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宇嘉
近期,筆者在某縣城調研,當地領導告訴我,縣里機關和國企每年留出寶貴的經費和編制名額,想招聘和留住一些名牌大學畢業生。但每年招錄的人里面,3年以后能留下的不到一半,其余的要么調到市里,或考到省里去,要么就跳槽了,政府和用人單位都很是苦惱。筆者看了一下,這幾年招聘來的人員基本都是985、211畢業或一些知名的一本大學畢業生。
筆者認為,機關也好,事業單位或國企也好,縣或鎮的崗位大多是處理一些基層治理中具體、瑣碎、重復性的事務,比如村(社區)事務協調、社保、醫保等民生服務等,政策宣傳與落實(如防災減災、低保核查),數據填報、檔案整理、日常接待等。這些工作重在做事,對執行力、責任心、溝通能力、本地化適應的要求,遠高于對學歷或名校背景的需求。
而且,在縣城、鄉鎮或偏遠的區域,基層治理上存在一些短板,基礎設施相對薄弱(比如網絡、交通、衛生、文娛等),方言隔閡、地方人情社會規則、辦事邏輯(比如“講關系”“重面子”)與從省會甚至一二線熱點城市來的名校生心理的制度化、程序化環境差異較大,易出現水土不服。“想干大事”的宏觀思維與“天天填表”的微觀瑣碎,形成了巨大的落差。
于是,就像選調至廣西憑祥市、長期扎根鄉鎮和縣城的2019級北大博士畢業生徐釗初到基層的體會,無盡的瑣事、各方的壓力、遺留的問題和哭笑不得的誤解,種種瑣碎像“一地雞毛”,看似無足輕重,卻最易消磨人。讓很多名牌大學生“見難即退”的,就是這些工作和生活的瑣碎,產生了挫敗感和職業倦怠,懷疑堅守下去的意義,直至最后退出。
不過,表面看縣鄉基礎設施相對落后、事務瑣碎繁雜、人情關系盤根錯節,甚至有“秩序混亂”之感。但正是在這種復雜、真實、未經修飾的治理現場中,蘊藏著我國社會最本真的運行邏輯和治理智慧。基層生活最真實的狀態,如誰家因病致貧、哪戶孩子輟學等,這些絕不是報表上的數字,而是帶著溫度、感情和歷史軌跡的一個個具體問題。
只有對這些問題順藤摸瓜地解決,干部才能理解“政策最后一公里”的真正含義——不是文件下發、傳達了就等于落實了,而是在柴米油鹽、田間地頭中找到方案,落地路徑要講政策,也要講人情;要依法辦事,也要靈活變通;要推動發展,也要維護穩定。這種“多線頭、強綜合、高應變”的環境,能極大鍛煉干部的群眾工作能力、應急處置能力、資源整合能力和政治判斷力。
這也驗證了費孝通先生所言:“從實求知”,基層就是“實”的土壤。要具備這種綜合能力,就要“眼睛向下、腳步向下,經常撲下身子、沉到一線,近的遠的都要去,好的差的都要看,干部群眾表揚和批評都要聽,真正把情況摸實摸透”,才能從中汲取成長的養分。很多優秀領導干部回顧成長經歷時都說:“那幾年在鄉鎮,是我一生中最苦也最寶貴的時光。”
總的來看,縣域、鄉鎮基層不是“精英競技場”,而是“實干大舞臺”——這里最稀缺的不是高學歷,而是愿意俯下身子、扎下根子、干出樣子的人。由此,越到基層,財政經費、崗位編制越寶貴,越要破“唯學歷”的人才觀,靠服務年限綁定也沒有太大意義,“走馬燈”式的干部浪費了資源,也不利于增進干群信任。
沒有基層的“泥腿子”經歷,難有未來的“鐵肩膀”擔當。新時代大學畢業生到基層工作,要有這樣的抱負。同時,基層選拔畢業生時要考慮到,一般大專、本科都能操作政務系統,學歷“夠用即可”,本地籍或普通院校畢業生往往家庭就在附近,可能更匹配基層需求。關鍵是,要考察其是否有長遠理想、穩定性高、責任感強、愿意吃苦,更愿長期投入、扎根基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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