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銳 | 章太炎之“求是”與“致用”論再探

章太炎之“求是”與“致用”論再探

王銳

摘要

在清末革命浪潮中，章太炎作為“有學問的革命家”，明確主張學術應以“求是”為根本，而非“致用”，此舉直接針對康有為借今文經學為清廷變法背書的通經致用說。然而，章太炎對“致用”實有更廣泛而深刻的理解：他重視歷史研究以激發民族主義與愛國情感，并深切關注社會道德、風俗變遷與平民權益，視之為中國未來發展的關鍵。所以，他極力表彰那些有助于增進民德、以平民利益為旨歸的學問。章太炎的“求是”與“致用”論并非簡單對立，而是緊密交織于其反清革命的政治實踐與對中國文化社會命運的深層思考之中，體現了其作為“有學問的革命家”將學術求真與社會改造相結合的獨特路徑。

關鍵詞：章太炎;求是;致用;康有為

本文發表在《華東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6年第2期 #歷史研究 欄目

作者簡介

王銳，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目 錄

一 辨析“實事求是”之學與“通經致用”之術

二 倡導關乎民族存亡與世道隆污之學

三 余　論

子曰：“士志于道。”（《論語·里仁》）這既是指個人的心性修養，又指在知識上、學術上對真理的探求，還包括在世間建立理想的政治與社會秩序。在中國傳統社會里，士紳階層具有重要的位置。其中的出類拔萃者，深受儒學熏陶，常將這句話作為自己立身處世的原則。及至近代，雖然士紳階層所賴以維系的社會經濟基礎在列強的堅船利炮之下逐漸失序、解體，但儒學傳統作為一種重要的民族文化心理積淀，依然深刻影響著這一群體，以及脫胎于這一群體的知識分子階層。這就使清末民初那些在思想界有著廣泛影響力的士人，往往既在學問上出類拔萃、引領風氣，又對政治有著強烈的介入意識。他們既非現代政黨政治中的職業政客，將博取權力作為首要追求，又非后世學術分科化之后，僅在本學科里摸爬滾打的專家。他們的思想學說與現實環境往往密不可分。特別是近代中國所面臨的內外局面如此復雜，他們為了探尋救亡圖存之法，就會在知識上盡可能地上下求索、左右采獲，思考那些關系中國命運的問題，直面時代的“大哉問”。因此，研究這些人的思想與活動，必須完整理解他們對學與政的態度，避免僅將某個側面視為全貌。

作為“有學問的革命家”，章太炎一生，論學與論政往往密不可分。這一特點，引起了人們廣泛的討論。章太炎去世后，魯迅說：“我愛看這《民報》，但并非為了先生的文筆古奧，索解為難，或說佛法，談‘俱分進化’，是為了他和主張保皇的梁啟超斗爭，和‘××’的×××斗爭，和‘以《紅樓夢》為成佛之要道’的×××斗爭，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旺。”因此，“戰斗的文章，乃是先生一生中最大，最久的業績”。在章太炎的弟子李源澄看來：“先生治學與清儒異者，厥為時代所造成。”其“純守清儒矩度者，僅少年時期”。錢穆則認為“經生之專業，殊不足以盡太炎”，其最具特色的領域乃史學。“太炎早歲即奔走革命，故論史亦每與世事相發，而論政俗尤深切。”章太炎自己，倒是常談及“求是”與“致用”問題，此乃他思考學術的性質與作用時所用的兩個重要概念。章氏晚年的另兩位學生姜亮夫與孫至誠，還就章太炎學術的中心思想究竟是“求是”抑或“致用”，展開過辯論。章太炎嘗言，觀一代學術，需從“政俗”入手。循此路數，將章太炎對待“求是”與“致用”的態度置于清末政治論爭的背景下審視，或可分析在他那里，學術的意義是什么、政與學的關系究竟是怎樣的。由此出發，還能探討近代思想與學術變遷中一些值得重視的問題。

一 辨析“實事求是”之學與“通經致用”之術

1904年，章太炎的重訂本《訄書》出版。相比初刻本，在重訂本中，章太炎表現出堅決的革命態度，不僅專門檢討了自己此前在《客帝》與《分鎮》中對清政府尚存的一絲期待，還在書中多篇文章里從多個角度深入論證了反清革命的正當性。此外，章太炎在書中新增了數篇討論漢代至清代學術變遷的文章，從學術源流入手，探討歷史與現實中的一些重要問題。

在《清儒》篇里，章太炎說：“大氐清世經儒，自今文而外，大體與漢儒絕異。不以經術明治亂，故短于風議；不以陰陽斷人事，故長于求是。”這一“長于求是”的學術風氣，使“一言一事，必求其征，雖時有穿鑿，弗能越其繩尺”，“后之咨于故實而考跡上世社會者，舉而措之，則質文蕃變，較然如丹墨可別也”，故“其務觀世知化，不欲以經術致用，灼然也”。在這里，章太炎認為清代崇尚考據的學者，治學唯求其是，“夷六藝于古史”，將經書視作歷史文獻，盡可能借此來復原古代歷史的本相，而不在乎其結論是否能夠致用。他的這一觀點，廣泛影響著后來人們對清代學術的總體感觀。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在該文的開頭，章太炎指出，清廷統治“愚民，故經世先王之志衰”，所以“家有智慧，大湊于說經”。換言之，正是因為清廷嚴酷的文化政策，導致儒學傳統當中的經世致用風氣被強行壓制，有識之士只好以訓詁考據作為自己的治學方向。如此這般，也恰恰體現了清廷的專制與殘暴，理應被推翻。而所謂“自今文而外”，在章太炎那里，說的就是明知清廷如此這般德行，卻還要為其出謀劃策的晚清今文經學，魏源便是其中代表：“道光末，邵陽魏源，夸誕好言經世，嘗以術奸說貴人，不遇；晚官高郵知州，益牢落，乃思治今文為名高。”

在《學隱》篇里，針對魏源批評清代樸學“錮天下智惠為無用”，章太炎說：

吾特未知其言用者，為何主用也？處無望之世，銜其術略，出則足以佐寇。反是，欲與寇競，即羅網周密，虞候枷互，執羽鑰除暴，終不可得。進退跋疐，能事無所寫，非施之訓詁，且安施邪？古者經師如伏生、鄭康成、陸元朗，窮老箋注，豈實泊然不為生民哀樂？亦遭世則然也。今觀世儒如李光地、湯斌、張廷玉者，朝讀書百篇，夕見行事，其用則賢矣。若夫袁宏之頌荀彧者曰：“始救生人，終明風概。”數子其能瞻望乎哉！

這番話主要有兩層意思：首先，章太炎指出，在清廷統治這一“無望之世”里，欲將其推翻，條件尚不具備。汲汲于學以致用，只能是在“佐寇”——為朝廷添磚加瓦，李光地等人就是典型。所以，在此環境下，潛心樸學，不求致用，反而更具操守。其次，縱覽歷史，那些皓首窮經之人，并非不念及“生民哀樂”，只是現實處境讓他們難以將這方面的抱負付諸實踐。因此，致用與否，關鍵要看具體的政治環境，分辨究竟是在救民水火，還是為虎作倀。就此而言，對致用的探討，說到底是要剖析不同性質的政權。

1906年，章太炎東渡日本，擔任革命黨機關報《民報》主編，與立憲派展開激烈論戰。在戊戌年間，由于自己也支持變法，所以即便在學術上與康有為及其門生分歧極大，章太炎依然避免將其擴大化，不因學術立場不同而攻擊康氏的政治主張與政治操守。在變法失敗后，眼見康梁師徒遭清政府通緝，章太炎專門撰文，強調自己與康有為“論學雖殊，而行誼政術自合也”。而當轉向反清革命后，章太炎感到康有為之所以還在鼓吹君主立憲，實為利祿之心使然。于是，他常借敘述儒學史上的著名人物，來批判康有為如此這般的政治立場。比如他在評價戴望之學時說道：

戴望治《公羊春秋》，視先戴則不相逮。中更喪亂，寄食于大盜曾氏之門，然未嘗仕。觀其綴述《顏氏學記》，又喜集晚明故事，言中倫，行中慮，柳下、少連之儕也。望不求仕，而其學流傳于湖南、嶺廣間，至使浮競之士，延緣緒言，以成《新學偽經》之說。彼以處士而譴劉歆可也，為胡之國師者，可以譏莽之國師乎？

章太炎認為戴望在學術上因青睞今文經學，故不無瑕疵，但在出處進退上卻無可指摘。他并不利欲熏心，求仕于清廷。反觀康有為，其人把今文經學轉變為變法理論，用來挽救清廷統治危機。康有為在《新學偽經考》中指責劉歆替王莽篡漢炮制說辭，大量偽造典籍，此乃想當“國師”之心作祟，然康氏自己，苦心積慮地替清廷籌算，不也是堪稱“胡之國師”么。因此，作為革命黨內首屈一指的理論家，章太炎強調康有為式的通經致用，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需嚴厲批判，以正人心。與之相關，他以其學術是否有意或無意幫助到清廷，作為衡量近三百年學者品行高下的重要尺度。甚至對在當時常被革命黨人視作反清先驅的顧炎武、王夫之、黃宗羲，章太炎也持此標準來判其高下。他認為王夫之在反清無望后，隱居深山，不與外界往來，故“最清”。顧炎武雖然不與清廷合作，但他多次拒絕清廷征辟之舉，反而讓后者得以“假借其名，以誆耀天下”，彰顯朝廷禮賢下士、體諒遺民。而黃宗羲“以《明夷待訪》為名，陳義雖高，將俟虜之下問”，且不禁止自己的后代與清廷往來。如此這般，“以《黃書》種族之義正之，則嗒焉自喪矣”。

明乎此，或可理解章太炎在清末從事革命之時，對求是與致用的思考。1906年，在與王鶴鳴的信中，針對后者認為“儒術在致用，故古文不如今文，朱、陸不如顏、李”，章太炎指出，漢代的循吏，“皆以刀筆長民，百姓戴德”，他們靠的是周知利病、循名責實；而今文經學的代表董仲舒“乃為張湯增益苛碎”，與酷吏合流，無可稱道。所以“經術致用，不如法吏明矣”。基于此，章太炎說：

仆謂學者將以實事求是，有用與否，固不暇計……康有為善附會，媚以撥亂之說，又外竊顏、李為名高，海內始彬彬向風，其實自欺。誠欲致用，不如掾史識形名者多矣。學者在辨名實，知情偽，雖致用不足尚，雖無用不足卑。

又言：

中國學術，自下倡之則益善，自上建之則日衰。凡朝廷所闿置，足以干祿，學之則皮傅而止……今學校為朝廷所設，利祿之途，使人茍偷，何學術之可望？

可見，章太炎強調治學應“實事求是”，不要計較“有用與否”，這是針對“善附會”的康有為而言的。而康有為此舉，不外乎一個“媚”字。所媚者誰？清廷也。章太炎認為，欲收致用之效，與其借學術以行媚，不如“識形名”，切實地認識中國社會現狀。如把康有為借今文經學言改制作為負面典型，那么確實“雖致用不足尚，雖無用不足卑”。與此類似，1905年，清廷廢科舉，興學堂，表面上是在培養更多掌握新學之士，但在章太炎看來，這樣借功名利祿來誘人入學，只會進一步敗壞學風。此與新或不新無涉，實為清廷又一自救之術。因此，他回顧中國教育史，強調學術“自下倡之則益善，自上建之則日衰”。那些“自下倡之”的學術，其初始并非為了迎合某一王朝的風氣，而是“惡朝廷所建益深，故其自為益進也”。

也正因為要避免康有為式的致用之學成為某種風氣，章太炎強調治中國傳統學術應充分繼承清代樸學的優點：“學名國粹，當研精覃思，鉤發沉伏，字字征實，不蹈空言，語語心得，不因成說，斯乃形名相稱。若徒摭舊語，或張大其說以自文，盈辭滿幅，又何貴哉？實事求是之學，慮非可臨時卒辦。”

科舉停廢后，大批中國青年士子東渡日本，或學法政，或習軍事。針對這一現象，章太炎在1908年發表《哀陸軍學生》一文，再次剖析為何學術一旦自上倡導，便會流于利祿之淵藪。他指出：“原中國初設學校也，在貴族封建時代，其學非以求是，惟致用是務，出身事主為尤急，當其入學，而所志固在升斗矣。”這一傳統傳于后世，使學校難以擺脫功名利祿之誘。在清代：

求利祿者，獨俯首科舉下，腐朽日甚，而倜儻異材，乃以六書、九數名其學，既不習制舉事，又異東林之徒裨販洛、閩以求聞達者，深固伏蟄，且二百歲。夸者魏源，始以經世之術求用。至近世乃設學校，選高材游學異國，上之所望于學生，非為求是，為致用也；下之所以自處，非為求是，為出身事主也。

在這里，章太炎關于求是與致用的論述，是放在學術與君權的關系之中來進行的。他指出，所謂致用，在當時的背景下，就是出仕清廷。后者爪牙既眾，自然不利于革命。縱觀清代學術流變，那些能做到以求是為旨歸的，皆屬與清廷保持距離的“深固伏蟄”之士。當然，他也再次批評汲汲于致用的魏源。畢竟魏源與康有為，都宗尚今文經學。

1908年歲末，在與鐘正楙的信里，章太炎再次申說此意。當時日本政府下令封禁《民報》，革命黨內部出現分裂，革命形勢處于低潮，章太炎在日本以講學為主業，他自言：

仆雖寡昧，略識民族盛衰，學術蕃變，所望于友朋者，處為佚民，出為國士，學在求是，不以致用，用在親民，不以干祿。

這一想法，在幾個月前寫給《國粹學報》的祝辭里表達得更為完整：

君子道廢則身隱，學以求是，不以致用。用以親民，不以干祿。高者宜為陳仲、管寧，次雖為雷次宗、周續之，未害也。

何謂“道廢”？章太炎指出，國粹學報發揚明清之際儒者的思想，這本是好事，可是卻被那些借講新學迎合風氣、討好清廷之輩利用，成為替朝廷新政背書的理論。“是故豪強自治，本于寧人；學校嘩時，本于太沖；藩鎮亂法，本于而農；工商兼并，本于慎修；委身給役，本于易直；喻利輕義，本于東原。政事之亂，自三逸民。民俗之弊，自三大儒”。如此一來，“不理六君子之用心，而以其合者取寵，世受其弊，非獨新學，亦國粹之咎已”。針對這樣的現象，章太炎主張要堅守底線，“學以求是，不以致用”。不過與此同時，他還提到“用以親民，不以干祿”。可見他并不反對“用”，關鍵是為誰而用。

所謂“親民”之學，具體言之：

若夫尊獎廉恥，創懲貪墨，是寧人所長也；均田廢錢，貧富不觢，是太沖所長也；種族自衛，無滋蠻貉，是而農所長也；明察庶物，眇合律度，是慎修所長也；卷勇奘駔，獨立不恇，是易直所長也；損上益下，不以理奪，是東原所長也。此皆便于齊民，而公府百司，馳說之士，惡其害已，故庋而弗道。

依章太炎之見，那些真正能“便于齊民”的學問，統治者是不會喜歡的，這與“干祿之學”形成鮮明對比。理解這一點，對于把握章太炎當時對致用的批評，很是關鍵。

章太炎論政，向來慣于從學術根源處入手，他認為世風之衰，實由學風敗壞所致。清廷能以立憲收攬人心，離不開像康有為這樣的人借學術以飾其政。在重訂本《訄書》里，章太炎描繪了以李光地為代表的清初理學名臣，是如何與皇帝建立起誰也離不開誰的關系。在他看來，清廷的統治能延續數百年，離不開這些借學術以求仕進之人的佐助。在這里，章太炎一面批判此輩，一面斥責“今之詭言致用者”較之清初諸人更等而下之；而他之所以在宣傳革命之余設壇講學，提倡求是，就是針對這樣的風氣，力圖挽救學風、端正人心。“樸學稽之于古，而玄理驗之于心。事雖繁嘖，必尋其原，然后有會歸也。理雖幽眇，必征諸實，然后無遁辭也。以是為則，或上無戾于古先民，而下可以解末世之狂醒乎？”

總之，章太炎在清末主張求是、反對致用，很大程度上是針對清末的政治與學術環境，特別是鼓吹君主立憲的康有為及其流裔而發的。他所批評的致用，主要指的是康有為式的通經致用。在這一點上，政治立場一度與之高度相似的劉師培，在《清儒得失論》里評價清代學術與政治的關系，也認為其時“一言經濟，則位列賓師，世之飾巧智以逐浮利者，孰不樂從魏包之后乎。然輾轉稗販，心愈巧而術愈疏”。究其實，“借高名以營利”耳。

二 倡導關乎民族存亡與世道隆污之學

正像前文談到的，章太炎并不反對致用，他希望學者能將自己所學“用以親民，不以干祿”，多形成一些“便于齊民”的學問。回溯中國歷代學術流變，不少士人都強調重視民心、以民為本，所以抽象地看章太炎這些話，也許不會覺得多么特別；但是，若聯系到他在清末的政治主張，特別是論述革命的性質，剖析中國政治與文化的癥結，那么他對學問的意義與作用的討論，就體現了很強的時代感。

錢穆嘗言：“太炎學之精神，其在史學乎！”這一看法極具遠見卓識。章太炎改造章學誠的“六經皆史”之論，以史視經。受近代社會科學的影響，他在1902年左右，曾計劃編撰一部《中國通史》。在與梁啟超的信中，章太炎認為：“所貴乎通史者，固有二方面：一方以發明社會政治進化衰微之原理為主，則于典志見之；一方以鼓舞民氣、啟導方來為主，則亦必于紀傳見之。”所謂“發明社會政治進化衰微之原理”，以及“鼓舞民氣、啟導方來”，很明顯不僅是為了考索古史，而是有著極強的現實訴求。明乎社會進化之道，便可積極探求中國未來的發展方向；民氣受到鼓舞，方能使自己的政治主張獲得更多的支持，形成強大的政治力量。如果不以宗尚今文經學者的通經致用作為對致用的唯一定義，那么章太炎對史學的理解，也未嘗與致用無關。

1906年，章太炎在東京留學生歡迎會上作演講，提出要“用國粹激動種性，增進愛國的熱腸”37。而國粹最主要的載體便是歷史：“近來有一種歐化主義的人，總說中國人比西洋人所差甚遠，所以自甘暴棄，說中國必定滅亡，黃種必定剿絕。因為他不曉得中國的長處，見得別無可愛，就把愛國愛種的心，一日衰薄一日。若他曉得，我想就是全無心肝的人，那愛國愛種的心，必定風發泉涌，不可遏抑的。兄弟這話，并不像做《格致古微》的人，將中國同歐洲的事，牽強附會起來；又不像公羊學派的人，說甚么‘三世’就是進化，‘九旨’就是進夷狄為中國，去攀仰歐洲最淺最陋的學說。只是就我中國特別的長處，略提一二。”

在章太炎看來，重視歷史，便會心生愛國之念，意識到推翻帝制、救亡圖存的意義，進而投身于革命運動之中。因為“民族主義，如稼穡然，要以史籍所載人物制度、地理風俗之類，為之灌溉，則蔚然以興矣。不然，徒知主義之可貴，而不知民族之可愛，吾恐其漸就萎黃也”。就此而言，章太炎認為孔子對中國最大的功績之一，便是開啟了修史的傳統，此乃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重要根源：

國之有史久遠，則亡滅之難。自秦氏以訖今茲，四夷交侵，王道中絕者數矣。然搰者不敢毀棄舊章，反正又易。藉不獲濟，而憤心時時見于行事，足以待后。故令國性不墮，民自知貴于戎狄，非《春秋》孰維綱是？《春秋》之績，其什佰于禹耶。禹不治洚水，民則溺，民盡溺，即無苗裔，亦無與俱溺者。孔子不布《春秋》，前人往，不能語后人，后人亦無以識前。乍被侵略，則相安于輿臺之分。

在這里，雖未明言要借歷史以致用，但從宣揚民族主義，培養國民意識的角度而言，其效用何其大。與之相比，晚清今文經學宣揚的孔子作《春秋》乃“為漢制法”，實則“為漢制惑，非制法也”。然此正是康有為用以通經致用的理論基石。

當然，如果只看章太炎的這些言論，除了會感到他極為強調史學對文化與政治的影響外，恐怕難免會覺得他有美化中國歷史的傾向，缺少對歷史癥結的反思。實則不然。在他看來：“先人手澤，貽之子孫，雖污垢佇劣者，猶見寶貴，若曰盡善，則非也。”在刊于1907年的長文《官制索隱》中，章太炎更為詳細地說明此意。他指出，關于考證古代典章制度，“古今言是者多矣，高者比此次典章，然弗能推既見以至微隱。其次期于致用，一切點污之跡，故非所曉，雖曉亦不欲說”。而“吾今為此，獨奇觚與眾異，其趣在實事求是，非致用之術”。“其微旨，在使人周知古始，以興感慕，耿然識旃裘引弓之非吾族。思古人也，而非期于取法，故不欲掩其點污。”可見，章太炎認為，考證古史，并非為了不顧時勢之異，把古代典章制度照搬于當下，對之過度美化，更是毫無必要。只要秉持“求是”的態度展開研究，自然會讓古代文化在人們心中留下深刻印象，進而激發愛國之志。畢竟“祖宗手澤，雖至佇拙，其后昆尤寶貴之”。在章太炎那里，民族主義雖因時代危機而生，但其根源還是在于人們對本國傳統的珍視與熱愛。在危機遍布的時代里，只要目睹本國的古史舊物，人們總會心生感念，不忍本國沉淪衰敗。故無需刻意美化歷史，使其失真。

尤有近者，清末的革命運動，不僅包含推翻清廷，更要建立不同于古代帝制的共和制度。在這個意義上，實事求是，杜絕溢美之詞，冷峻剖析中國古代典章制度，就是在彰顯終結帝制，建立共和的必要性。因此，此文對中國古代政治的底層邏輯進行了深刻揭示。如在“專制時代宰相用奴說”中，章太炎指出古代君主用為心腹者，“惟奴仆與近侍”。他考證商代制度，認為商初重臣伊尹本為治膳之官，因與人主親近，故而被委以重任，但其職官，在制度上依然甚為卑下，與宮掖下臣同屬一體。此外，宰相之始，本為宮廷中灑掃應對之徒；御史之始，本為替天子刺探邦國密事者；仆射之始，本職類乎接遞名刺的閽人；尚書之始，本以宦者居之，為常人所不齒。凡此種種，顯示出“正位居體之臣，為人君所特惡，必以近幸參之，或以差委易之，然后能得其歡心，知其要領。彼與奄人柄政，固未有以大殊也”。既然如此，“知侍帷幄、參密議者，名為帝師，或曰王佐，其實乃佞幸之尤。世之乘時竊權，而以致君堯舜自伐者，可無愧耶”？盡管章太炎并未像近代許多士人那樣奮筆疾呼中國古代政治如何專制，影響如何惡劣，但在他以古奧的文筆進行縝密考證之時，字里行間便已將中國歷代君主的私天下之心與各色臣工的鉆營媚上之態呈現出來。對此，誠如侯外廬的評價：“歷史如此，何嘗又不是大義微言？所謂大義者，在太炎古文家的‘經世致用’之學上而言，豈不使人覺悟到應從封建社會的君臣之義，解放而為平民的民主制度么？這樣歷史學的‘灌溉’，是進步的，革命的，而比之于康有為的托古改制經學，適成反比例。”

此外，李源澄認為，章太炎晚年“一切放下，其執著而不舍者，厥惟三事。一曰，關系民族之存亡者；二曰，關系世道之隆污者；三曰，關系學風之醇漓者”。其實，章太炎清末民初論學論政時同樣對此三事十分關注。關于后兩事，據作于辛亥革命之后的《對二宋》，章太炎追憶自己與宋恕辯論是否應革命時，強調當時中國的一大問題是民德民風越來越萎靡卑下、趨利忘義。“鬻國以求富，稱順民以致高位”，成為人所歆羨之事。相反，“力耕勤賈，與服勞于簡畢者，此皆世所品目以為鈍人者”。如此風氣下，君主立憲之聲，只會為希圖權勢之輩制造新的鉆營機會。類似地，在撰于清末的《箴新黨論》中，章太炎說：

中國士民流轉之性為多，而執箸之性恒少，本無所謂頑固黨者，特以邊陬之地，期月之時，見聞不周，則不能無所拘滯，漸久漸通，彼頑固者又流轉而為新黨。

又言：

綜觀十余年之人物，其著者或能文章矜氣節，而下者或茍賤不廉與市儈伍，所志不出交游聲色之間。人心不同，固如其面，吾亦不敢同類而共非之，特其競名死利則一也。

因此，章太炎對人心風俗，尤為重視。在《革命道德說》中，他強調在當時的政治社會環境下，“樸學之士多貪，理學之士多詐，文學之士多淫，至外學則并包而有之”。故“知識愈進，權位愈申，則離于道德也愈遠”。基于這樣的判斷，他一面檢討導致如此這般風氣的根由，一面倡導有助于化民成俗、維持風教、不以迎合權勢為目的的學說。此固然與一時的政治目標沒有直接關系，但在章太炎那里，這同樣是避免中國淪于衰微渙散的關鍵，致用之意至為明顯。

至于檢討導致如此這般風氣的根由，章太炎直指孔子與儒家。在他看來，孔子教弟子，“總是依人作嫁，最上是帝師王佐的資格，總不敢覬覦帝位。及到最下一級，便是委吏乘田，也將就去做了”，所以“孔教最大的污點，是使人不脫富貴利祿的思想。自漢武帝專尊孔教以后，這熱衷于富貴利祿的人，總是日多一日”。在《諸子學略說》里，章太炎進一步申說此義。他指出，“儒家之病，在以富貴利祿為心”。縱觀孔子一生，時常在不停地渴望出仕，追求祿位。為了得到統治者的任用，孔子甚至不惜“縫衣淺帶，矯言偽行，以迷惑天下之主”。明明其心頗詐偽，卻裝出一副仁義充塞之像。較之“鄉愿”，此實為“國愿”。因此，在儒家那里，“君子時中，時伸時絀，故道德不必求其是，理想亦不必求其是，惟期便于行事則可矣。用儒家之道德，故艱苦卓厲者絕無，而冒沒奔競者皆是”。所以，他提倡佛學，希望借此養成“依自不依他”的風氣，使國人能“排除生死，旁若無人，布衣麻鞋，徑行獨往，上無政黨猥賤之操，下作懦夫奮矜之氣，以此楬橥，庶于中國前途有益”。

關于倡導有助于化民成俗、維持風教的學說，章太炎認為不能用一個時代政治實力的高下來判斷學術的優劣。在《五朝學》里，章太炎評價東晉、宋、齊、梁、陳的學術，批評“世人見五朝在帝位日淺，國又削弱，因遺其學術行義弗道”。在他看來，雖然這些朝代實力不強，并且門閥橫行，但在風俗道德層面，依然有值得人們正面看待之處。“五朝士大夫，孝友醇素，隱不求以公車征聘，仕不以名勢相援為朋黨，賢于季漢，過唐、宋、明益無訾。”此外，“玄學常與禮律相扶”，彼時重視對禮制的探討，使社會風教能維系不輟。若以狹義的致用為尺度，這些固然無助于增強政治實力，但從社會風俗道德的角度來看，卻是很重要的。

類似地，在《思鄉原》里，章太炎對“狂狷”與“鄉愿”兩個儒學史上重要的概念展開辨析。依他之見，上古時代的狂狷雖然行為不合于中道，但他們卻具有一些基本的為人準則，在日常行為中遵循大多數人所奉行的倫理道德，即“不舍人倫之際”；而且其之所以狂狷，主要是不想與濁世合流，而非為了借此來博取聲名，引人注意。相較于鄉愿之“偽”，此乃本性流露之“真”；而唐以降的“狂狷”之人，常通過“辭章夸誕”來贏得美名，其目的不是避世，而是獲取更為有效的“入世”捷徑。“野人持此以游市朝，朝士又以是延進野人也。”“朝士”與“野人”之間，彼此互相配合，共同采獲名爵。在此情形下，狂狷之行反倒是在刻意作偽、心術不正，這些行為的背后，彰顯出對進入權力體系的極度向往，以及對中國社會基本倫常準則的違背。

相較之下，恪守謹言慎行、不悖日用倫常的鄉愿，反而能體現出些許本真。其庸言庸行，雖缺少壯懷激烈的成分，但亦能為人表率，讓社會不脫離基本的倫理準則。章太炎認為，這樣的鄉愿形象與程朱理學頗有關系：

鄉原者，多持常訓之士，高者即師洛、閩。洛、閩之學，明以來稍敝蠹，及清，為佞人假借，世益視之輕。然刁苞、應撝謙、張履祥輩，修之田舍，其德無點。至今草野有習是者，雖陋，猶少虘詐。大抵成氣類則偽，獨行則貞，此廩廩庶幾踐跡君子矣！雖有矯情，未如飾狂狷者甚也。屬之以事體，而無食言，寄之以財賄，幸而無失，期會無妄出入，雖碌碌無奇節，亦以周用。

在這里，章太炎把鄉愿與理學結合在一起，認為后者所主張的日常倫理準則很大程度上形塑了前者的行事風格。理學作為官學自然有不少弊端，易于被偽儒所假借，但理學的規范言行之道卻并非一無是處。相較狂狷的夸飾，體現程朱理學色彩的鄉愿反而能夠慎獨其身，不越繩尺，踐行社會基本道德，維持民間日常秩序。因此章太炎說：“是故輔存程朱者，將以孳乳鄉原，上希庸德，令邑有敦誨之賢，野有不二之老，則人道不夷于鶉鵲，利澤及乎百世，非欲茍得狂狷，為史書增華也。”相較于一時的政權更迭，此乃關乎世道人心、民德歸厚的大事。

最后，關于何謂“良政”，章太炎嘗謂：

鋪觀載籍，以法律為《詩》《書》者，其治必盛；而反是者，其治必衰。且民所望于國家者，不在經國遠猷，為民興利，特欲綜核名實，略得其平耳。

所謂“世道之隆污”，說到底要從普通民眾的感受中來判定。這也是章太炎強調“學在親民”的緣由。他認為，對于普通民眾而言，一國之政能“綜核名實，略得其平”，已然可稱良善。在中國歷史上，他發現魏、晉、宋、齊、梁這五個朝代的律令典制具有“重生命”“恤無告”“平吏民”“抑富人”四個特點，因此值得表彰。在章太炎看來，“古之為法，急于佐百姓；今之為法，急于優全士大夫。托其名曰重廉恥，尊其文曰存紀綱。不悟廉恥方頹于此，紀綱亦壞于此”。社會風氣之所以敗壞，說到底是因為居上位者橫行無忌。因此，他著重闡發五朝法律當中體現了抑制官吏豪強、保障平民利益的內容，以期后世立法者能借鑒參考。

可見，章太炎確實意識到“古今異變，宜弗可以同概”。但是，對于那些有助于實現“抑官吏，伸齊民”的學說、制度與史事，章太炎還是希望其能夠成為未來制度建設的重要參考。章門弟子許壽裳說：“章先生之論制度，能以枯燥平淡的史料，演為酣暢精彩的文章，而又字字核實，使人讀了，仿佛看小說或戲劇一般，足以感懷不忘”，進而“使古代官制的奧義，了如指掌。”他的制度史研究，蘊含著很強的經世之旨。

三 余　論

陳寅恪嘗言：“曩以家世因緣，獲聞光緒京朝勝流之緒論。其時學術風氣，治經頗尚公羊春秋，乙部之學，則喜談西北史地。后來今文公羊之學，遞演為改制疑古，流風所被，與近四十年間變幻之政治，浪漫之文學，殊有聯系。”自從立志革命以來，章太炎在學術上的一個重要論辯對象，就是借今文經學言變法改制的康有為。他在清末主張學在求是，不在致用，強調學術自下倡之則興，自上倡之則衰，一個直接的針對對象，就是康有為式的通經致用。在章太炎那里，恪守實事求是的治學之道，不向清廷兜售所學，就是在以一種消極的方式進行抵抗，并能保存中國文化的精華。在停止與《新民叢報》論戰后，他甚至向昔日對手梁啟超表達此意，說自己深感國故陵夷，故“所務不在政教興廢之間，徒欲使繁者就理，得以明民正辭，亦令后生無忘本根，庶免彈琵琶學鮮卑之誚”。

另一方面，章太炎其實對致用有著更為廣泛的理解。在他看來，研究中國歷史，將歷史變遷梳理清楚，不增惡，不溢美，這本身就有助于激勵國人的愛國之志。因為近代民族主義源于人們對本國歷史的關心與熱愛，覽前人事跡，探興亡之由，更不忍見外力侵逼，國勢衰頹。此外，相較于政治上的成敗，章太炎更關心中國的社會道德與風俗，以及平民的利益是否受到保障，此乃中國未來能否走向坦途的關鍵。所以，他極力表彰那些有助于增進民德、以平民利益為旨歸的學問。章太炎的這些主張，固然與他在清末政治論爭中的立場有關系，但又不是在簡單地回應政治斗爭形勢，而是他基于對中國政治社會風氣的體認，探索未來中國政治與文化建設的要點。這說明，章太炎所理解的革命，絕非只是推翻清政府，而是要不斷思考：怎樣建設一個具有良好政治環境與社會道德的國家，中國的學術在其中應起到怎樣的作用。

也正是因為不忘借學術以保民救國，到了晚年，目睹民族危機進一步加劇，章太炎不顧年高體邁，再次登臺講學，呼吁讀經以修身，讀史以致用。這不是較之自己先前的思想主張發生變化，而是身處近代變局之下，所思所慮一以貫之，百折不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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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東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一九五五年創刊，雙月刊

主管：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

主辦：華東師范大學

管理：華東師范大學期刊中心

出版：華東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編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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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東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是由國家教育部主管、華東師范大學主辦的綜合性人文社科期刊。創刊于1955年，1978年復刊，是我國高校中創辦最早的人文社科學報之一。以華東師范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力量為基本依托，與國內外學者建立了廣泛的學術聯系，致力于哲學、政治學、經濟學、語言學、文學、歷史學等專業領域的學術積累和學術創新，形成了“嚴謹、嚴肅、嚴格”的辦刊風格，堅持“追求真理、繁榮學術”的辦刊理念和“求實創新、開拓進取”的工作態度，竭誠為科研發展服務，為國內外作者、讀者服務，為全面推動學術進步貢獻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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