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阿斯塔納宣布“告別超級總統制”之后,中亞政壇立刻鴉雀無聲。目標是強大的總統、有影響力的議會、負責任的政府。不是用個人威望來承托國家穩定,而是把國家穩定的承重轉移到制度和規則上面去。對哈薩克斯坦而言尤其重要的是能源價格的起伏、鄰國之間爆發的沖突、資本的外流都會對強人政治的基礎造成動搖。
從2017年開始,哈薩克斯坦就陸續開始下放總統權力,2022年動蕩之后改革加快:恢復憲法法院、限制總統親屬任職、加強議會作用,拆解超級總統制成為明確目標。現在更像是一種補房梁的過程:拆舊的同時要建新,劃分權力界限,加大監督力度,重建繼承制度。
兩院合并為一院,設立“庫魯爾泰”作為最高立法機關,有145個席位,采取比例代表制。單院制并不一定就是更加民主或者集中的,它把權力從“院與院”轉移到了“黨團與規則”上。兩種解讀并存:第一種是效率派認為減少否決點有利于基建、能源、工業政策推進;第二種是技術派提醒議程控制更重要,誰設入口、誰定委員會、誰控名單決定實際集中度。比例代表制一旦和高度集中的提名權相結合,就會出現“形式上多元、實際上集中”的情況。
為什么現在要說落地呢?答案為“可預期性”。國際資本看合同是否穩定、政策是否連續、權力交接是否有序。哈薩克斯坦的地緣壓力加大,僅依靠個人信用成本高并且存在很大的風險。制度化另一層含義就是“繼承”,超級總統制把權力圍繞著一個人轉,接班人就是定時炸彈;把可能產生的沖突放進程序和規則里,降低社會為精英博弈所付出的成本。
風險就在眼前,第一是議會能不能掌握預算、真正監督,否則就成了一個空殼子,再漂亮也沒有用。二是黨團能否包容比例代表制,如果名單提名集中,議會辯論熱烈,權力入口仍然狹窄。三是總統與政府的責任邊界能不能落地,防止出現“出了問題怪執行,上面永遠對”的情況,建立起可以追責的權責鏈條。
“強總統、有影響力的議會、負責任的政府”不是照搬西方,也不是一蹴而就地變成多黨輪流執政的模式,而是將國家平衡點向制度方向傾斜:強總統確保戰略的一致性;有影響力的議會把權力分散到透明的程序中;負責任的政府把執行與問責結合在一起,避免權責脫節。
外界除了關心哈薩克斯坦本身之外,也關注著它起到的示范效應。中亞地緣敏感,通道、能源管道牽一發即動全身。如果能把強人政治轉變為規則政治,即使緩慢推進,也會影響外溢。是否跟進不能草率決定,各國結構與能力不同,但是風向傳得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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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決定了哈薩克斯坦是進行“制度升級”還是“更加精致的權力發動機”。前者雖然速度慢一些,但是穩定性更好,合同也更可靠;后者則更快,但是集中度更高,政策更靈活,風險也更大。2022年前后出現了震蕩,產生了焦慮,“新哈薩克斯坦”成為了改革的敘述。托卡耶夫這次把話說滿了,既是自我約束,又是對社會和外界的一種承諾;承諾的價值在于兌現機制,而不僅僅是語言的力量。
如果庫魯爾泰是145席、比例代表制的話,它會起到什么樣的作用取決于規則的具體情況:議程設置權交給誰、政黨名單怎么產生、是否足夠開放使得社會各個層面都能夠進入。如果只是給它披上一件現代的外衣,沿用舊的驅動方式,紅利很快就會被消耗殆盡;但是,如果能把預算權、任命權、監督權等重要的權力制度化,即使過程曲折,國家的制度信用也會不斷累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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