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不必成為學者

作家發表文章，不一定成為學有所成的學者。很多學者能寫研究性的專著，卻不是作家。

作家是寫作不錯的人，還是不斷學習的人，可能要讀很多專業書，不僅要讀文學書，而且要讀哲學書、社會學的書、經濟學的書、政治學的書，物理學的書等等，只要能讀懂，就能讀下去，而且讀的書是有用的，很容易給作家提供寫作素材。有的作家不太懂古漢語和現代漢語的語法，甚至還寫錯別字，但就是可以寫成漂亮的文章。也就是說，作家不一定有多么高的水平，不一定非得成為術業有專攻的學者。只要作家有感情就夠了，當然還要有一定的文字水平，起碼會對一些文字運用自如，能夠運用文字表達自己的感情，而不是不會寫字。在作家那里，文字只是一種工具，而不是終極追求目標。學者不一定是作家，有很多學富五車的教授、副教授、研究員、副研究員，雖然可以很好地講小說史、小說論，卻寫不成小說。還有的研究詩歌，有的研究話劇，有的研究散文理論，也出過專著，其實就是出版研究性的論文，卻偏偏寫不成像樣的文學作品。有的學者專門研究文字，研究比較深刻，卻寫不成散文，也寫不成小說。可是他們往往看不起作家，認為一些作家總是頭重腳輕，缺乏理論根底，也缺乏自己的研究。甚至他們會寫文學評論，評論一些作家的小說，卻偏偏寫不成那樣的小說。似乎評論小說可以高于小說，但并不是小說創作本身。

即便是專業的文學評論家，也不一定能寫成小說，只是在評論的領域有所建樹而已。文學評論不等于文學創作本身。文學評論算是理性的評論，而文學創作本身需要感性和理性的融合，似乎需要感性更多一些。雖然搞文學創作的作家并不一定寫了膾炙人口作品，也不算是學者，但他們的作品可以流傳上千年。不管是李白、杜甫，還是韓愈、柳宗元；不管是關漢卿、王實甫，還是蒲松齡、曹雪芹；不管是荷馬，還是但丁；不管是巴爾扎克，還是托爾斯泰，都算是偉大的作家，但他們不是偉大的文學評論家，也不是大學里的教授。很多文學評論出現了，也有很多專門研究文學的學者，似乎評論得頭頭是道。可是他們寫不出一篇像樣的文學作品，總是讓人懷疑他們的根底。但他們會抱團取暖，會形成自己的小圈子，還會像古代文人那樣互相吹捧，當然就比較出名了。即便是中文系的學生，跟著他們學習文學理論，也照樣寫不出像樣的文學作品。其實文學作品的寫作和評論是兩回事，寫作似乎更難，但對于作家來說，寫作似乎更容易。因為作家在寫作之前會積累創作素材，當素材積累到一定的程度，就要寫作，而且要全身心投入，似乎不受外界干擾，當然感性的成分會多一些，還會對自己的作品時時給予理性關照。

可是文學評論家卻不會那樣，總是站在俯視的角度來評價文學作品。他們沒有創作的艱辛，也不知道作家到底是怎么想的，只是憑借文字來揣測作家的意圖。當然會出現很大的問題，可是他們堅信自己揣測的是對的。倘若明明他們錯了，他們也不會承認錯誤，而是仍然錯上加錯，繼續寫文章來評論，似乎可以在錯誤的基礎上形成一定的評價體系，而且形成一定的評價模式，凡是作品都可以按照這種模式來評價。研究理論的學者就是這樣，喜歡把所有的東西都納入自己的理論體系，而且要形成模式。其實這種思考的邏輯是錯誤的，因為文學作品是活潑的東西，能夠體現時代的特色，當然也能體現作家的個性特征。至今為止，沒有任何一個人聲稱讀懂了一部文學作品。因為文學作品具有多義性，并不是意義單一的。即便是很多研究者共同研究一部經典名著，也不可能完全研究透徹，因為文學名著的意義太多了，各種指向太多了，并不是研究者能夠完全發覺的。倘若按照一種指向來解讀文學作品，就會給讀者帶來誤解，甚至以訛傳訛。可是學者偏偏要從一種角度來解讀文學作品，并且認為自己解讀的是正確的，其他人解讀的可能是錯的。如此一來，學者就比較自信，而且要帶學生，要一代一代傳播自己的思想，實際上傳播的都是偏頗的思想。

作家創作比較感性化，沒必要成為學者完全，可以投入到作品中，沒必要被某些文學理論束縛手腳。對于一個作家來說，生活不僅僅是吃喝拉撒睡，上班下班，也不僅僅是寫作素材，應該是一種文化的對象、文化的實體。作家應該時時從生活中得到對于自己的源遠流長的文化傳統的驗證、啟示、補充、發展，才能從生活出發，對文化作出貢獻。也就是作家要時時在生活中發現新鮮的素材，同時還要注重文化本身的特征，用獨具個性的語言來描繪某些事件，來塑造人物形象。倘若作家完全被所謂學者的理論束縛了手腳，就會按照學者的理論來寫作文學作品，當然會用先入為主的觀念來指導創作，這是最要不得的。先入為主的觀念會限制作家的思想，甚至會塑造連作家都不愿意看到的人物形象。畢竟學者的理論比較生硬死板，甚至很多理論詞不達意。并不是理論完全能夠指導實踐，而是創作的實踐是靈動的，而不是呆板的。學者的理論恰恰是呆板的，并不能約束靈動的創作思維。作家在創作中，完全可以我行我素，按照自己的思路來，不必被理論束縛手腳，也不必對某個學者表示完全的尊敬。除非學者本身是作家，理解創作的辛苦和靈動的思維，就不會寫理論文章約束作家的創作了。作家的思想不僅僅是一個道德規范、行為規范的范疇，而且是一個認識論的范疇，應該反映的是一個民族、一個社會究竟在什么程度上掌握了歷史發展和宇宙變化的規律，究竟掌握了多少真理，而這一切離不開對于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哲學的知識的掌握。

作家不必成為學者，高爾基在輪船、碼頭、面包房里讀完了“我的大學”，沈從文初中畢業就去流浪，莫言連初中都沒有讀完，并不是說他們讀書少，而是說他們成為作家，有著活潑靈動的思維，而不是成為學者那樣高高在上，更不是讓學者的評論扼殺活潑潑的心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