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斌 | 鄭和下西洋：張愛玲未曾完成的小說

“我想去東南亞”

鄭和下西洋的故事，幾百年來引起了人們無數的遐想。在中國， 甚至在東南亞，相關的小說、演義、故事和傳說層出不窮。1940 年代在上海成名的張愛玲，以擅長寫新時代中舊家族青年男女的都市愛情與婚姻而著名。誰能想到，這樣一位刻畫摩登愛情的作家，居然曾經想寫一部以鄭和下西洋為主題的小說。

實際上，所謂南洋，也就是現在的東南亞，這個鄭和下西洋的必 經之地和目的地之一，幾乎從張愛玲開始創作小說之際，便如山頂的白霧，時時縈繞在她的心頭。1961 年，張愛玲對在香港的好友宋淇、鄺文美伉儷說，“我想去東南亞”。但張愛玲終究沒有去東南亞。事實上，她從來沒有去過東南亞，或者是“東南亞”這個名稱出現之前的南洋。終其一生，張愛玲從沒有到過南洋；可是，在她的筆下，南洋隨時隨處可見，有時南洋人物（華僑）還是其中的主角。身在上海的張愛玲，究竟是為什么向往南洋，又是如何想象南洋、敘說南洋的呢？

“希望能有機會去看看”

1961 年，身居美國的張愛玲對在香港的好友鄺文美說，她想去東南亞看看。這封寫于 1961 年 9 月 12 日的信上寫道：“想在下月初一個人到香港來，一來是因為長途編劇不方便，和 Stephen 當面講比較省力，二來有兩支想寫的故事背景在東南亞，沒見過沒法寫，在香港住個一年光景，希望能有機會去看看。”Stephen 就是鄺文美的先生宋淇。宋淇夫婦是張愛玲下半生最親密的好友，這從她的遺囑中便可得知。1992 年 2 月 14 日，張愛玲在遺囑中說：“我去世后，我將我擁有的所有一切都留給宋淇夫婦。”

那么，張愛玲準備寫的故事是什么呢？以筆者的理解，應該是鄭和下西洋的故事。宋淇的兒子宋以朗在整理父母和張愛玲的通信時，便談到張愛玲想寫而出于種種原因未能完成的作品。他說：“上世紀六十年代，張愛玲曾在信中說，想寫一本關于三保太監鄭和下西洋的書。我父母便給她找了一本有關鄭和的小冊子。到一九六三年，她突然說：‘鄭和故事經考慮后決定放棄，所以那本書你們以后不要寄給我。’但這本小冊子終歸是寄出去了。”宋以朗補充說：“張愛玲構思這種題材，打破了我們一般對她的想象。如果她寫出來，應該會很有意思。但她最后還是放棄了這部書，至少不會用英文寫，她在信中說：‘鄭和小說因為沒有英美人（至少歐洲人）做主角之一，我認為美國讀者不會有興趣的，短的歷史小說沒處登，長的又工程浩大，不值一試。’”

從宋以朗介紹的其他張愛玲未完成的作品看，除了鄭和下西洋， 幾乎沒有以東南亞為背景的。可張愛玲說的是兩篇東南亞背景的小說。那么，另一篇是什么呢？筆者覺得除了鄭和之外的另一篇，可能是以蘇青和她小叔為背景的故事。1957 年，張愛玲給宋淇夫婦的信中說：“我想把蘇青與她小叔的故事搬到目前的香港，寫一個長篇 Aroma Port，不過暫時不打算寫。”Aroma Port 直譯過來就是“香港”，可是張愛玲最終也沒有寫。

這是 1961 年，這一年張愛玲提到了東南亞。十年之后的 1971 年， 張愛玲和水晶見面時又談起了“南洋的事”，并向水晶詢問各種有趣 的當地風俗，這說明她對南洋和東南亞一直保持著興趣。水晶回憶道：“此外她又開了一罐糖腌蕃石榴，因為知道我在南洋待過，可能喜歡熱帶風味的水果”；“談話的鋒頭一轉，她問起我南洋的事來，問起獵 頭族（Dayak）的生活情形。她對于這一種原始民族的風俗，非常有興趣。她聽我談起住在‘長屋’（long house）的達雅人，竹編的地板，從裂縫里望得見下面凹坑里，堆積的垃圾、人矢及動物遺糞；以及甘榜Kampong 里逐水而居的馬來人……神情專注，像是稚拙的小孩。她說喜歡閱讀一些記錄性的書籍，用英文說，便是 documentaries，像是史前時代的人類史”。

其實，早在 1950 年代張愛玲就注意到了東南亞。1955 年，張愛玲在寫給胡適的信中說：“最初我也就是因為《秧歌》故事太平淡，不合我國讀者的口味——尤其是東南亞的讀者——所以發奮要用英文寫它”；“還有一本《赤地之戀》，是在《秧歌》以后寫的。因為要顧到東南亞一般讀者的興味，自己很不滿意”。所謂東南亞的讀者，指的當然是可以閱讀中文的華人華僑；可見，張愛玲在創作時，對于南洋華僑這群讀者的興趣非常關注。

想寫鄭和下西洋的小說，所以張愛玲想到東南亞去看看，可是最終她放棄了這篇小說。到過香港和臺灣的張愛玲終究沒有機會前去東南亞看看，但南洋卻不時閃現于她的筆下。最著名者，莫過于《紅玫瑰與白玫瑰》以及《傾城之戀》。

“一個‘蕊’字零零落落，索性成了三個字”

這是張愛玲小說《紅玫瑰與白玫瑰》中的一個場景：振保看到出身南洋的女主人王嬌蕊寫下自己名字的時候，不由得噗呲笑了。

在這部小說中，華僑女生王嬌蕊是紅玫瑰，她皮膚黝黑，身材起伏，敢愛敢恨，不久便和前來租房的振保陷入熱戀。最終，振保退卻了。振保最終選擇的妻子是“身家清白”的孟煙鸝，也就是白玫瑰， 她“細高身量，一直線下去”，給人的“第一印象是籠統的白”，結婚后漸漸“變成一個很乏味的婦人”。吊詭的是，振保萬萬沒有想到，乏味的妻子卻與裁縫有私。

雖然是小說，可是，當水晶夜訪張愛玲談到《紅玫瑰與白玫瑰》時，“《傳奇》里的人物和故事，差不多都‘各有其本’的，也就是她所謂的 documentaries”；“她很抱歉地說，寫完了這篇故事，覺得很對不起佟振保和白玫瑰，這二人她都見過，而紅玫瑰只是聽說過”。張愛玲又說：“《紅玫瑰與白玫瑰》中男主角是我母親的朋友，事情是他自己講給母親和姑姑聽的，那時我還小，他以為我不懂，哪知道我聽過就全記住了。寫出來后他也看見的，大概很氣——只能怪他自己講。”

紅玫瑰和白玫瑰都有著強烈的象征和隱喻。與中國傳統女性相比， 來自南洋的華僑女性受到了東南亞傳統的影響，即東南亞的女性社會地位相對較高，在政治、經濟和家庭中承擔著重要乃至突出的責任， 同時也享受著相應的權利。而傳統中國的女性卻深深地籠罩在父權的桐油大傘下面，既看不到面容，甚至也看不到陽光下的投影。

張愛玲自幼生長在破碎的父權大家庭，一生沒有安全感。她曾經反抗過一事無成沉醉于鴉片的父親，投奔到同樣反抗父權制度的母親那里；可是她又因為得不到期望的母愛而焦慮和抱怨。當她自己在傳統的父權制度下掙扎、反抗的時候，卻無意識地把父權的陰影投射到華僑女生的身上。家學深厚的張愛玲在上海的圣瑪麗婭女子中學學習， 英文很好。作為中西教育培養出來的文化精英，她常帶著諷刺和嘲弄的口吻來評說南洋（馬來亞）和僑生。

振保詫異于紅玫瑰把“蕊”寫成了三個字，這恐怕不是空穴來風， 而是張愛玲對于華僑同學中文的印象。當年香港跑馬地墓園柴扉式的大門口就掛著一副綠泥黃木的對聯，上面寫著“此日吾軀歸故土，他朝君體亦相同”。這股對聯就是張愛玲所謂的華僑口吻。《紅玫瑰與白玫瑰》中，王士洪評論紅玫瑰的名字時說：“你們那些華僑，取出名字來，實在欠大方。”張愛玲則諷刺馬來亞文明說：“馬來亞是在蒸悶得野蠻的底子上蓋一層小家氣的文明，像一床太小的花洋布棉被，蓋住了頭，蓋不住腳。”她又嘲弄華僑女同學的口音，說：“她們的話不好懂，馬來亞口音又重，而且開口閉口‘Man’，倒像西印度群島的土著，等于稱對方‘老兄’。”她還調侃其中的一個女同學月女，說：“她的空虛是像一間空關著的，出了霉蟲的白粉小房間，而且是陰天的小旅館—— 華僑在思想上是無家可歸的，頭腦簡單的人活在一個并不簡單的世界里，沒有北京，沒有傳統，所以也沒有跳舞。月女她倒是會跳交際舞的，可是她只肯同父親同哥哥跳。”

沒有北京，也就是脫離了帝國權力的管轄；沒有傳統，也就是不曾受到禮教的浸潤；沒有跳舞，也就是沒有經歷西方（現代）的誘惑， 保持著原始的自然。非中非西，非傳統非現代，這似乎就是夾在中西 之間作為第三者存在的南洋。因此，對于紅玫瑰的刻畫，張愛玲的筆端明顯采用了從高處鳥瞰的視覺，帶著從北京審視邊緣的口吻。

“他們華僑，中國人的壞處也有，外國人的壞處也有”

張愛玲筆下的“那些華僑”，背井離鄉，拋家棄子，離開了父母之邦，乘船歷經海上的風浪，輾轉抵達被海洋包圍的東南亞。這些華僑是作為大中華邊緣的他者出現，是作為“我們”的對照而展現。正如《傾城之戀》的主角、來自馬來亞的華僑范柳原自稱：“我的確不能算一個真正的中國人，直到最近幾年才漸漸地中國化起來。”這樣，華僑和“真正的中國人”是分割并立的，是他者。所以，一點也不奇怪，“他們華僑”這個稱謂反復在《紅玫瑰與白玫瑰》中出現，如以下的一段對話：

士洪笑道：“你不知道他們華僑——”才說了一半，被嬌蕊打了一下道：“又是‘他們華僑’！不許你叫我‘他們’！”士洪繼續說下去道：“他們華僑，中國人的壞處也有，外國人的壞處也有。”

“他們華僑，中國人的壞處也有，外國人的壞處也有。”雖是戲言， 何嘗不是大眾的印象呢？從外形上看，華僑又瘦又黑，如張愛玲所言， 比中國人黑，比印度人瘦；而華僑女性則身材玲瓏，嘴唇飽滿，充滿了和傳統中國審美大不一樣的性感和肉欲；從物質上看，華僑很有錢， 正如俗語所說：南洋伯，沒有一千也有八百；所以無論是范柳原還是其他僑商，都是“星洲富豪”；從文化和教育上看，華僑沒有文化，言辭帶有“華僑口吻”；從男女關系上看，華僑比較隨意，所以才有紅玫瑰的兩次與租客有私情；而“馬來亞男孩子最壞了，都會嫖”。

無獨有偶，張愛玲的南洋，和當時許多作家的作品也是吻合的。丁玲成名之作《莎菲女士的日記》里的男主人公凌吉士，就是“一個十足的南洋人”，有個做橡膠生意的父親。錢鍾書的《圍城》開頭就花了許多筆墨來描述歐洲學醫回來的混血兒鮑小姐。鮑小姐皮膚“暗而不黑”，“只穿緋霞色抹胸，海藍色貼肉短褲，漏空白皮鞋里露出涂紅的指甲”；她“纖腰一束，正合《天方夜譚》里阿拉伯詩人所歌頌的美人條件：‘身圍瘦，后部重，站立的時候沉得腰肢酸痛。’長睫毛上一雙欲眠似醉、含笑、帶夢的大眼睛，圓滿的上嘴唇好像鼓著在跟愛人使性子”。這分明是一個活脫脫的紅玫瑰。同樣留學歸國的蘇小姐卻似白玫瑰，她的“皮膚在東方人里，要算得白，可惜這白色不頂新鮮，帶些干滯。她去掉了黑眼鏡，眉清目秀，只是嘴唇嫌薄，擦了口紅還不夠豐厚。假使她從帆布躺椅上站起來，會見得身段瘦削，也許輪廓的線條太硬，像方頭鋼筆劃成的”。白皙，單薄，瘦削，硬線條，這難道不是活生生的振保的妻子孟煙鸝嗎？

錢鍾書和張愛玲的筆，刀鋒銳利，入肉不知，而后卻讓人感覺到一絲絲的刺痛，痛徹心扉，卻叫不出聲來。錢鍾書寫鮑小姐的混血出身，其實就是張愛玲的“他們華僑”的隱喻：混血的結果便是“中國人的壞處也有，外國人的壞處也有”。他倆還不約而同地突出了華僑女生學醫的背景，更加令人推測，這究竟是當時的實情，還是兩位不露痕跡的嘲諷？

另一方面，艷羨與嘲諷同在。華僑是新興產業的象征，是南洋的橡膠園、錫礦和跨地區商業在上海的展現。提到南洋和華僑，人們不由地帶著一兩絲若有若無的妒忌和艷羨。

“都是我那班同學太闊的緣故”

范柳原自稱“我的確不能算一個真正的中國人”，這是對文化他者——“他們華僑”——作的注解；不過，此處的范柳原還象征了華僑的另一個呈現，那就是新興的海外商機及其帶來的財富。

范柳原“今年三十二歲，父母雙亡，”他的“父親是一個著名的華僑，有不少的產業分布在錫蘭馬來西亞等處”。不僅在南洋的產業和 生意代表著財富，連和南洋的商業聯系，也是上海（也就是近代中國） 財富的來源，所以紅玫瑰的丈夫王士洪就跟前來租房的老同學振保說：“前些時沒來得及同你說，明兒我就要出門了，有點事要到新加坡去一趟。”這在張愛玲的電影劇本《情場如戰場》中也是如此。

正因為如此，張愛玲曾經感嘆，生活并不拮據的她，卻時常有想象中的窘迫。她對姑姑說：“其實我在香港的時候也不至于窘到那樣，都是我那班同學太闊的緣故。”她的僑生同學，包括茹璧，她“是汪精衛的侄女”；當然還有橡膠大王們的子女。張愛玲回憶道：“這橡膠大王子女進的學校里，只有她沒有自來水筆，總是一瓶墨水帶來帶去，非常觸目。”她又回憶道：“在香港，我們初得到開戰的消息的時候，宿舍里的一個女同學發起急來，道：‘怎么辦呢？沒有適當的衣服穿！”“她是有錢的華僑，對于社交上的不同的場合需要不同的行頭，從水上跳舞會到隆重的晚餐，都有充分的準備，但是她沒想到打仗。”華僑同學的富裕，使得端著墨水瓶去上課的張愛玲感到自己的相對貧困，帶著一絲妒忌的尷尬從那時起就在她過于敏感的內心深處播種發芽，多少年后都沒有消逝。

張愛玲塑造的南洋和華僑可以概括為上述方式，但也并非完全如此。看似風流成性的嬌蕊，帶著孩子去看牙醫，在公交車上和振保偶遇，面對振保冷笑和諷刺“你碰到的無非是男人”，她并不生氣，反而說了一句頗有哲理的話：“是的，年紀輕，長得好看的時候，大約無論到社會上做什么事，碰到的總是男人。可是到后來，除了男人之外總還有別的……總還有別的……”

別的是什么呢？自然是愛。紅玫瑰這段話揭示了她成長后對于男女關系本質的把握，令人心酸和感動。而華僑女生如蘇雷珈在香港戰火中的表現和成長，也令張愛玲感佩。“蘇雷珈是馬來半島一個偏僻小鎮的西施，瘦小，棕黑皮膚，睡沉沉的眼睛與微微外露的白牙。像一般受過修道院教育的女孩子，她是天真得可恥。她選了醫科，醫科要解剖人體，被解剖的尸體穿衣服不穿？蘇雷珈曾經顧慮到這一層，向人打聽過。這笑話在學校里早出了名。”可是，在日軍的炸彈下，“蘇雷珈加入防御工作，在紅十字會分所充當臨時看護”，她和男護士“一起吃苦，擔風險，開玩笑，她漸漸慣了，話也多了，人也干練了。戰爭對于她是很難得的教育”。

同樣，馬來亞的自然，一方面象征著野蠻與落后；另一方面，也是現代人渴望的自然與純樸。在《傾城之戀》中，范柳原對流蘇說：“我陪你到馬來亞去。”流蘇問：“做什么？”范柳原道：“回到自然；我又想把你帶到馬來亞，到原始人的森林里去。”馬來亞，馬來亞的森林， 無疑代表著南洋那種原始自然的狀態，沒有像范柳原裝的假，也沒有流蘇和她周圍家人的耍心眼。

“二嬸坐著難民船到印度去了”

張愛玲關于南洋的書寫，既有她本人的觀念，也不完全等同于她 本人的觀念；而張愛玲書寫的南洋和南洋人物的巨大生命力，更加反映了張記南洋印象廣泛的社會基礎，令人不得不琢磨其知識產生的社會和心理背景。張愛玲前半生最親密的好友炎櫻就是斯里蘭卡和天津的混血兒，是其兩次婚姻的見證人，她或許帶給了張愛玲一些間接的熱帶知識。香港大學僑生則是張愛玲南洋構建的一個直接來源，而直接能向張愛玲分享南洋印象的無疑是她的母親黃素瓊，張愛玲則稱她為“二嬸”，因為張愛玲從小過繼給大伯家，所以反而叫父母為二叔、二嬸。

黃素瓊后來改名叫逸梵（Yvonne）。她裹著小腳，拋夫別子，陪著小姑子留學歐洲。在歐洲，她畫油畫，因而認識徐悲鴻、蔣碧薇夫婦；一雙小腳既在阿爾卑斯山滑過雪，也在地中海游過泳；她幾次路過新加坡，也曾到過爪哇，因為“她有個爪哇女朋友一定要她去玩，所以彎到東南亞去了一趟”；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她去了新馬（新加坡和馬來亞），曾經打算加工新馬的皮毛做生意；她有個男友，“英國商人，比她年青，高個子”，“仿佛聽說在星加坡”；日本入侵時，“勞以德打死了，死在星加坡海灘上”；隨后她坐著難民船去了印度，在印度擔任過尼赫魯兩個姐姐的秘書；“二戰”后，她回到了馬來亞，“1948 年她在馬來亞的一所僑校教了半年書”。實際上她是在吉隆坡坤成女中教書，和青年女同事邢廣生結交，不久就去了倫敦。1955 年至 1956 年， 馬來亞華校視學官王宓文和妻子丁儼來到倫敦，經邢廣生介紹，他們認識了黃素瓊，并有交往。王宓文夫婦的公子王賡武當時在劍橋念博士，曾隨父母一起拜訪過黃素瓊。

母親的南洋經歷，給張愛玲帶來了豐富多彩的南洋細節。榴蓮糕、咖喱、沙袋、巴里島的舞蹈、沙籠、柬埔寨的神殿和佛像以及馬來亞的森林，這些南洋景物時常在張愛玲的筆端涌現。她在《傾城之戀》中寫道：

吃完了飯，柳原舉起玻璃杯來將里面剩下的茶一飲而盡，高高的擎著那玻璃杯，只管向里看著。流蘇道：“有什么可看的，也讓我看看。”柳原道：“你迎著亮瞧瞧，里頭的景致使我想起馬來的森林。”杯里的殘茶向一邊傾過來，綠色的茶葉黏在玻璃上，橫斜有致，迎著光，看上去像一棵生生的芭蕉。底下堆積著的茶葉， 蟠結錯雜，就像沒膝的蔓草和蓬蒿。

這種栩栩如生的馬來森林的景色，非親見者不能形容。筆者很懷疑這是黃素瓊對張愛玲的描述，很可能出自黃素瓊之口。

因此，張愛玲的南洋印象和想象既有著宏觀的社會背景，也有著 個人的聯系。總而言之，那就是近代以來中國對于海外世界，特別是對隔海相望的南洋的開發。因為有了下南洋，所以才有了張愛玲筆下的紅玫瑰與范柳原。遺憾的是，張愛玲最終沒有完成鄭和下西洋的小說，給張粉留下了無限的遐想。筆者倒以為，這并不是件壞事。畢竟， 對于未曾下過南洋的張愛玲，這部小說的歷史感太濃了，她未必能夠把握住！

本文選自《人海之間：海洋亞洲中的中國與世界》（楊斌 著，北京貝貝特 |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3）。