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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幻作家陳楸帆正步入創作力蓬勃期,《重生的金漆木雕》《剎海》《人生算法》新版等作品持續推出。而他的活躍版圖遠不止于科幻,他頻繁穿梭于科技、文學、教育、非遺與影像之間,宛如希臘神話中跨越三界的信使赫爾墨斯,讓原本平行的領域相遇、碰撞,煥發新生。
采訪陳楸帆,仿佛推開多扇通向不同世界的窗:一扇映照著潮汕祠堂的裊裊香火,一扇直面奔涌不息的數據流,還有一扇通往他內心對自我與時代的獨特思考。談技術時,他帶著人文的溫度;講述故鄉時,又懷揣宇宙的視角。
作為中國“科幻現實主義”最具標志性的創作者與闡釋者,陳楸帆從不簡單地借科幻構筑遙遠的烏托邦或末日奇觀,而是始終將之視作直面本土現實、凝視近未來命運的思想工具。他的寫作深深扎根于中國的社會現實,從鄉土變遷、階層流動、技術沖擊,到文化身份與數字生存,所有幻想皆源于現實、指向現實,讓科幻成為映照當下、預判未來的“現實主義新維度”。
從早期以科幻為刃,直面時代病灶與現實困境,到近年轉向“連接”與“共生”的命題,他不斷拓寬“科幻現實主義”的邊界:不再止步于批判與反思,更致力于讓傳統文化、地域根脈與未來文明彼此對話、相互成就。在他的科幻世界里,傳統文化得以訴說自身的前途與命運,地域文化也從科幻作品里的背景點綴與符號化素材,蛻變為科幻想象的獨特驅動。
寫作的路徑:
從診斷時代,到探索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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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楸帆的創作生涯中,早年的《荒潮》以潮汕貴嶼為原型,犀利剖析電子垃圾、資本擴張與技術異化對故土的侵蝕;近年的《重生的金漆木雕》《人生算法》《剎海》等作品,則聚焦人與技術、自然、文明的共生之道,其筆觸也從對外在困境的批判,轉向對修復、融合與未來出路的深層求索。
這一歷程,清晰展現出他創作重心的遷移軌跡:從單一的技術批判,走向技術與文化的雙向賦能——不再滿足于書寫科技對人的壓迫,更嘗試用數字技術活化金漆木雕等潮汕非遺,讓傳統在未來語境中獲得新生;其創作關懷也從個體生存的微觀敘事,拓展至文明對話、生態存續的宏大命題。
Q
回顧你的創作歷程,能清晰看到一條不斷演進的路徑。你自己會把創作劃分為幾個階段?每個階段的核心特征是什么?
我把自己的創作分成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大學時期的習作和模仿階段,大概從2004年到2008年,當時我在北大中文系讀書,開始在《科幻世界》等刊物上發短篇,比如《墳》《深瞳》《第七愿望》。不過那時寫東西,大多還是借鑒西方科幻的寫法,處于摸索階段,還沒形成自己穩定的表達,也沒能把自己的現實體驗真正融入到小說里。
第二階段是現實覺醒的摸索期。2008年我暫時停筆,剛踏入社會的我,開始認真琢磨:寫作到底要表達什么、承載什么?怎么把個人感受、現實觀察真正融進科幻寫作里?這段沉淀讓我徹底告別單純模仿,嘗試用科幻的方式關注本土現實。而故鄉潮汕,成為我的第一個切入點,于是就有了2013年《荒潮》的出版。
Q
所以《荒潮》是你第二階段的標志性成果,也是創作成熟的關鍵節點?
《荒潮》是我第一部長篇,也是我的一個重要突破,確立了科幻現實主義的寫作方向。它以潮汕貴嶼電子垃圾村為現實原型,用科幻的想象放大技術異化的隱憂,涉及生態污染、資本擴張、人機改造、數據入侵等等,社會批判色彩極強。我當時的寫作核心是“診斷時代”——把被遮蔽的現實傷口撕開,讓讀者看見技術、資本與鄉土交織的真實困境。
從《荒潮》的批判立場,到后來聚焦“共生”命題,這就進入了你的第三階段?
對,第三階段就是從批判走向共生、從診斷走向建構。這個轉變大概從2015年之后逐步清晰,一直延續到現在。
我漸漸意識到,批判不是終點。科幻的價值不止于反映現實,更在于回應并重塑現實。于是,創作重心從“對立批判”轉向“系統重建”,“共生”成為核心命題——探討人與技術、人與生態,以及不同文明之間、傳統與未來之間如何實現共存。
Q
在后續的作品中,具體是如何呈現這一創作演變軌跡的?
2019年《人生算法》初版時,還在書寫人機對抗的焦慮;到2020年策劃并參與“共生紀”AI協同創作項目、2022年推出《AI未來進行式》,再到2025年推出《人生算法》新版與《剎海》,我一步步推動自己的創作從“人機對抗”走向“人機共生”,進而延伸到文明、生態層面的共生探索。我也開始將技術視為文化賦能的工具,讓科幻與地域文化、傳統倫理深度融合,探尋更具根性的未來想象。
Q
這種轉向是否也受到了技術飛速發展的直接影響?
技術現實的沖擊是最直接的動因。人類的思維天生是線性的,習慣用簡單的加減法推演,而技術發展是指數級的非線性增長,這種認知落差讓我們總會低估技術的變革速度,也高估自身的預判能力。撰寫《人生算法》初版時,AI還只是小眾的未來議題;2018年一場活動上,主持人問誰相信AI能取代人類寫作,在場的純文學作家幾乎都表示質疑,只有我和韓松舉手認為這是必然趨勢——短短幾年間,AIGC便席卷了創作領域,現實的發展速度遠超科幻想象。
Q
《人生算法》新版新增的篇目,也在深化這一思考嗎?
是的,新增的4篇都和AI相關,往更精神、更復雜的層面走,有非線性敘事,也有家族史的梳理,甚至觸及生死。最后一篇《他者之愛》,講的是人離世后的“中陰”狀態——它不是傳統宗教概念,而是AI算法智能體構建的空間。它會幫你回顧一生的遺憾與未竟之事,用跨模態、通感的方式完成一種特殊的和解,這也是我對人與技術、生命與記憶的新思考。
Q
你很早就提出“科幻現實主義”,這個概念如今已經成為學界研究的重要方向,你如何看待它的發展?
其實20世紀80年代鄭文光先生就提出過相關概念,主張科幻不僅僅是科普,更要反映社會問題,只是當時沒有更深入的闡釋。我在2013年的星云獎大會上重新闡釋了它,賦予它更契合當下技術與社會的新內涵。這些年經過我、韓松老師和更多創作者、研究者的補充完善,現在“科幻現實主義”真正成為了能進入文學史的核心概念。
Q
最近,你對科幻寫作的探索方向,發生了怎樣的轉變?
變化太大了,我到現在都覺得,自己的寫作才剛剛上道。以前很長一段時間,我都是直覺性寫作,不清楚方向所在;甚至還有過炫耀式的寫作,總想證明自己懂得多、看得遠,那是一種向外展示、向外證明的寫作。
而現在,我的寫作真正進入了向內探索的階段。不再執著于向外看世界有多大,也不再在意技術奇觀的展示,反而開始追問最根本的問題:到底是什么定義了“我”,定義了“人”?這背后是非常深層的內容——家族歷史,幾代人的命運,文化里那些看不見卻真實存在的底層力量。有點兒像宇宙里的暗物質,沒有顯性形態,卻始終產生著巨大的影響。用AI的概念來說,就是決定一切的潛在空間(Latent Space)——即AI模型中未被直接標注、卻決定數據特征與輸出結果的底層空間。這些看不見的深層結構,才是我現在最想探索、最想書寫的。
Q
當創作重心轉向向內扎根后,你對科幻寫作的價值,有了哪些新的理解?
早年選擇科幻,是因為它能讓我與現實保持一段安全的審美距離,用虛構的外殼包裹現實批判,不必直白地面對復雜議題。現在,寫作對我而言更是一個向內探索、扎根溯源的過程。
我漸漸發現,技術奇觀本身已經不再重要,比起炫技式的設定,更值得書寫的是那些構成我們精神底色的人文積淀——比如地域文化的浸潤、群體記憶的傳承。這種認知讓我的創作慢慢有了“根”,也讓“共生”不再是抽象的科幻概念,而是能落地、可感知的未來敘事路徑。
血脈的覺醒:
從逃離者到“潮汕未來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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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楸帆創作的向內扎根,究其根本,正是源于他與故鄉潮汕的一場漫長的精神和解。少年時代的他,一心想要逃離這片土地,視傳統習俗為陳舊的束縛;步入三十歲后,他卻完成了一場深刻的“血脈覺醒”——從刻意疏離到主動擁抱,并將潮汕的文化基因,轉化為科幻創作的精神根基與獨特內核。
回望其創作,原鄉元素的運用經歷了一個從淺嘗輒止到深耕細作、層層深化的過程。早期《荒潮》以現實中潮汕貴嶼電子垃圾村為原型,將宗族祭祀、鄉土民俗與科幻敘事交織,潮汕文化尚是背景化的“在地”底色,作為故事發生的場景默默存在。
2017年前后,《巴鱗》《匣中祠堂》成為他深耕潮汕文化的重要嘗試,這兩篇均為陳楸帆的短篇作品,收錄于2020年出版的小說集《異化引擎》中。《匣中祠堂》率先將潮汕非遺、宗祠儀式與VR等前沿技術結合,聚焦父子倫理與代際沖突,探討傳統技藝的傳承困境。此時地域文化已成為敘事的核心驅動,打破了此前背景化的呈現方式。
2022年以后,他的創作持續深化,2026年推出的《重生的金漆木雕》與2025年發表的《剎海》形成呼應與延伸——前者以虛擬宗祠為載體,進一步挖掘金漆木雕背后的家族記憶與文化傳承,讓非遺在數字時代實現“溫暖重生”的文學想象;后者則將紅頭船精神、海洋商貿文化與僑民遷徙記憶融入近未來科幻敘事,推動潮汕文化從地域符號,升華為探討文明共生、人類未來的精神底色,完成了地域文化與科幻創作的深度共生。
Q
你提出了極具辨識度的“潮汕未來主義”,但據說,你年少時非但不愿與潮汕綁定,甚至一心想要逃離,這種巨大的轉變是如何發生的?
是的,小時候滿腦子都是逃離故鄉。一方面是覺得生長的地方太小、太受束縛,迫切向往更廣闊、更自由的外部世界;另一方面,我們在學校接受的是唯物主義教育,讓我更傾向于理性、現代的事物,對身邊的傳統習俗有一種本能的疏離。
比如家里老人總愛聽潮劇,而我想看動畫片,搶電視就成了家常便飯,這其實就是一種新舊觀念的微小碰撞。而且潮汕地區對傳統習俗的重視,滲透在日常的每一個細節里——每月祭祀祖先、祭拜天地,還有各種民俗儀式。說實話,小時候只覺得繁瑣又多余,總想躲開。
Q
從抗拒到接納,這種對故鄉與傳統的認知轉變,是在哪個階段真正發生的?背后有哪些關鍵的自我覺察?
轉變集中在三十歲以后,這種覺察變得越來越強烈。我慢慢發現,自己身上有很多抹不掉的潮汕印記,尤其是潮汕人那種“內守傳統、外拓世界”的雙重特質,在我身上體現得淋漓盡致。
比如,無論我走多遠、在外待多久,每年春節一定得回家,這是刻在骨子里的本能,是一種無法割舍的歸屬感;但與此同時,我又始終懷揣著強烈的“向外走”的沖動,總想探索更廣闊的世界。我很早就萌生了讓中國科幻“走出去”的想法,這在當年的國內創作環境里,很少有人關注和嘗試。早在2008年,我就主動翻譯、引薦美籍華裔科幻作家劉宇昆的英文作品進入國內,幫他深度接入中國科幻圈;也正是這段聯結,為后來的跨文化譯介埋下伏筆——劉宇昆之后受邀翻譯《三體》第一部與第二部,我們以不同方式合力推動中國科幻真正走向世界。這些選擇,其實都和我骨子里“向外拓展”的潮汕特質息息相關。深入骨血的故鄉印記,在歲月沉淀中慢慢蘇醒,最終促成了我在文化與精神層面的“血脈覺醒”。
Q
比如具體哪一個故鄉場景,讓你真切感知到潮汕文化的獨特性,并且意識到,“故鄉”是無法剝離的?
有一個場景我印象很深。我小時候住的巷子口,有一座香火很旺的土地廟,鄰里們有心事、有難處,都會去那里擲筊問卜,尋求一份慰藉。很長一段時間里,我都以為這就是中國人最尋常的生活圖景,是所有人都習以為常的日常。
直到后來離開家鄉,走了很多地方,才發現——這根本不是普遍的生活方式,而是獨屬于潮汕、兼具煙火氣與民俗特質的文化景觀。這種“回頭看才懂”的認知,也讓我更清晰地意識到,故鄉的文化早已悄悄刻在我身上。那種香火混合著濕氣的味道,那種在嚴肅儀式中透出的鄰里家常感,構成了我理解“人與超自然”“個體與社群”關系的原始模板。
Q
哪些經歷或思考,促使你不僅接納,更進而提煉出“潮汕未來主義”這一概念?
《荒潮》可以說是這場轉變的起點,而故事的最初線索,正來自潮汕老家的發小。2011年夏天我回汕頭,和發小聚會時,他聊起了距汕頭約50公里的貴嶼——在這座曾聞名全球的電子垃圾拆解基地,當地人用原始手段處理洋垃圾,無防護作業造成了重度的水土與空氣污染,還有孩子坐在電子垃圾堆上玩耍的觸目場景……這些細節深深觸動了我,而在此之前,我對家鄉的這一面竟全然無知。后來我前往貴嶼實地調研、搜集素材,最終以其為原型虛構了“硅嶼”,完成了《荒潮》的創作。
從《荒潮》開始,故鄉給了我創作的底氣和根基,從此我更加有意識地從潮汕文化中汲取養分。在此之前,我甚至不太愿意對外強調自己是潮汕人,總想刻意弱化這份地域標簽。
Q
覺醒之后,你看待潮汕傳統、宗族與民俗的視角,發生了哪些根本性改變?
可以說是徹底反轉了。以前覺得繁瑣的祭祀、風水等儀式,現在我更愿意將其理解為“集體記憶的傳承載體”。正是這些儀式、方言、宗族網絡,讓散落在全球各地的潮汕人能夠彼此識別、相互幫扶,形成一種獨特而堅韌的去中心化凝聚力。
我也開始拒絕符號化的“本土獵奇”式書寫,不再單純堆砌潮汕元素,而是深挖潮汕族群的遷徙史、華僑文化與宗族倫理,試圖以獨屬于潮汕的文化特質,為中國科幻建構差異化的身份標識。
Q
當“潮汕未來主義”這個概念逐漸清晰后,它為你想象和構建未來,提供了怎樣不同的敘事視角或思考框架?
它提供了一種“從地方性出發,抵達普遍性未來”的思考路徑,這改變了我觀察未來的方式。以前,我們想象未來時,常常不自覺地套用西方科幻的模板;“潮汕未來主義”則意味著:未來不是文化根脈的斷裂,而是其最深層基因的激活與放大。我常常這樣設想:如果人類未來走向星際移民,潮汕社群很可能會把祠堂、英歌舞、功夫茶具連同族譜一起帶上飛船——這不是懷舊,而是一種文化生存的本能。在最極端的環境變遷中,最堅韌、最地域化的文化模板,反而可能成為構建新共同體的精神內核。
這也就是我正在創作的青少年科幻系列《英歌沸騰》想探討的:潮汕人作為星際移民,如何在異星堅守并重構自己的文化家園。這個視角的核心在于相信:最深植于故土血脈的東西,往往蘊含著跨越時空的生存智慧與凝聚力,因而也最具未來的普遍性。它讓我在思考任何技術命題——比如AI倫理或數字永生時,都會下意識地問:如果從一個潮汕宗族的視角來看,這會如何影響我們的記憶傳承與倫理關系?這種“在地化”的思維實驗,往往能撞出意想不到的未來火花。
創作的方法:
借 AI開辟認知,以肉身確認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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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AI對創作領域的沖擊,陳楸帆既非盲目樂觀,也非一味恐懼。他冷靜提出“生態位”分析,同時躬身入局,將AI轉化為思維輔助工具。他的獨特之處在于,在深度利用技術的同時,比任何人都更強調“肉身經驗”的不可替代——那些手寫的涂鴉、田野調查的氣味、身體在場的感受,才是靈感真正的源頭。他可以嫻熟地讓AI扮演蘇格拉底與莊子,進行自由辯論,卻堅持用最笨拙的手寫,去捕捉那一縷倏忽即逝的靈感。
Q
AI是當前創作者無法回避的挑戰,你提出的“生態位”理論很犀利。你如何定位AI與處于各生態創作者的關系?
我的“生態位”理論,核心是說AI會給創作行業劃一條“安全水位線”。這條線以上的創作者,有自己的風格、思想和不可替代的特質,AI會成為助力;而線以下的創作者,可能會面臨更大的生存壓力。現在出版市場本就不景氣,很多新人出書極其困難,AI的出現會讓這種分化更明顯。但對于已經建立起自身創作地位的作者,AI的影響其實不大——畢竟,寫作的好壞與市場成功,本身就是越來越復雜的兩件事。
所以AI對創作的影響,最終還是回歸到創作者的核心特質上。我現在更看重的,是把AI當作教育工具和思維伙伴。我在學校教創意寫作,始終認為評價的重點不是最終作品,而是學生在創作過程中“學到了什么”。AI可以幫我們訓練審美和判斷力,比如區分AI文本與人類文本、在海量信息中辨識風格差異,這是一個通過AI輔助,更清晰地理解自我創作特質的過程,核心始終是“我”,而非AI。
Q
除了作為高級搜索引擎,你用AI輔助創作有什么特別方法?
我常常用它做“思維訓練”。比如,讓不同的AI角色扮演歷史上風格迥異的作家或哲學家,就同一個主題展開辯論,我則作為觀察者,梳理不同的思維路徑、吸收多元的視角。還有一種用法,是讓AI分析我的聊天紀錄,然后誠懇地告訴我:作為一個人,我最大的認知盲區是什么——這種外部視角的反饋,非常珍貴,能幫我打破思維定式。
我還用AI建立個人知識庫,存了幾百本電子書并按主題分類。當我困惑“小說開頭怎么寫”,或者想梳理某類創作手法時,它能立刻從所有書中提取相關觀點,對比、列表……極大提升了學習和創作的效率。AI最擅長的就是在交叉學科間搭建關聯,這是個體很難快速做到的。
Q
你同時又極度重視手寫、田野調查這些 “低科技”手段,這種反差背后的考量是什么?
這是一種自覺的平衡。越是在技術帶來無限便捷的時代,越要主動“吃苦”,保衛那些容易被技術侵蝕的能力。手寫很痛苦,它調動的神經通路和鍵盤打字完全不同,可這種非線性、可涂畫、可隨時修改的過程,常常能催生鍵盤打字無法帶來的意外靈感。我隨身帶著紙質筆記本,家里也存了一抽屜寫滿的本子,這些都是我創作的“靈感寶庫”。
更重要的是,我堅信“肉身經驗”不可替代。
我寫的很多故事,靈感都源于親身抵達的地方——我需要感受當地的光線、氣味、溫度,觀察當地人的神態與生活狀態,這些細節是坐在家里想象不出來的。比如我的短篇《麗江的魚兒們》,核心設定是“時間流速差異”,這個靈感就來自我在麗江感受到的、與深圳截然不同的緩慢節奏。
創作終歸要扎根于真實的感受,肉身的在場,才是連接虛構與現實的關鍵。
“赫爾墨斯”的價值:
穿梭于交叉地帶
陳楸帆的職業履歷難以被單一標簽定義:北大中文系畢業,做過房地產營銷,待過谷歌和百度,如今是作家、教師與科技顧問。這種看似跳躍的路徑,實則是他探索世界的好奇心使然。在專業細分、話語隔絕的當下,他主動扮演起“赫爾墨斯”的角色——如同這位穿梭于神、人、冥三界的信使,他在人文與科技、本土與全球、虛構與現實之間傳遞信息、搭建橋梁,尋找對話與創新的可能。
Q
你的職業身份非常多元,這種跨界經歷是機緣巧合,還是主動選擇?
我的路子可能有點兒“野”。畢業后第一份工作是房地產的品牌營銷,跑樓盤、拍宣傳片,做了一段時間后,覺得那行的技術含量不高,就果斷轉向了互聯網。在谷歌和百度,我做的是廣告相關的工作,需要頻繁對接工程師,與他們的日常交流讓我對技術的理解不再浮于表面,慢慢摸清了科技人的思維方式。
有意思的是,科技公司里很多工程師都是科幻迷,和他們的交流中我發現:作家寫作和他們的工作其實有相通之處——都是把抽象的想法,轉化為具體可感的東西,本質上都是“講故事”的過程,只是載體不同。
Q
這種跨界經歷,對你作為創作者的核心滋養是什么?
它讓我習慣了在不同的話語體系間切換,也讓我學會了用多元視角看待世界。我常把自己比作希臘神話里的赫爾墨斯,一個在神、人、冥三界傳遞信息的信使,我的價值或許就在于提供跨視角的洞察。和科學家聊天,我會從人文倫理的角度提出疑問;和人文學者交流,我會分享技術邏輯與現實應用,這種“故意的錯位”,反而容易激發新的思考與創新。
我一直深信,真正的創新往往誕生在學科的交叉地帶。這種“連接者”的角色,或許也是潮汕人“務實的理想主義”的一種體現:眼光可以放得很遠,但行動要從具體的連接開始。
Q
經歷了從批判到共生、從逃離到回歸、從擁抱科技到捍衛肉身的過程,你是否找到了“我是誰”這個問題的答案?
這個問題或許沒有終極答案,它更像是一個持續追問的過程。但它會指向一些更樸素的存在之問:我源自何處?我與身后的文化有何種聯系?我能為這個世界創造什么?寫作本身,就是在不斷回應這些追問——答案可能會隨著人生階段變化,但追問的姿態,能讓我保持清醒與開放。
這就好比一場個人的“奧德賽”:遠行、冒險,最終歸來。但歸來時,無論是作為“英雄”的我,還是作為“故鄉”的潮汕,都已經不是舊日的模樣——我們都站在了新的起點上,準備著下一次出發。
希臘神話《奧德賽》中,國王尤利西斯歷經漫長艱險的漂泊,終于歸家。陳楸帆在創作旅程上的精神歸鄉,同樣走過了一段曲折的漫漫長路,而他為這場歸鄉帶回的,是被未來科技重新解碼的古老“源代碼”。這位當下的“赫爾墨斯”最終發現,自己想要傳遞的重要信息,早已藏在他出發的地方。古老的源代碼,如今化作他想象未來、連接世界的獨特引擎;而他的寫作,正是讓故鄉祠堂的香火,照亮人類在未知中的棲居之路。
這或許也為身處劇變時代的我們,帶來一份珍貴啟示:唯有扎根自身的文化根脈,方能汲取面向未來、源源不絕的想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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