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埔一期唯一被開除的學生，后來成我黨高級將領，是老蔣一生之敵

1899年，浙江諸暨長瀾村的一個貧寒知識分子家里，添了個男娃，父親宣鐵珊給娃取名“宣俠父”。老宣是當地有名的拔貢，詩詞歌賦樣樣行，就是家里窮，早年還替別人考中過舉人。

宣俠父打小就跟著父親學舊學，17歲從店口覺民小學畢業時，不僅舊體詩寫得有模有樣，還練出一手王羲之蘭亭體小楷，連空心字都寫得漂亮，村里街坊都夸這娃是塊讀書的料。

可宣俠父沒走尋常路。1916年，他考上浙江省立特種水產學院的漁撈科，想著學門本事搞實業救國。1920年，憑著優異成績拿到官費留學名額，坐船去了日本北海道帝國大學學水產。

在日本的日子里，宣俠父沒少受氣，洋人看不起中國人，連有些日本同學都帶著有色眼鏡。更讓他揪心的是，國內軍閥混戰，老百姓日子苦不堪言。

也就是在這時候，他接觸到了馬克思主義，看到十月革命讓俄國老百姓翻了身，心里突然亮堂了：光靠實業救不了中國，得搞革命，得讓全國人都站起來！

1922年，因為在日本參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動，浙江水產學校停了他的官費，宣俠父只好回國。

第2年，他在杭州加入共青團，沒幾個月就轉成了共產黨員，從此一門心思撲在革命上。這期間，他認識了老同學金煥善的妹妹金鈴，兩人在艱苦的斗爭里互生情愫。

金鈴母親臨終前，拉著宣俠父的手說：“琳琳給你做老婆，你要好好待她”。

1929年春節前，兩人總算成了家。

1924年5月，黨組織派宣俠父帶一批浙江老鄉去廣州考黃埔軍校。當時一起去的有樊嵩華、陳德法，還有后來大名鼎鼎的胡宗南。說起來，胡宗南能進黃埔，宣俠父還是他的引路人。

這批青年挺爭氣，全考上了黃埔一期，宣俠父因為年紀最大、文才好，說話又詼諧中肯，在同學里特別有威望，還被推舉為學生會負責人，兼三中隊區分部黨小組組長，眼看著前程要亮起來。

可誰也沒料到，開學才短短幾個月，宣俠父就跟校長蔣介石杠上了。那會兒國民黨要在軍校成立黨支部，校黨部和區黨部都是選舉產生，到了分隊黨小組組長，蔣介石卻下了命令：

“由校本部指定，用校長名義公布”。

明眼人都知道，老蔣剛掌權，想把這些未來的軍官拉成自己人。別人都不敢吭聲，宣俠父偏不，寫了份報告遞上去，說這不符合孫中山“以黨治國、以黨治軍”的規矩，得讓各小組自己選。

蔣介石一看報告就火了，把宣俠父叫到辦公室，先是威脅：“你把報告撤了，我就不追究”，見宣俠父不松口，又來軟的：“認個錯，以后跟著我干，少將中將少不了你的”。宣俠父梗著脖子回答：

“選組長的事不合規矩，我提意見是本分；接不接受，是校長的事。我沒做錯，沒什么可悔的！”

蔣介石氣炸了，下了手令要開除他，還留了3天緩沖期，說只要認錯就從輕發落。

這下全校都“炸了鍋”。總教官何應欽帶著教職員求情，軍校黨代表廖仲愷也來勸：“委屈一下，把報告撤了，為革命受點委屈不丟人”。宣俠父卻搖頭：“個人前途算啥？要是連民主風氣都保不住，以后獨裁作風起來了，革命還怎么搞？”

他跟廖仲愷說：“大璞未完終是玉，精鋼寧折不為鉤”，玉石就算沒雕琢好也是玉，好鋼就算斷了也不會彎成鉤子。

3天一到，宣俠父收拾東西，昂首挺胸走出了黃埔校門，成了黃埔一期唯一被開除的學生。

離開黃埔后，1925年，宣俠父就在李大釗的推薦之下，去了馮玉祥的西北軍。那會兒西北軍可不是啥正規部隊，士兵大多是沒讀過書的農民，當官的還愛克扣軍餉，士氣低得很。

宣俠父背著個舊背包，天天跟士兵擠土炕、啃窩頭，白天教他們認字，晚上就點著煤油燈講：“咱們當兵不是為了混飯吃，是為了打跑鬼子，讓家里爹娘老婆孩子能過安穩日子！”

有一回，一個營長把士兵的冬衣錢貪了，士兵們氣得要嘩變。宣俠父沒帶一兵一卒，站在土坡上喊：“兄弟們！咱們的敵人是日本鬼子，不是自己人！要鬧，先把貪錢的官揪出來算賬，不能讓鬼子看笑話！”幾句話就穩住了局面，還幫士兵把冬衣錢要了回來。

馮玉祥后來常跟人說：“宣先生一來，我這西北軍才算有了‘魂’！”

在西北軍的日子里，宣俠父沒閑著。1925年底，他在蘭州和張一悟等人一起，創建了甘肅省第一個黨組織：中共甘肅特別支部。

甘南藏區受軍閥馬麒壓迫，他就幫藏族同胞成立“藏民文化促進會”，還起草《甘邊藏民起訴國人書》，把馬麒的惡行捅到全國，最后逼著馬麒退出了拉卜楞寺。

1926年，他還寫了本《國民軍聯軍概論》，總結西北軍的經驗教訓，字里行間全是對革命的熱情。

可好景不長，1927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馮玉祥也轉向老蔣，開始“清黨”。宣俠父和劉志丹等幾十名共產黨員被裝進悶罐車拉到鄭州，后來在武勝關被扔下火車。輾轉到武漢后，黨組織讓他回浙江老家搞農民運動。

1928年，他在諸暨領導“二五”減租，逼著縣政府答應農民的要求，可也因此被國民黨盯上。新婚第2天，就因為有人告密，幸好有農民給他報信，就這樣，宣俠父連夜翻山逃走。

之后幾年，宣俠父輾轉各地。1930年，他在漢口寫了兩部自傳體小說，用筆名“今秋”“石雁”出版，還說服梁冠英出資在上海辦了湖風書局，專門出版左翼文學刊物，像丁玲主編的《北斗》就是在這兒出的，成了對抗國民黨文化“圍剿”的陣地。

1933年，他去張家口參加馮玉祥的抗日同盟軍，任第五師師長，跟鬼子真刀真槍干。抗日同盟軍失敗后，他又在天津和吉鴻昌一起組織“中國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還介紹吉鴻昌入了黨。

1935年，宣俠父化名“宣古漁”去香港搞統戰，協助李濟深成立了中華民族革命同盟。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后，他又奉周總理之命去西安，任八路軍第18集團軍高級參議，專門做國民黨將領的統戰工作。他利用黃埔同學的關系，跟不少國民黨軍官打交道，動員他們抗日，短短3個月就組織起一支幾千人的抗日游擊隊。

蔣介石看著宣俠父勢力越來越大，又想拉攏他，派人說：“給你個中將參議的官，去重慶辦公，不用跑前線受苦”。宣俠父直接回信：

“我來抗日是為了國家，不是為了戴官帽。前線百姓還在受苦，我哪能去后方享清福？”

老蔣沒轍，又讓黃埔同學去勸，還放話“再不識抬舉，沒好果子吃”。宣俠父提筆寫下“大璞未完終是玉，精鋼寧折不為鉤”，這兩句詩一傳開，連國民黨內部都有人說：“宣俠父這骨頭，比鋼槍還硬！”

硬骨頭的下場，往往是被小人忌憚。1938年4月，蔣介石給西安行營主任蔣鼎文下了密令：“秘密制裁宣俠父”。

蔣鼎文把活兒交給軍統西北區，特務們開始天天盯著宣俠父，還整理了他“五條罪狀”，無非是說他“煽動學生去延安”“拉攏國民黨軍官”“指責中央”。可宣俠父行蹤不定，要么在八路軍辦事處，要么去蔣鼎文公館，要么在家，特務們盯了倆月都沒機會。

后來特務們想了個招：讓一個叫佟榮功的特務換上警察制服，跟著戶籍警去宣俠父家“查戶口”，才算看清了他的模樣。

1938年7月31日傍晚，宣俠父騎著自行車從家里出來，先去了八路軍辦事處，后來又去革命公園給一個年輕同志當籃球裁判。特務們早就埋伏在附近，等宣俠父騎車上路，一輛汽車突然超到前面停下，佟榮功等人跳下來，不由分說就把他往車里推。

宣俠父喊：“我是十八集團軍的！你們想干什么？”特務們惡狠狠地說：“蔣主任請你去講話！”

汽車開到西安別動隊隊部，宣俠父心里清楚自己兇多吉少，可還是鎮定地跟特務理論。結果李俊良提著槍，把他推到籃球場，連開7槍，宣俠父才倒下去。

當天夜里，特務們把他的遺體裝進麻包，扔進下馬陵東城根的一個枯井里，還把他的自行車拆成零件賣掉，想毀尸滅跡。

宣俠父失蹤后，林伯渠天天找蔣鼎文要人，蔣鼎文還裝無辜：“國共合作抗日呢，我們怎么會動共產黨的人？”后來實在瞞不住了，又編瞎話說是“宣俠父在押解漢口途中逃跑了”。

直到1945年，我黨才為宣俠父舉行追悼會，葉挺將軍回憶起他，嘆氣說：“宣俠父要是還在，咱們南方的抗日隊伍，至少能再壯大一倍！”

正義或許會遲到，但絕不會缺席。1951年3月，在遼寧沈陽皇姑屯區的一家雜貨鋪里，幾個便衣警察找到了老板“王子明”，開口就說：“佟榮功！你藏不住了！”

這個當年參與暗殺宣俠父的特務，終于被揪了出來。面對審訊，佟榮功交代了1938年夏天的罪行，這樁沉了13年的血案，才算徹底告破。

宣俠父活了39歲，一輩子沒帶過千軍萬馬，沒打過驚天動地的大仗，可他用一張嘴動員士兵抗日，用一支筆揭露黑暗，用一身骨氣對抗獨裁。他口袋里那本沒寫完的《抗日游擊隊訓練手冊》，紙上全是“怎么打鬼子、怎么保護百姓”的細節，那是他用生命踐行的信仰。

真正的革命者，就算粉身碎骨，骨氣也不會丟；就算歷經磨難，初心也不會變。如今再提起宣俠父，人們記得的不只是“黃埔被開除的學生”，更是那個寧折不彎的革命硬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