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河北日報)
轉自:河北日報
理想作家如何遇上理想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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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華棟
作家希望遇上理想讀者,讀者也希望遇見理想作家,這種“交互”關系,對推動文學發展越來越重要。特別是在信息發達年代,作家與讀者實現“雙向奔赴”,既有利于創作激勵,也有利于價值傳播。
書評人是作家和讀者的“媒人”,為寫作和閱讀牽起一根緣分的紅線,讓彼此遇見理想的文學對象。
總體上看,書評人可以分為兩類:一是以文學期刊為陣地的“學院派”,二是以大眾媒介為平臺的讀書人。這兩類書評人各有千秋、各得其所,對文學研究和傳播都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
單士兵以前從事文學創作,后來到媒體工作,做了20多年職業評論員,在各類媒體上撰寫了大量評論文章。同時,他還在高校做文化理論的教學和研究工作。這些職業經驗,讓《不負經典——寫在茅獎邊上》(重慶出版社2025年7月出版)很有“跨界”感,也暗合時下的“跨文體寫作”潮流。
任何寫作都講究傳承和創新,從文體到思想,也都在不斷迭代升級,書評也不例外。
學院派的文學批評,不論是過去還是將來,價值毋庸置疑。學院派書評有系統性、專業性、科學性、技術性、理論性等特質,為文學研究提供了重要范式,也為作家創新不斷提供路徑指引。
不必諱言,學院派也存在一定的批評主體性喪失問題,有些書評文本太過生澀,甚至生造概念,晦澀難懂,加上觀點思想過度聚焦文學本身,缺乏思想開放性,有些甚至成為文本、結構、思想、流派等的排列組合游戲。任何文本缺乏審美,陷入老氣橫秋的“理論操演”窠臼里,沒有廣義上的審美愉悅,偏離了文學評論進行價值傳播的功能,就容易失去讀者。加上一些學院派書評確實存在過度拔高和吹捧現象,這一切,都呼喚新的文學批評沖破“學院壁壘”,以更加自由靈動的表達,走向更為開放的空間。
這些年,大眾傳播媒介上出現了很多隨筆體文學批評,在文本表達上凸顯出個性化,在觀點內容上更注重連接社會痛點和時代價值,給書評的文本和思想都帶來了新的氣象。
從時評人到書評人,單士兵這兩種身份切換,很大程度體現在文本跨界和觀點融合之上。在中國記協新媒體平臺上,他發過一篇介紹寫作經驗的文章,題目叫《不像評論的評論,獲得中國新聞獎》。其中有一句話這樣寫道:“凡是一流的評論員,首先就應該是個散文家,甚至是小說家。”他認為,寫評論,不要拘于形式,不必困于傳統,一些評論文章確實“不像傳統意義上的評論”,但只要觀點能和讀者共鳴和共情,也應該勇敢和自信地說:“這也是創新!”《不負經典——寫在茅獎邊上》,也在體現這樣的寫作思維。
茅盾文學獎是中國最高榮譽的文學獎項之一,歷屆茅獎評選都牽動人心。從1981年設立以來,茅盾文學獎在評選機制上不斷完善,評獎體系上不斷走向成熟,現已評出53部獲獎作品,從整體上講,它們代表著中國當代文學在不同時期的文學水平,展現了中國作家在藝術探索和價值創新上的努力成果,深刻反映了社會歷史變遷給文學表達帶來的巨大影響。從這個意義上講,對茅獎作品進行系統性研究,永遠不過時。
由單一作者獨立完成針對迄今面世的53部茅獎作品的評論,似乎此前還未曾出現過。這有利于從整體上將茅獎作品納入統一的思想體系來審視,也有助于在文本修辭上形成統一的表達風格。頗具匠心的是,這本書的章節框架劃分,并不是按照歷屆茅獎評選時間順序,而是以53部作品所寫內容進行年代排序,這種“內容編年體”的成書方式,無疑是一種創新,有助于人們以文學的方式,打開一部中國社會的變遷史,透視一部中國人的心靈史。
經過時間的沉淀,一些茅獎作品已經被普遍認為完成了經典化,比如《白鹿原》《塵埃落定》《平凡的世界》《額爾古納河右岸》等。經典,就是要經得起一代代讀者的閱讀,經得住一批批讀者的爭辯。其中,甚至還要接受種種誤讀。經典就是要通過爭辯才能彰顯價值,經典也是不怕被誤讀的。更重要的是,經典不應該被某種判斷定義,而是常讀常新,不斷找到新的價值切入點。這些作品之所以成為經典,也正因其既深深扎根于時代的泥土,又始終有著對人性的洞察。
單士兵正是從這些經典中的小場景、小細節出發,潛入中國當代文學四十年的激流中,在潮漲潮落之間拾取思想的珍珠,在歲月長河中窺見文化靈魂的顫動,從相關經典著作中獲得新的審美和價值。
這部作品拒絕將《白鹿原》簡化為“民族秘史”的符號,而是聚焦于白嘉軒挺直的腰桿如何在現實碾壓下漸漸佝僂;不滿足于用“魔幻現實主義”標簽化莫言的《蛙》,而是透過姑姑手中接生的剪刀,剖開時代背后個體生命的撕裂與救贖;從《平凡的世界》孫少安開辦磚窯中,看到的不僅是經濟改革的宏大敘事,更多的是一個農民對尊嚴的樸素求索;從《人世間》周秉昆在“光字片”的歲月蹉跎中,透視出社會轉型過程中普通人的迷失與堅守……這種“從小場景出發”的批評路徑,讓文學重返人性復雜的現場,也讓讀者在宏大敘事之外,從那些隱秘的角落,看見細碎而真實的美好。
當前,文學批評界也有一種現象,就是打著自由批評的名義,為批評而批評,掉進“否定性批評”的陷阱。這種不客觀、不全面、不理性,其實是在破壞文藝批評的健康生態。以今天的審美視角和價值判斷看待茅獎作品,有些作品當然存在藝術遺憾,但文學評獎本身需要體現特定時代的價值訴求,評獎本身也是一個不斷完善發展的過程。值得一提的是,單士兵的這部書評沒有為批評而批評,陷入否定性批評的偏執陷阱,而是用心梳理這些作品在文學史上的創新價值,提煉出更多符合時代價值的元素。比如,作者就從《芙蓉鎮》《將軍吟》等作品中,看到文學記憶歷史的價值,看到文學內容為評論表達打開的空間,這些思維和判斷,無疑是積極理性的。
或許正是因為有著媒體人的身份,單士兵對茅獎作品的解讀,很多時候保持著雙重視野:既是對文學本體的審美凝視,又是對社會現實的癥候反思,進而從中窺見幾代人的精神心理變化,來求解人們的社會化生存和全球化命運。比如,當《塵埃落定》中的二少爺以“非常之眼”窺見土司制度的崩潰,當《北上》通過大運河串聯起意大利冒險家與中國知識分子的“世界對視”,單士兵從中敏銳地捕捉到這些文本中隱含的現代性訴求——在全球化與本土化的撕扯中,中國文學既要體現中國氣派,又要擁抱人類共通的情感。這些深度觀察和價值梳理,為經典穿越時空提供了密鑰。
“邊上”是一個充滿張力的位置。它既非中心的傲慢,亦非外圍的疏離,而是一種清醒的旁觀與介入。正如思想家本雅明筆下的“游蕩者”,單士兵也是以邊緣視角洞察文學現場,既有對經典文學蕩氣回腸的分析,也有對經典文學另辟蹊徑的審美;既不排斥學院派批評的學理深度,又能堅定地站在人民的視角去審視文本。特別是,他試圖回答一個根本問題:當下,文學如何繼續承擔“民族心靈史”的使命?答案或許藏匿在《天行者》民辦教師的粉筆灰中,在《推拿》盲人按摩師指尖的觸覺里,在《繁花》滬上弄堂的市井生活中……那些未被宏大敘事收編的個體經驗,正是文學對抗遺忘的武器。
白紙黑字,不負經典。經典不被辜負,需要作家的天賦和努力,需要文學評獎的篩選和推介,需要讀者的閱讀和品評。只有每一個主體都不辜負,文學作品才能在一次次打量中,被辨認出獨特的靈魂,讓理想作家遇上理想讀者,讓經典不負時代,永遠流傳。
(本文為《不負經典——寫在茅獎邊上》一書序言,有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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