商業銀行。與傳統金融機構相比，這家銀行更關注中小企業，尤其是民營企業的融資需求。

“很多事情不是做大工程，是幫人跨過一道坎。”據后來回憶，他在內部交流時曾表達過類似的觀點。對那些資金鏈緊繃、又有發展潛力的企業來說，一筆貸款可能決定生死。民生銀行的出現，為大量中小企業提供了更為靈活的金融服務，這在當時的金融格局中無疑是一種突破。

有錢可用，有技術支撐，有實業基礎，有農業根基，這四股力量合在一起，使得希望集團能夠在復雜的市場環境中保持相對穩定的成長節奏。集團業務從飼料拓展到農牧、食品、化工、金融等多個板塊，形成了較為完整的產業鏈布局。

進入21世紀后，兄弟幾人在各自領域陸續登上福布斯富豪榜，資產規模不斷刷新記錄。外界看到的是“億萬富翁”的光環，是龐大的集團，是一項項耀眼的數字。而在古家村老一輩人心中，更難忘卻的是當年那間土屋、那鍋稀粥，以及為了讓孩子活下去而做出的艱難抉擇。

從吃不飽飯的窮娃子，到走上中國民營企業的前列，劉家兄弟的人生軌跡，本身就折射了新中國成立后，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社會結構的深刻變化。出身貧寒并沒有鎖死命運，他們經歷了被送走、被退回、錯失高考、投身工廠、南下打拼、聯手創業，一個個節點，都與時代的脈搏緊密相連。

如果把他們的故事拆開來看，有苦難，有機遇，有個人努力，也有家族之間的信任與扶持；合在一起，就成了一幅頗具代表性的民營企業發展圖景。四個兒子，四條道路，最終在“希望集團”與“民生銀行”等一系列事業中交匯，構成了一個頗為獨特的家族傳奇。

回到最初的那個冬夜，當父母在昏黃的油燈下做出“送走孩子”的決定時，心里裝的不過是“讓孩子們多活一個算一個”的樸素念頭。誰都不會料到，幾十年之后，那四個名字會反復出現在財經新聞、排行榜和各種研究報告之中。命運的轉折往往藏在最平凡的抉擇里，這一點，在劉家的故事中，表現得尤為明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