統籌做優增量與盤活存量的意義、挑戰與對策，CMF專題報告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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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1日，CMF宏觀經濟熱點問題研討會（第116期）于線上舉行。

本期論壇由中國人民大學國家一級教授、經濟研究所聯席所長、中國宏觀經濟論壇（CMF）聯合創始人、聯席主席楊瑞龍，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中國宏觀經濟論壇（CMF）主要成員劉鳳良聯合主持，聚焦“統籌做優增量與盤活存量的意義、挑戰與對策”，來自政界、學界、企業界的知名經濟學家毛振華、張曉晶、朱天、李迅雷、馬光榮聯合解析。

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副院長、中國宏觀經濟論壇（CMF）主要成員馬光榮代表論壇發布CMF中國宏觀經濟專題報告。

報告圍繞以下三個方面展開：

一、“存量”與“增量”統籌的意義

二、盤活存量的重點領域與關鍵挑戰

三、如何統籌做優增量與盤活存量

一、“存量”與“增量”統籌的意義

2024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首次提出，“必須統籌好做優增量和盤活存量的關系，全面提高資源配置效率?！贝撕笠荒甓嗟亩啻沃匾獣h中，“統籌做優增量與盤活存量”這一重要提法得到重點闡述與持續強調。其中，2025年10月，二十屆四中全會提出，“促進經濟結構優化升級，做優增量、盤活存量”；2025年12月，中央政治局會議提出，“持續擴大內需、優化供給，做優增量、盤活存量”；2026年3月，全國兩會提出，“持續擴大內需、優化供給，做優增量、盤活存量”，并且明確了盤活存量的重點領域，包括在推進財稅金融體制改革章節提出“要積極盤活利用存量資源資產”；在推進城市更新章節明確“盤活利用存量土地和閑置房屋設施”；在加快發展房地產市場新模式部分強調“要探索多渠道盤活存量商品房”。

在經濟學范疇內，增量與存量屬于相對應的概念。其中，增量概念更為大眾所熟知，因通常所說的GDP、消費、儲蓄、投資均屬于增量概念或流量概念。存量概念在過往較長時期內提及較少，其核心涵蓋資產與負債兩大維度。

中國經濟高速增長時期，經濟發展更側重于增量擴張。隨著中國經濟逐步邁入中低速發展的新發展階段，增量增長節奏放緩，但經過數十年高速增長的積累，存量規模已達到相當大的水平。尤其在高速增長階段，我國儲蓄率維持高位，并注重將高儲蓄轉化為高投資，進而形成了規模龐大的存量固定資產。然而，部分存量固定資產使用效率呈下降趨勢。同時，部分存量資產當初通過高負債融資完成投資，隨著使用效率降低，其收入對債務的覆蓋能力持續弱化，債務償付壓力逐步加大，由此衍生出一定的債務與金融風險。在此經濟形勢背景下，經濟發展需從以往關注增量的“做大”轉向注重增量的“做優”，而非單純追求增長速度，這就要求加快培育新動能、發展新質生產力。對于過往被忽視或閑置的存量資源，需著力盤活，既包括盤活規模龐大的存量資產，也涵蓋優化存量資產對應的負債結構。中央這一新表述，標志著我國宏觀經濟管理從以往側重流量管理，邁入流量與存量管理并重統籌的新階段。

總體來看，統籌做優增量與盤活存量具有三方面重要意義。

第一，優化供給，提高資源配置效率。2024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首次提出這一重要表述時，便明確其核心目標之一是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在新發展階段，隨著產業升級推進，部分存量資源所占用的土地、設備、房產及基礎設施，其利用價值逐步減弱。同時，受區域要素流動配置影響，部分地區存量基礎設施因人口規模較小，使用效率與價值持續降低，這類待盤活的存量資源規模龐大。而在增量發展過程中，新的投資機會與新動能對資源配置及土地空間供給存在迫切需求。因此，只有通過盤活存量，才能為做優增量提供資源支撐，進而提升整體資源配置效率，這本質上是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舉措。

經濟增長的過程是“創造性毀滅”的過程。這一過程的實現，一方面需要清理低效存量資源的占用，另一方面要培育高效增量部分。若市場機制運轉有效，優勝劣汰機制將推動低效存量資源向高效增量資源轉化；而在市場機制尚不完善的領域，則需充分發揮有為政府的積極作用，這正是該舉措在優化供給方面的重要意義。

第二，助力擴大內需。盤活存量資產能夠增加資產收益，新增收益可進一步撬動新增投資與消費。同時，存量盤活往往伴隨相應配套投資，無論是老舊廠房及工業園區改造，還是存量基礎設施盤活升級，通過新技術賦能提質，在存量盤活過程中均需同步開展配套新增投資，進而有效擴大內需規模。

第三，有效防范風險。盤活存量資產帶來的收益水平提升也有助于化解債務風險。在盤活存量過程中，通過優化存量資產負債結構，采取降低利率、調整期限等措施，能夠防范化解潛在的經濟金融風險。

從這一角度來看，統籌做優增量與盤活存量對應于國家資產負債表概念。2013年，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加快建立國家統一的經濟核算制度，編制全國和地方資產負債表”。2017年，國務院辦公廳印發《全國和地方資產負債表編制工作方案》，部分地區隨后開展試編工作，目前官方尚未正式公布相關成果。資產負債表本質上體現了存量管理范疇，一端反映國家宏觀資產狀況，另一端體現資產對應的負債情況。2024年，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優化各類增量資源配置和存量結構調整，探索實行國家宏觀資產負債表管理。這一表述意味著我國不僅要編制資產負債表，更要將其服務于國家宏觀調控與宏觀經濟治理實踐。盤活存量的重要前提是建立對存量資產及其對應負債的清晰統計框架，過往我國經濟統計體系更多圍繞流量與增量概念構建，如今轉向存量管理導向，亟需對現有統計制度進行重構。

由此，我們進一步認識到，盤活存量對于當前化解金融風險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當前存量資產中，大部分為政府及國有企業資產。傳統上衡量政府負債率的核心指標為政府債務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重，截至去年年末，顯性法定政府債務規模達96萬億元，對應負債率（即政府債務占GDP比重）為68.5%。僅從該比重來看，顯著低于多數發達經濟體；但若將口徑更寬泛的城投公司及地方融資平臺債務納入統計，該比重將進一步提升，多項測算結果顯示，寬口徑政府負債率已接近100%，據此來看，我國政府負債率已與發達經濟體大致相當。

該指標在多數發達經濟體衡量債務風險時往往具備較強適用性，因為發達國家的債務償還主要依靠GDP增長所產生的稅收收入。但是，但將該指標直接應用于中國情境存在明顯缺陷。發達經濟體的債務多用于一般性民生福利支出，而中國政府債務中，相當大比例投向基礎設施建設，形成了規模龐大的固定資產，且此類由政府債務形成的資產中，不少項目具備自主運營的經營回報。因此，我國債務利息的支付并非僅依賴GDP對應的稅收收入，還可通過固定資產形成的項目回報予以補充。這一資金投向差異構成了中國式舉債與西方經濟體舉債的核心區別，也決定了我國政府債務風險的化解模式并非僅依賴稅收收入，還需納入資產盤活所產生的經營收入。因此對于中國而言，不應僅關注債務與GDP之比，還應該關注債務與資產之比。

在債務與GDP之比衡量政府負債率這一指標基礎之上，部分國外經濟學家提出，只要政府債務利率滿足“r

接下來進一步探討為何在當前發展階段需格外重視存量管理。首先，如前文所述，當前發展階段的顯著特征之一是我國存量資產規模已十分龐大。我國正處于產業結構優化升級與區域經濟布局調整的關鍵時期，這使得原先適配于舊有經濟結構與空間布局的存量資產使用效率逐步下降，而產業升級與布局調整后的新領域對相關資源存在迫切需求。

其次，中國國情下需特別重視存量管理的另一個原因在于：過去數十年高速增長階段，有為政府發揮了關鍵作用，固定資產投資中政府投資占比較高，尤其是基礎設施建設投資。存量資產的盤活本可通過市場自發的優勝劣汰機制實現，但我國市場機制仍存在不夠成熟的地方，在此背景下，亟需市場與政府協同發力，推動存量資源盤活與增量資源做優。

做優增量與盤活存量之間存在密切關聯，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第一，二者呈現“一體兩面”的關系，即盤活存量是“騰籠”，做優增量是“換鳥”。“騰籠”與“換鳥”屬于同步推進的過程：唯有完成“騰籠”，方能引入“新鳥”；唯有明確“換鳥”目標，才需開展“騰籠”行動。因此，盤活存量可為做優增量騰出資源空間，而做優增量亦能為存量盤活創造條件，若缺乏增量支撐與“新鳥”引入，存量盤活便無從談起。

第二，二者存在相互賦能的效應。盤活存量能夠釋放資源與空間，進而產生增量效益，而增量效益可進一步撬動新增消費與投資。與此同時，盤活存量能夠降低債務風險，而金融機構風險水平下降后，其風險容忍度將有所提升，這同樣有助于擴大投資規模，提振新增投資。此外，做優增量有助于培育未來的優質存量，為后續盤活存量奠定基礎。

第三，二者具備協同發力的特征。存量盤活過程本身需要增量投資的支持（如技術改造），二者協同發力，共同推動經濟結構優化。

二、盤活存量的重點領域與關鍵挑戰

本年度政府工作報告明確指出三大重點領域，具體包括存量基礎設施、低效用地與閑置房產，以及近年來房地產市場調整周期中尚未售出的存量商品房。從權屬主體來看，上述三大領域的存量資產中，大部分歸屬于政府或國有企業。私營企業的存量資產與資源可通過市場機制自發實現優勝劣汰，其主動盤活的內生動力較強。而政府層面受過往運行機制影響，長期以來對存量資產盤活重視不足，以及存在規劃設計、激勵機制等短板，相關工作直至近期才逐步啟動推進。因此，行政事業單位資產和國有企業資產（尤其是地方國有企業及地方城投公司資產）是存量盤活的核心對象，此類資產涵蓋地方大量基礎設施、低效用地及閑置房產等關鍵領域。

存量盤活的重點領域可細化為以下兩類。其一，存量基礎設施，包括政府所屬文化場館、橋梁、交通基礎設施及附屬設施、未充分利用的辦公用房，以及國有企業在城市核心區原占用的工業用地等。對政府部門而言，過去數十年積累的存量基礎設施規模極為龐大，但尚未充分運用市場化機制實現盤活，其盈利潛力未能充分釋放。盤活此類資產不僅有助于拓寬地方政府財政收入渠道、化解債務風險，還能為民營企業創造更多投資機會，提升全社會資源配置效率。

其二，土地與房地產領域。一方面，該領域存量規模龐大，盡管當前地價、房價呈下行態勢，但其資金總量在全部存量資產中占比較高。另一方面，土地與房地產具備天然高可盤活性，因為土地不存在折舊問題，房地產折舊速度也比較緩慢，且二者均具備標準化再利用屬性，因此可盤活性在各類存量資產中位居前列。

2022年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進一步盤活存量資產擴大有效投資的意見》，明確提出相關工作要求。對地方政府而言，近年來土地財政收入大幅下滑，財政收支矛盾日益凸顯，因此其通過出讓國有資源資產、盤活存量以彌補財政缺口的動機較強。從財政數據來看，地方國有資產有償使用收入從2019年的0.73萬億元增加到2024年的1.6萬億元，2025年數據尚未公布，預計將達到1.8萬億元以上，累計增長超1萬億元。盡管土地財政收入累計下滑超4萬億元，存量盤活收入無法完全抵消該缺口，但已能彌補約1/4的下滑規模，目前其在地方政府收入結構中的占比已相當可觀。

近年來，地方非稅收入保持快速增長，其增量并非主要來源于罰沒收入與行政事業性收費，而是以盤活資產類收入為主，此類收入占地方非稅收入的比重已超四成，占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的比重達15%以上。隨著盤活存量工作的持續推進，預計未來幾年占比將進一步提升。

當前，盤活存量資產主要面臨四大核心挑戰。第一，優質可盤活資產識別難度大。尤其是在盤活政府、國有企業及地方城投公司所持有的基礎設施資產過程中，需明確：過去多年來，地方政府及融資平臺主導建設了大量基礎設施，但此類資產并非均具備盤活價值。因為大量基礎設施以公益性用途為主，而公益性項目正因其收益屬性較弱，才需由政府作為建設主力。這一特性決定了政府及地方城投旗下資產雖存在部分可盤活標的，但整體收益率難以達到預期水平。

地方政府存量基礎設施的融資來源主要依賴兩類工具：一是地方政府專項債券，截至目前專項債余額已超37萬億元，對應形成相當規模的專項債相關資產；二是地方城投公司未納入法定賬本的隱性債務（規模超60萬億元），此類債務對應形成了龐大的基礎設施類資產。從實際收益情況來看，上述兩類資產的收益率均處于較低水平。專項債的設計初衷是要求項目收益能夠覆蓋債務還本付息，但部分地區因缺乏真正具備收益能力的項目，在專項債項目申報過程中存在一定的項目包裝行為。審計署相關數據顯示，多地專項債項目建成后收益落實率偏低，不足四成；結合2023年披露數據來看，當年專項債利息支出超7000億元，而對應項目收入僅2000多億元，收益落實率實際僅有三成。在城投公司資產方面，根據其財務報表顯示，2023年城投公司平均資產回報率（ROA）約為0.41%。需注意的是，該營業收入中已包含政府給予的各類運營補貼，若剔除這部分補貼，城投公司的實際回報率將轉為負數。綜合來看，上述規模接近百萬億元的政府相關資產，當前整體回報率偏低，雖存在一定盤活潛力，但需清醒認識到：部分資產回報率低的核心原因在于其強公益性屬性，此類基建投資本就缺乏較強的項目回報能力，即便全面引入市場化機制推進盤活，其可實現的盤活收入依然有限。正因如此，城投公司有息債務對應的項目收入極為微薄，這不僅暗藏隱性債務風險，也存在政府隱性兜底的潛在風險。

第二，政府部門盤活動力不足。因為政府資產分散于各相關部門，存量資產盤活收入需納入財政預算統籌安排，各部門無法直接享有盤活收益，因此其主動推進資產盤活的動力相對薄弱。此外，存量資產盤活需多部門協同聯動，協調存在一定困難。與此同時，當前房地產市場處于周期底部，民營企業投資預期偏弱，市場交易意愿相對低迷，進一步加劇了盤活難度。

第三，定價機制構成核心掣肘。對于基礎設施資產而言，有效盤活的重要前提是建立公平合理的公共服務定價機制。若定價機制僵化、定價水平偏低，存量資產將難以產生穩定可觀的收益，進而導致盤活工作難以推進。因此，亟需同步推進公共服務定價機制的配套改革。

第四，盤活行為存在異化風險。受上述三方面因素影響，地方可有效盤活的存量資產規模有限，且在公共服務定價機制未同步調整的情況下，資產盤活收益普遍偏低。盡管部分地方政府近年來盤活存量收入呈現明顯增長，但通過研究發現，約70%的政府盤活資產由本地城投公司承接，民營企業及外地企業參與承接的比例極低。本地城投公司的盤活運營能力與資產承接需求是否匹配，成為亟待解決的重要問題。此外，當前城投公司資金本就較為緊張，承接資產將直接導致其負債規模顯著增長，而營業收入與利潤增長卻相對有限。近年來已有多地新聞報道顯示，部分城投公司通過舉債或直接以所承接的政府資產作為抵押向金融機構獲取貸款，以加杠桿方式承接政府資產。盡管政府由此獲得了盤活收入，但城投公司是否具備足夠的生產經營能力以實現資產收益增加，仍是核心挑戰。只有當城投公司具備充足的經營能力，實現項目收益實質性提升，才能構成真正意義上的盤活；反之，其向金融機構的舉債將面臨較大償債壓力，未來可能引發新的金融風險。

三、如何統籌做優增量與盤活存量

盤活存量資產的核心標志是資產收益實現實質性改善，形成較以往更高且可持續的真實現金流。如果政府只是對資產進行簡單轉讓，或向企業出讓一定期限的經營權，雖然可以實現一次性資金回籠，但承接主體（如地方城投公司）若未能有效提升資產收益與現金流水平，最終仍將形成債務風險。

實現存量資產盤活需堅守市場化方向這一基本原則。第一，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部署存量結構調整工作時，將其納入深化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范疇。在盤活存量資產過程中，需健全并購、破產相關制度體系，優化配套稅收政策，完善以REITs為代表的資產證券化金融工具和土地市場流轉機制。第二，存量基礎設施盤活的市場化機制構建也是關鍵環節之一。若存量基礎設施僅由本地城投公司運營，往往存在運營能力不足的問題，因為城投公司長期以為政府提供投融資為核心職能，市場化經營能力相對有限。因此，在基礎設施領域要加大對民營企業和外地企業的開放力度，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推動存量資產交由高效運營主體管理。第三，理順存量基礎設施類準公共產品的定價機制。第四，對于低效閑置資產，政府可探索實施一次性整體轉讓，并配套推進相關產權制度改革。第五，在充分發揮市場在存量資產盤活中決定性作用的同時，需強化有為政府的積極引導作用。在存量閑置土地和工業園區盤活工作中，需由政府做好規劃統籌與配套保障。并購、破產相關法律制度與稅收政策的優化完善，同樣需要政府推進配套改革。

盤活存量資產的路徑主要包括以下五個方面。一是開展資產全面清查。結合宏觀資產負債表編制工作，全面厘清政府部門與民間部門的資產數量，為存量資產盤活提供重要前提。二是實施分類施策，即分門別類制定盤活策略，多用市場化的手段讓資產“活”起來。三是健全部門協同機制，有效激發各部門盤活分散資產的積極性，打破區域與部門分割壁壘，建立跨部門協調機制。四是強化技術賦能，利用大數據、AI等新技術手段，對傳統存量資產進行數字化、智慧化改造，給老資產裝上“新引擎”，實現效率提升。五是與債務優化相結合。如上文所述，存量資產盤活需提升項目回報率，以滿足“r

關于如何統籌做優增量與盤活存量的協同發展，提出以下兩點建議。第一，以存量支撐增量，通過盤活閑置土地、廠房等資源，為戰略性新興產業及未來產業的落地提供寶貴的物理載體，解決新項目選址難題；提供資金良性循環，通過資產轉讓、證券化等方式獲得收益，將其反哺到新的優質項目投資中；優化資產負債結構，提升資產回報率(p)，降低融資成本(r)，有效修復資產負債表，顯著增強企業與政府的再投資能力。第二，以增量帶動存量，通過技術賦能，運用數字與綠色技術等增量技術，改造賦能傳統存量產業，推動資產的智能化與綠色化升級；通過模式創新創造新需求，拉動存量資產提升運營效率，實現轉型升級。

總結而言，統籌盤活存量與做優增量，是新發展階段推動高質量發展的必然要求，具有提升效率、擴大內需、防范風險三重作用。存量與增量并非對立，而是“騰籠換鳥”的有機整體，必須協同推進，形成合力。推進存量資產盤活，需堅持市場化導向，同時充分發揮有為政府的積極作用。

論壇第二單元，結合CMF中國宏觀經濟專題報告，各位專家圍繞“統籌做優增量與盤活存量的意義、挑戰與對策”展開討論。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研究所聯席所長、教授、中國宏觀經濟論壇（CMF）聯合創始人、聯席主席，中誠信國際首席經濟學家毛振華指出，中國經濟已從傳統短缺時代步入過剩時代，發展階段正從增量主導轉向存量博弈與增量優化并重，這要求我們突破路徑依賴，建立以存量調整為核心的新資源配置方式。過去，我國經濟憑借增量為主的模式實現了快速增長，通過擴大供給、加大投資應對發展難題，形成了固化的政策思維與利益調整模式。但當前存量規模龐大、問題凸顯，疊加國際國內形勢變化導致增量增速放緩，傳統路徑已難以為繼，需將重點轉向存量調整，同時優化增量，這既是新挑戰也是必然要求。

存量調整需加大力度，核心是理順利益關系與生產關系：針對房地產（含住宅、商業地產等）供過于求的現實，應凍結新增供地與新開工（特殊情況除外）；傳統產業及部分新興產業面臨產能過剩與競爭內卷，需通過規范行業競爭、強化并購重組、完善破產機制推動落后產能退出，同時將資金投向從供給端轉向民生領域，提升居民消費能力。做優增量需立足供需兩端，一方面鞏固高新技術與新產業領域優勢，另一方面把握機遇，支持企業出海參與全球產業轉移，借鑒國際經驗拓展發展空間。最終需將盤活存量與做優增量有機結合，以增量優化帶動存量調整，以存量資源支撐增量發展，依托市場機制與政府支持形成良性循環，在改革框架下實現資源配置效率與競爭力的提升。

中歐國際工商學院副院長兼中方教務長朱天認為，在探討宏觀經濟時，“盤活存量、做優增量”常被視作供給側的概念，其核心在于提高閑置與浪費資源的利用效率，并追求高質量、高回報的新增量。然而，這一舉措與需求側同樣息息相關。盤活存量能夠在短期內顯著增加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進而提升其支出能力，而政府的支出能力本身即轉化為實質性的總需求。此外，提高資源利用效率與回報率，也為維持可持續的發債規模奠定了堅實基礎。因此，從需求側審視“盤活存量”，對于理解和應對當前的宏觀經濟形勢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當前宏觀經濟面臨的存量資源閑置問題，本質上與總需求息息相關，表現為供給相對過?；蛐枨髧乐夭蛔恪Ｆ渲?，土地、房屋及部分基礎設施的利用率，均高度依賴于總需求的擴張。相較于投資，刺激消費是更直接、高效且不會產生無效產能的手段，最直接有效的辦法是實施大規模的財政刺激。建議發行總額約4萬億元（約相當于GDP的3%）的消費券，以在短期內顯著提振當期消費。從更長期的視角來看，應當通過結構性轉移支付增加居民的永久性收入。除了直接刺激消費，穩定房地產市場也是提振總需求的關鍵一環。從社會福利最大化的角度出發，政府出資收購這些在建項目并將其轉化為福利住房和廉租房，不僅能有效提振需求，更能顯著改善民生。

中泰國際首席經濟學家李迅雷指出，中國經濟在過去四十余年的改革開放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經濟體量、制造業規模及居民收入增長均在全球屈指可數。然而，隨著經濟體量的持續擴張，中國經濟已實質性步入由存量經濟主導的新時代。在這一階段，增量對存量基本盤的邊際影響正在逐步衰減。當經濟體在體量達到一定規模后，增速自然放緩是客觀規律。我國主動將GDP預期增長目標調低至4.5%-5%，反映出我國順應這一宏觀規律、將發展重心轉向提升經濟增長質量。因此，“盤活存量”在當前的宏觀經濟政策中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

針對當前的宏觀經濟痛點，盤活存量空間依然廣闊，具體可從以下四個維度發力。第一，發行中央特別國債置換地方高息債務。建議加大由中央財政發行低成本（如2%左右）特別國債置換地方債的力度，切實化解地方債務風險。第二，通過市場化手段盤活國有資產。例如，可考慮將部分國有股權無償劃轉給市場化運作程度較高的全國社?；稹?strong>第三，拓寬投資渠道與釋放高端消費潛力。需為龐大的居民儲蓄提供更加多元化、優質的投資渠道，并積極鼓勵和發展服務型消費與高端消費，承接高收入群體的消費需求。第四，深化財稅體制與國民收入分配改革。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促進要素跨區域市場化流動。

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主任張曉晶認為，存量改革的必要性不僅在于實現存量資源的優化配置，更根本的在于其必然涉及對固有利益格局的深刻調整。盤活存量資產具有深遠的宏觀經濟意義，包括：第一，隨著GDP增速的平緩回落，中國存量資產規模日益龐大，深挖這部分龐大存量資源的潛力已成為時代要求；第二，在土地財政等傳統非稅收入增長乏力的背景下，必須在存量資產上做文章，以應對新的現實挑戰；第三，發達經濟體同樣擁有規模龐大但收益率低下的公共資產，公共資產收益率的微小提升便能滿足全球基礎設施的投資需求，中國可借鑒西方經驗提升國家公共財富的效能。第四，面對國際評級機構的疑慮，若不能將低效、沉睡的公共資產轉化為可用資產，將直接制約宏觀化債政策的效用及中央政府信用擴張的空間。

科學推進存量盤活，首要前提是全面摸清國家資產負債表的真實家底。根據測算，當前我國公共部門的總財富規模約為280萬億元，地方公共資產規模高達190萬億元左右；扣除約50萬億元的地方隱性債務后，地方實際可盤活的凈資產規模約在140萬億元量級，這與我國當前的年度GDP總規?；鞠喈敗Ｈ欢?，在這百萬億級的龐大資產中，沉淀了大量低效的閑置資源。關于盤活存量資產的實踐路徑，政策建議如下：第一，鼓勵并包容地方政府的創新探索，對改革探索中出現的失誤予以合理包容；第二，充分借鑒國際先進經驗；第三，立足長遠運營，避免簡單金融化，實現從“融資主導”向“運營提升”的模式跨越，切實提高國有資產的長期運營效率與真實收益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