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一法官不懂上位法服從下位法關系判決結果引發爭議

廣東一法官不懂上位法服從下位法關系判決結果引發爭議

------------同部法律海峽兩地相同事實有不同判罰

我國《立法法》在2000年7月1日起施行，于2015年3月15日修正，其中處于高一層次的法律規范是上位法，反之為下位法，“上位法”、“下位法”是《立法法》確立的區分法律效力等級以及法律位階的兩個基本范疇。依照《立法法》第八十七條 憲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一切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規章都不得同憲法相抵觸。第八十八條 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規章。上位階法律行使對下位階法律的改變或撤銷權。

陳國珍與鄒國珠在1996年戀愛，1997年兩人同時婚前檢查（婚檢）通過，因當時計生管控嚴格，提倡：計生生育是國策，兩人受當地風俗影響，須有個男孩在鄉村才能抬起頭來，在2004年生了男孩后，在2013年2月25日去補辦結婚登記，取得第一次領證（《結婚證》），對于該夫妻2013年之前到1997年是否是夫妻婚姻關系，廣州市番禺區法院判決模糊，沒有明確表態，但否認前段婚姻關系，其《判決書》所述前段婚姻是屬非法同居關系【案號：（2019）粵0113民初6178號）】；廣州中級法院明確否認，理由是男女雙方不填《補辦登記表格》，依照《結婚登記條例》不屬補辦結婚登記，故維持原判【案號：（2020）粵01民終5142】；申訴廣東省省高級人民法院不予立案駁回，理由是當事人沒有提供結婚登記補辦手續，不屬補辦婚姻登記范疇【案號：（2020）粵申8052號】。當事人鄒國珠向廣州市檢察院申請監督，結果是：不予監督【穗檢民監[2020]44010000318號】，又申請廣東省人民檢察院監督復查【粵檢民復查[2021]44000000036號】，省檢察院作出《不支持監督決定書》，但《不支持監督決定書》沒有說明理由與法律依據。

類似指導案例為《人民法院報》2011年2月2日第06版面“案例指導”題目《復婚前同居期間所得應認定夫妻共同財產》，本案案號：（2010）海中法民一初字第40號；（2011）瓊民一終字第38號，本指導案例對“補辦登記”與婚姻關系追溯權的認定標準，該指導案例指導思想是：從保護婦女、兒童的合法權益的法律原則出發，從有利于維護婚姻家庭關系的穩定和促進社會和諧的角度出發，追及立法（《婚姻法》（司法解釋一）第四條）的本意，根據婚姻法和《婚姻登記條例》，補辦婚姻登記的實質條件是在登記之前男女雙方已經以夫妻名義同居生活且符合結婚實質要件，補辦登記的必要性僅僅在于彌補婚姻沒有履行法定登記公示程序的形式欠缺。因此，判斷婚姻關系的成立，主要看當事人在辦理登記手續之前是否是以夫妻名義同居、是否符合婚姻實質要件，至于在婚姻登記機關進行何種類型的結婚登記,僅僅是程序要件，對實際影響不大，也就是說，不管男女雙方辦理登記時，不管填寫何種表格，系行政機關管理方面的瑕疵，這些僅僅是程序要件，對實際影響不大（下位法必須服從上位法）。換言之，只要是在辦理登記手續前是以夫妻名義同居，且符合婚姻實質要件就應該認定婚姻關系的效力就溯及到雙方當事人均符合結婚的實質要件之時。 2011年10月24日，海南高院終審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本判例作為“指導案例”形式在《人民法院報》刊登，供全國人民法院系統判例起指導作用。

記者翻閱兩當事人的所有《判決書》、《裁定書》與《決定書》認為：首先，涉案法官粗心大意，側重于行政法規，拋棄法律根源（性質與效力），以行政法規取代國家法（以規代法）判決。可見，涉案的法官與檢察官對《立法法》一知半解，分不清法律主次，更談不上，“下位法”要服從“上位法”的原則。涉案的法院領導與上級部門沒有履行監督把關好。其次，檢察機關是守住公平正義最后一道防線，最后一道關口的把關人，肩扛偉大時代賦予的使命，可是，兩級檢察院沒有履行人民賦予的監督職能。其中廣州市人民檢察院不加思索抄襲一審法院判決書原文，以錯抄錯，根本不看當事人申請監督內容；廣東省檢察院《不支持監督決定書》更離譜了，復查結果沒有說明理由與法律依據，相當于法律是省檢察院說了算。該案所涉及的三級法院、兩級檢察院，涉及的法官與檢察官共幾十人對法律本質認識的嚴重偏差，更談不上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公平公正判決，不排除涉案的法官與檢察官在工作上的疏忽與失誤，作為法院與檢察院領導們也不可推卸領導責任。另外，據記者了解到，因兩當事人婚姻登記之前有共同子女與財產，兩當事人通過離婚訴訟手段來確認前段婚姻關系【案號：（2020）粵0113民初22633號】、【案號：（2021）粵01民終11217號】，兩夫妻同床26年，不是感情破裂，兩人共同離婚念頭，真是天下奇聞，通過離婚財產分割與子女之前法院必須其婚姻關系確認,兩夫妻也是被迫走投無路的決定。本離婚案兩級法院判決內容：鄒國珠、陳國珍要求確認雙方婚姻關系溯及自1997年成立，對此生效裁文書【案號：（2019）粵0113民初6178號）】、【案號：（2020）粵01民終5142號】已作詳細認定和闡述，本案不再贅述。可見，一個案件錯判，會牽連后續相關個案件錯判,令人擔憂的是，所牽涉的法官與檢察官幾十個人都是不懂“下位法服從上位法”的原則，那牢記歷史使命和人民重托的公平正義如何體現呢？

筆者了解，在婚姻登記中，男女雙方只要首次登記時，不管填初次登記表格還是補辦登記表格，最后的結婚證字號都一樣的，結婚證簿本都是“J”開頭。以上所述的《人民法院報》的“指導案例”，該兩人是第二次領證，從“下位法”《婚姻登記規范條例》來分析，也不屬“補辦登記”的《結婚證》，應屬二次領證的“補發《結婚證》”的“BJ”范疇，但從“上位法”《婚姻法》性質與效力來看，不管哪一次領證，只要有領到《結婚證》，且要有符合結婚要件，婚姻關系的效力從雙方均符合婚姻法所規定的結婚的實質要件時起算。對比兩案件都聚焦在婚姻登記時所填寫的聲明表格，廣東法院認為沒有填寫補辦表格聲明即為首次領證，對陳國珍與鄒國珠的婚姻效力追溯不予支持（以規代法）。而作為具有一定影響力的《人民法院報》指導案例來看，海南法院以客觀事實婚姻出發，認為，主要看男女雙方在辦理登記手續之前是否是以夫妻名義同居、符合婚姻實質要件，至于在婚姻登記機關進行何種類型的結婚登記，不管男女辦理登記時是填何種表格，系行政機關管理方面的瑕疵，僅僅是程序要件，對實際影響不大，也就是說，下位法必須服從上位法，符合《立法法》的本意。

記者從廣州市番禺人民法院對鄒國珠與被告樊女士（陳國珍情人）、陳國珍贈與合同糾紛一案的判決書上發現：基于不正當關系獲得贈予財產的行為違背了社會公序良俗，在法律上不被認可，在道德上，更不被大家認可。一、二審法院沒有支持鄒國珠和陳國珍在2013年2月25日補辦結婚證之前，即1997年雙方舉行的婚禮后生育二孩至2013年補辦結婚證期間的事實婚姻。但筆者查詢：早在2001年12月24日頒布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一）》第四條規定：“男女雙方根據婚姻法第八條規定補辦結婚登記的，婚姻關系的效力從雙方均符合婚姻法所規定的結婚的實質要件時起算”。又根據最新法《民法典》在2020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民法典-婚姻家庭編的解釋（1）71第六條》：男女雙方依據《民法典》第一千零四十九條規定補辦結婚登記的，婚姻關系的效力從雙方均符合民法典所規定的結婚的實質要件時起算。所以，原法律與新法律都有明確規定了婚姻關系的追溯效力，只是雙方爭意在婚姻登記機關的填寫表格的問題，實際上追溯“國家法律”與“行政法規”屬性（從屬與被從屬，包含與被包含關系）區別與產生性質效力出現較大的偏差與誤解，也就是說，廣東法官沒有用到《立法法》的后果，《立法法》明確規定：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規章。上位階法律行使對下位階法律的改變或撤銷權。所以，導致三級司法部門均用錯誤觀點裁定，嚴重傷害鄒國珠的合法權益，引起全社會司法部門敲響警鐘與輿論媒體熱點關注。

記者認為，按照 《民法典》規定，鄒國珠與陳國珍雖然在2013年補辦了結婚登記，并取得第一次《結婚證》，參考上述《人民法院報》指導觀點：判斷婚姻關系的成立，主要看當事人在辦理登記手續之前是否是以夫妻名義同居、符合婚姻實質要件，至于在婚姻登記機關進行何種類型的結婚登記，僅僅是程序要件，對實際影響不大。因為《婚姻法》是一部法律適用全民性所有群體，具有強制性（全民通用），屬《立法法》的“上位法”，而《結婚登記條例》是行政法規，只適用行政管理人員操作規范（部分適用），屬《立法法》的“下位法”，所以，“下位法”必須服從“上位法”，綜上，不管男女辦理登記時是填何種表格，系行政機關管理方面的瑕疵（下位法），并不影響《婚姻法》法律的性質及效力（上位法）。對此，關于鄒國珠與被告樊女士、陳國珍贈與合同糾紛一案，輿論媒體將予以繼續關注并跟蹤報道。

（陳青瑜 劉東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